《红楼梦》中的女子“诗教”

我们一讲“诗教”，首先想到的就是《诗经》教育。其实不仅仅是《诗经》，更不仅仅是小子、文士的专属教育，诗歌教育已历承千载，而女子的诗教更是在古代男权系统下奋力生长的生命力量。《红楼梦》是微观清代社会高门大族、市井百姓生活面貌的集大成之作，更是反映明清之际，女性诗歌教育的绝佳典范。从红楼女子的诗教，我们可以窥探出中国古代诗教在女性身上呈现出的零星光芒的绽放。

女性美德的培养一直是中国古代女子教育永恒不变的主题。晚明李贽“童心说”、公安三袁“性灵”说的盛行，使得明清时期女子教育观念处于矛盾之中，只有文化素养较高的家庭认为教女子识文断字有助于“见礼明透”，一些开明之士也从“由礼而通诗”的角度肯定女子研习诗文。红楼女儿们的诗歌教育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并体现出对于固有女性德性诗歌教育的反击，而此点也正是曹雪芹《红楼梦》之语的独特魅力所在。红楼女子有许多，身份不同，地位悬殊怎堪比附。但唯有在诗词面前，她们有了乐趣，有了美好，有了平等，有了尊严。元春未入宫前自幼系贾母教养，因贤孝才德，选入宫作女史，后“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贾府三春也都跟在老太太一处读书，“个个不错”，有自家专门的塾师；李纨在大观园里除了教姑娘们女红、读书就是女德；就连时常来“借住”的史湘云才学也是极佳的；黛玉在进贾府前，林如海就聘请过贾雨村为黛玉的私塾老师；宝钗父亲在时，也令其读书识字，较之乃兄竟高过十倍。同时，贾府的读书环境和读书氛围为女儿们提供了良好的诗教环境。此外，家庭戏曲演出的熏陶，也为她们接受文化教育提供了方便，尤其是《牡丹亭》《西厢记》等优秀戏曲中的曲词诗句，更能够感染人，形成艺术共鸣。这些均可见当时富贵人家女子的启蒙教育情况。

在大观园中，诗教更是无处不在。诗歌是她们的生活方式，也是趣味的学习模式。

大观园中五次结诗社，描写得最具特色的是前两次大型诗社活动：海棠诗社和菊花社，分别在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蘅芜苑夜拟菊花题”和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两回。海棠社这回写的是限韵诗，探春、宝钗、宝玉、黛玉、湘云各自做了《咏白海棠》的诗，其中宝钗第一，黛玉第二，宝玉押尾。菊花社这回，湘云主邀，宝钗出题（湘云补充），题目是《忆菊》《访菊》等十二个，各认一题或数题，走律，不限韵。林黛玉的《咏菊》《问菊》《菊梦》被评为十二首中的前三名，探春、湘云居次，宝玉再次落地。每逢节日庆祝更是要一番命题限韵写诗，评出个魁首来才好。这种结社做诗、联诗赛诗活动，是宝玉和女孩子们经常拿来闲遣时光的游戏，却有评有述，而宝玉虽也参与其中，诗却做得总是比较差，更体现出在中国古代，闺阁女子的诗词创作丝毫不逊色于男子。家庭成员之间的学习切磋，实际上就是诗歌创作中面向现实、互相启发、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自我教育过程，对女子诗教成长有着极大促进作用。

大观园的女子们在诗歌中吟咏生活，互相学习，也有所提高。即使是最普通的女孩子，如香菱，也习诗，而且颇有章法。香菱是有别于书香出身的大家闺秀，能够反映出社会生活中一个最为普通的女孩子对于诗歌学习的渴望。第四十八回中，黛玉教香菱作诗，黛玉认为香菱学诗应当先从王维五律学起，而后是杜甫七律、李白七绝，再者是陶渊明、阮籍、庾信等人，把“诗必盛唐以上”用来作为入门登堂的正确进路和最佳保障。黛玉认为作诗不是什么难事，不过起承转合，当承转两幅对子，平声对仄声，虚的对“虚”的，实的对“实”的。其终极创作原则是“若是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是使得的”。可见黛玉认为诗歌创作格局和意趣最为重要，“读诗不要挑浅近的，否则就学不来了”，作诗要“不以词害意”。在黛玉“不愤不启”“不俳不发”的教导下，香菱竟也悟出：“这些格调规矩竟是末事，只要词句新奇为上”。香菱能够在几日后便能够与黛玉交流，谈出这些体会，说明她对诗歌艺术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红楼女子因足不出户，其诗词创作往往多是景物情状的摹写与感慨。她们所做的诗多以古体、乐府诗为主，近体诗比较少。在诗歌风格上，除了宝钗的“含蓄浑厚”“温雅沉着”“沉着有身份”夺魁外，整体上都偏向阴柔。如黛玉的《葬花吟》《桃花行》《秋窗风雨夕》，黛玉、湘云的“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等。《红楼梦》中的女子作诗常引用化用唐人诗句。据王玉统计，《红楼梦》中涉及到女子直接引唐诗，宝钗5首6处，湘云4首5处，香菱5首，黛玉4首，迎春1首，可见红楼女子对唐诗的熟识程度。在诗歌化用上，如黛玉“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化自白居易《上阳白发人》“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探春“高情不入时人眼，拍手凭他笑路旁”，化用李白《襄阳歌》“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傍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和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儿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黄花插满头”之诗意；薛宝钗在《牙牌令》其四中的“水荇牵风翠带长”，引自杜甫《曲江对雨》：“林花着雨燕脂湿，水荇牵风翠带长。”而香菱虽是初学者，也可以看出她在“苦吟”中的进步，如《吟月三首》其一中的“野客添愁不忍观”暗用李白《静夜思》“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诗意。从引用化用诗歌中不难看出，只要是感兴寄情之作均在被使用范围之内。不仅是黛玉的《葬花吟》《桃花行》《秋窗风雨夕》，宝钗的《螃蟹诗》《咏海棠》《忆菊》《画菊》，湘云的《白海棠和韵二首》等也都无不彰显出女性温婉细腻的内心和高水平的审美鉴赏力。

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指出：“清代学术之盛，为前此所未有，妇女也得沾余泽。文学之盛，为前此所未有。”此时期女子教育的内容涉及广泛，女子的文学艺术教育也颇为兴盛，以接受诗词教育者最甚。其原因是女子比较感性，诗词的艺术魅力与女性自身的心理特性相契合。据统计，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一书中共收录了历代著作共四千多种，仅清朝一代就逾三千种之多。（赵冬玉、李健胜：《中国历代妇女生活掠影》，沈阳出版社2003年版）此外，专门收录清代妇女诗集的作品也有多部，如陈维寂所编的《妇人集》、冒丹书的《妇人集补》、许夔臣选辑《香咳集》和蔡殿齐所编的《国朝闺阁诗钞》等，均可看出清代女子文学作品，尤其诗词创作之盛。

红楼是明清女子诗教一隅。纵观明清之际，虽然正统礼教观念始终压抑着女子的才情与热情，但是思想进步的大家们，为女子读书而辩护，并亲自任闺塾师，使得越来越多的女子享有了受教育的权利，出现了大量以诗才彰显的女子，如有着“林下风者”之誉的黄媛介、江南才女吴藻、“才华绝世”的顾太清等。她们著作存世的背后，无疑是女子诗歌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