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中的女子『詩教』

我們一講『詩教』，首先想到的就是【詩經】教育。其實不僅僅是【詩經】，更不僅僅是小子、文士的專屬教育，詩歌教育已歷承千載，而女子的詩教更是在古代男權系統下奮力生長的生命力量。【紅樓夢】是微觀清代社會高門大族、市井百姓生活面貌的集大成之作，更是反映明清之際，女性詩歌教育的絕佳典範。從紅樓女子的詩教，我們可以窺探出中國古代詩教在女性身上呈現出的零星光芒的綻放。

女性美德的培養一直是中國古代女子教育永恆不變的主題。晚明李贄『童心說』、公安三袁『性靈』說的盛行，使得明清時期女子教育觀念處於矛盾之中，只有文化素養較高的家庭認為教女子識文斷字有助於『見禮明透』，一些開明之士也從『由禮而通詩』的角度肯定女子研習詩文。紅樓女兒們的詩歌教育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文化背景下產生，並體現出對於固有女性德性詩歌教育的反擊，而此點也正是曹雪芹【紅樓夢】之語的獨特魅力所在。紅樓女子有許多，身份不同，地位懸殊怎堪比附。但唯有在詩詞面前，她們有了樂趣，有了美好，有了平等，有了尊嚴。元春未入宮前自幼系賈母教養，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作女史，後『晉封為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賈府三春也都跟在老太太一處讀書，『個個不錯』，有自家專門的塾師；李紈在大觀園裏除了教姑娘們女紅、讀書就是女德；就連時常來『借住』的史湘雲才學也是極佳的；黛玉在進賈府前，林如海就聘請過賈雨村為黛玉的私塾老師；寶釵父親在時，也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過十倍。同時，賈府的讀書環境和讀書氛圍為女兒們提供了良好的詩教環境。此外，家庭戲曲演出的薰陶，也為她們接受文化教育提供了方便，尤其是【牡丹亭】【西廂記】等優秀戲曲中的曲詞詩句，更能夠感染人，形成藝術共鳴。這些均可見當時富貴人家女子的啟蒙教育情況。

在大觀園中，詩教更是無處不在。詩歌是她們的生活方式，也是趣味的學習模式。

大觀園中五次結詩社，描寫得最具特色的是前兩次大型詩社活動：海棠詩社和菊花社，分別在第三十七回『秋爽齋偶結海棠社，蘅蕪苑夜擬菊花題』和第三十八回『林瀟湘魁奪菊花詩，薛蘅蕪諷和螃蟹詠』兩回。海棠社這回寫的是限韻詩，探春、寶釵、寶玉、黛玉、湘雲各自做了【詠白海棠】的詩，其中寶釵第一，黛玉第二，寶玉押尾。菊花社這回，湘雲主邀，寶釵出題（湘雲補充），題目是【憶菊】【訪菊】等十二個，各認一題或數題，走律，不限韻。林黛玉的【詠菊】【問菊】【菊夢】被評為十二首中的前三名，探春、湘雲居次，寶玉再次落地。每逢節日慶祝更是要一番命題限韻寫詩，評出個魁首來才好。這種結社做詩、聯詩賽詩活動，是寶玉和女孩子們經常拿來閒遣時光的遊戲，卻有評有述，而寶玉雖也參與其中，詩卻做得總是比較差，更體現出在中國古代，閨閣女子的詩詞創作絲毫不遜色於男子。家庭成員之間的學習切磋，實際上就是詩歌創作中面向現實、互相啟發、取長補短、共同提高的自我教育過程，對女子詩教成長有着極大促進作用。

大觀園的女子們在詩歌中吟詠生活，互相學習，也有所提高。即使是最普通的女孩子，如香菱，也習詩，而且頗有章法。香菱是有別於書香出身的大家閨秀，能夠反映出社會生活中一個最為普通的女孩子對於詩歌學習的渴望。第四十八回中，黛玉教香菱作詩，黛玉認為香菱學詩應當先從王維五律學起，而後是杜甫七律、李白七絕，再者是陶淵明、阮籍、庾信等人，把『詩必盛唐以上』用來作為入門登堂的正確進路和最佳保障。黛玉認為作詩不是什麼難事，不過起承轉合，當承轉兩幅對子，平聲對仄聲，虛的對『虛』的，實的對『實』的。其終極創作原則是『若是有了奇句，連平仄虛實不對都是使得的』。可見黛玉認為詩歌創作格局和意趣最為重要，『讀詩不要挑淺近的，否則就學不來了』，作詩要『不以詞害意』。在黛玉『不憤不啟』『不俳不發』的教導下，香菱竟也悟出：『這些格調規矩竟是末事，只要詞句新奇為上』。香菱能夠在幾日後便能夠與黛玉交流，談出這些體會，說明她對詩歌藝術有了比較深入的認識和理解。

紅樓女子因足不出戶，其詩詞創作往往多是景物情狀的摹寫與感慨。她們所做的詩多以古體、樂府詩為主，近體詩比較少。在詩歌風格上，除了寶釵的『含蓄渾厚』『溫雅沉着』『沉着有身份』奪魁外，整體上都偏向陰柔。如黛玉的【葬花吟】【桃花行】【秋窗風雨夕】，黛玉、湘雲的『寒塘渡鶴影，冷月葬花魂』等。【紅樓夢】中的女子作詩常引用化用唐人詩句。據王玉統計，【紅樓夢】中涉及到女子直接引唐詩，寶釵5首6處，湘雲4首5處，香菱5首，黛玉4首，迎春1首，可見紅樓女子對唐詩的熟識程度。在詩歌化用上，如黛玉『青燈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溫』，化自白居易【上陽白髮人】『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探春『高情不入時人眼，拍手憑他笑路旁』，化用李白【襄陽歌】『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傍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公醉似泥』和陸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歸】『兒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黃花插滿頭』之詩意；薛寶釵在【牙牌令】其四中的『水荇牽風翠帶長』，引自杜甫【曲江對雨】：『林花着雨燕脂濕，水荇牽風翠帶長。』而香菱雖是初學者，也可以看出她在『苦吟』中的進步，如【吟月三首】其一中的『野客添愁不忍觀』暗用李白【靜夜思】『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詩意。從引用化用詩歌中不難看出，只要是感興寄情之作均在被使用範圍之內。不僅是黛玉的【葬花吟】【桃花行】【秋窗風雨夕】，寶釵的【螃蟹詩】【詠海棠】【憶菊】【畫菊】，湘雲的【白海棠和韻二首】等也都無不彰顯出女性溫婉細膩的內心和高水平的審美鑑賞力。

陳東原在【中國婦女生活史】中指出：『清代學術之盛，為前此所未有，婦女也得沾餘澤。文學之盛，為前此所未有。』此時期女子教育的內容涉及廣泛，女子的文學藝術教育也頗為興盛，以接受詩詞教育者最甚。其原因是女子比較感性，詩詞的藝術魅力與女性自身的心理特性相契合。據統計，胡文楷的【歷代婦女著作考】一書中共收錄了歷代著作共四千多種，僅清朝一代就逾三千種之多。（趙冬玉、李健勝：【中國歷代婦女生活掠影】，瀋陽出版社2003年版）此外，專門收錄清代婦女詩集的作品也有多部，如陳維寂所編的【婦人集】、冒丹書的【婦人集補】、許夔臣選輯【香咳集】和蔡殿齊所編的【國朝閨閣詩鈔】等，均可看出清代女子文學作品，尤其詩詞創作之盛。

紅樓是明清女子詩教一隅。縱觀明清之際，雖然正統禮教觀念始終壓抑着女子的才情與熱情，但是思想進步的大家們，為女子讀書而辯護，並親自任閨塾師，使得越來越多的女子享有了受教育的權利，出現了大量以詩才彰顯的女子，如有着『林下風者』之譽的黃媛介、江南才女吳藻、『才華絕世』的顧太清等。她們著作存世的背後，無疑是女子詩歌教育發展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