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文化认知

夏时期探索不仅仅是中国考古学的重大命题，更是中国历史学的重大问题。纵观夏文化探索学术史的冷热转折，有三方面的线索可稽：现代史学对上古史的取向、对待历史文本的态度、史料的释读方法。

一

现代史学对夏王朝或者夏文化的探索，在近10年来似乎成为考古学界的一个新生问题，甚至已经由夏代真实样态讨论，引申至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论构建等深层问题。实际上，这种看似考古学界内部的反思讨论，是与整个历史学界研究取向的转变相契合，甚至是略有些“迟缓”的反应。

自19世纪末以来，史学研究提倡“民史”和“群史”，这其中既有学术的考量，亦有当时政治的影响。实际上，所谓新史学兴起，对于传统政治史或经济史关注度的下降，并非真正对政治史关注度的下降，而是史学议题在不断拓展。同时，将以法国年鉴学派几代学者或新史学叙事转向的成就引入中国历史问题的尝试，较长时间内处在初步阶段，西方分析方法与中国传统史料之间的调适尚未完成，很难成功生发出基于中国史料的问题意识。具体到中国上古史，一方面，虽然100余年来有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这样的大发现和系统性的整理研究，但从整体上看，仍未能达到替代以东周至秦汉的历史著述编年与框架的地步。另一方面，三代考古学界孜孜以求、成果斐然，但也仍没有达到可以摆脱“以文献为基本立论前提”的研究样态。由于史料的缺乏，学术界目前无法将先秦史研究转向为“民史”和“小历史”研究。事实上，近十年来，传统的先秦史对于先秦社会的讨论逐渐减少，有学者甚至将其概括为“先秦史研究已逐渐让渡为新见文字材料的考据与释读”。这种总结，虽很偏颇，但的确指出了当前的先秦史研究重具体问题，而轻视整体格局的现状。同时，近年来部分青年学者，将新史学关注的性别、家庭等话题引入先秦史的整体研究，实际效果仍然是综述为多而框架式构建甚少。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之一，与其归因于学者的视野或者材料局限，毋宁说是在先秦史整体格局和阶段性的变化方面，分析工具与史料之间没有匹配出能够支撑上古时段历史样态宏观的构架所致。

在此背景下，中国先秦历史问题的研究与讨论，远未达到可以脱离历史文本记录而单独构建。具体到夏时期的研究，虽然夏王朝未被考古学发掘的同时期文字材料所证实，但也并非仅是“单线进化论”的阐释预设。既有的历史文本在兹，夏文化的探索，无论证实还是弥补，无论证伪还是重构，都必然是先秦史整体研究框架下，对早于殷墟阶段社会性质、社会发展阶段以及族群综合研究的总体性探索，是先秦史学科必须面对的研究课题，甚至也是全球史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东方世界王权兴起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中不可缺失的研究内容。

二

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虽然都期待同时期文字的出现，但其实不应将所有的希望寄托于夏文字的横空出世。一方面，甲骨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学科发现，是史料获取中的“小概率”事件。陶寺朱书陶文的发现，可以确信在文献史学编年体系内的夏时期，应当有文字存在，甚至有可能与殷墟甲骨文同属一种书写体系。但问题是，夏时期文字的载体、主要记录内容和对象，却可能与殷墟甲骨文及晚商西周的金文并不一样。换言之，夏时期的文字载体未必契刻于龟骨，而如果书于竹帛的话，在北方保存环境下，可能早已湮灭于地下。即便“地不爱宝”，未来有幸发现了早于殷墟的文字材料，若没有类似甲骨文的王世记录，同样无法证明。同样，期待发现王陵以证明夏王的存在，以目前考古认知推测也是强人所难。晚商以前，带墓道的大墓在中原地区高等级贵族墓中并未出现。在现有材料框架下，以修建是否带有墓道的墓葬，作为组织掌控人力、区分社会等级的方式，是殷墟新出现的社会现象。这似乎是商代晚期礼制构建和等级区分的一系列新尝试之一，可视为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变革现象，而非传承有序的制度或传统。晚商以前的王陵，规模可能不大，可能没有墓道等明确标示身份地位的特征。即使发现，也不易辨识，更不易与具体的王相对应。对于学者们寄予厚望的夏都探索，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如何从龙山晚期出现于中原腹心地带的数十座大小城邑中证明某处遗址是夏代的某处都邑，同样很有难度。可以说，不具备考古学训练的知识界，都习惯于以殷墟为样板和标准来要求或判断“夏墟”，这正是当前夏文化探索的论证逻辑悖论。

其实，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考古学家，都认可夏文化探索无法脱离考古材料。这不仅蕴含着对考古发现的憧憬，也必然寄托着将既有考古发现的诠释转化为历史记载话语系统的愿望。史料的扩充带来了学科范式的转移，但实现学科范式转移后不同史料与话语系统间的融合需要艰难探索。夏文化探索，要实现文献研判的范式转移，目前必须依赖于对考古发现的解释。换言之，先秦史框架体系研究无论离开了考古内证，还是离开了出土文献的话语背景分析，仅局限于任何一方的讨论，都只会是片面判断。夏文化认知的突破，必然需要二者的衔接。

在20世纪中叶以前，夏文化探索的重点是对文献的辨析；20世纪中叶以后，夏文化探索的重点，是对考古材料中孰夏孰商的辩论。本世纪以来，夏文化探索的重点，原有可能是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探索物质文化遗存对历史表述的方式和效力，凝练物质文化遗存对历史发展现状、社会样态的上古史研究理论，以寻找新的东方上古史研究路径。然而考古发现日新月异，在改变对夏时期社会发展程度的想象之外，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历史文本记载的再认知和两种史料的对接问题。

历史文本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东周以来对夏时期的文献记载，必有所本，而不能简单将之视为是周人为了某种政治或理想的伪造。上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田余庆到阎步克、胡宝国、邓小南、陈苏镇、辛德勇对秦汉以降政治史的再探索，正是在新史学勃兴、文化史和社会史不断拓宽历史研究视野的背景之下，对传统文献史料的再阐发。这些进展所关注的问题，非但不是老调重弹，而恰是中古社会的关键问题。离开了社会最上层的国家性质、族群差异和核心制度与政治决策问题，下层社会观察的展开实际上也是无法得到有效推进的。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国先秦史的框架性认识，无疑代表着对东方文明演进历程和国家、王朝形成过程的认识。在这个历史认知背景中，如何看待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晚期开始的“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正是夏文化研究的关键。中原中心的形成，离不开对社会最上层的国家性质、族群差异和核心制度与政治决策等问题的捕捉。

三

中原地区在公元前2千纪前后可能有两件事情是最为重要的——其一，是大规模的筑城高潮开始出现并确定了以二里头遗址为核心的数个早期国家城市网络核心区；其二，则是铜器出现、技术定型与生产水平的提高。这两件事情几乎同时起步，背后是中原地区稳定、发达的多元农业经济作为支撑。物质文化的巨变，是当时社会巨变的缩影。这个时代，既突破了此前更小地域的部族社会共同体样态，也与之后的“二里岗帝国”时代有所不同，是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这种社会阶段的独特性，学术界是广泛认可的。

但是，脱开考古学话语体系下“最早”的东方文明共同体的概括外，如何将之放置在文明社会的早期发展或早期国家进行讨论，以更广义的历史学话语表述体系进行阶段性的讨论，也随之成为新的问题。

二里头遗址及二里头文化崛起于中原腹地，作为具有较强辐射力的王权国家，东亚大陆首次出现了以高度发达和强力辐射为特征的核心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时期，这个新的有异于之前之后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称之为“夏时期”甚至于“夏王朝”，是可行的。从社会发展的阶段看，在部族社会之后，商王朝之前，存在一个被周代人称为“夏”的历史新阶段，是大概率事件。我们不应以小概率的文字、王陵、都城的性质确定与否，来无视大概率的社会历史发展变革。换言之，作为历史学语境下的夏文化研究，实际就是上古社会的阶段、族群和发展态势研究，因此夏文化恰恰是现代史学语境下的古代社会复原研究。

作为史学问题存在的夏文化研究，目前主要依赖于考古学的分析，但未来还有更大的探索空间。诸如早期文字与权力、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农业与动物驯化在早期国家中的支撑作用、产量、经营模式；早期贸易与赋税；技术与资源的控制、传播以及贵重物品的再分配；人群的流动与婚姻、家族形态；早期国家区域中心与周边聚落的控制关系、地方行政机构等问题都是当前夏文化研究的薄弱环节。甚至于，如何看待二里头文化在二里头遗址高度发达，而在其他遗址则乏善可陈这一考古现象，目前都缺乏深入细致的讨论。

开放型的新史学，不可能不是跨学科的。近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研究项目，整合研究资源，利用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去观察龙山时期到二里头时期的大变革样态。这方面现有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扎扎实实的成果，但很多议题还只是开了个头，或仍处于翘首期待新材料的阶段。站在既有文献史学的岸石之上，又有不断拓展的考古学新史料，只要不刻意放弃一端，伴随着学科的发展和史料的进一步扩充、新诠释体系的构建，一定能寻找到可行的路径，推动夏文化问题的探索与研究。

（作者：常怀颖，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