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上下於道德

談中國道路，離不開中國歷史。今天的中國，是昨天的中國合乎邏輯的發展。中國未來的走向，必須從既往中國的文化出發去認識。毋庸置疑，迄今爲止中華民族所走過的是和平發展的道路。中國人的這一選擇，核心原因是西周禮樂文明的確立。

中國在經歷了漫長的史前時代之後，從夏開始進入歷史時代，四百年之後，湯伐桀，殷取代夏。又六百年之後，牧野之戰，周取代殷。歷史的發展，似乎會以這種後朝替代前朝的模式，陳陳相因，王朝的性質則幾乎不變。但是，中國歷史的滾滾長河，在武王克商之後就出現了巨大轉折，以周公、召公爲代表的政府精英，及時總結歷史教訓，提出了德治的爲政理念，撥正了政體前進的船頭，奠定了中華文明走和平發展之路的基調，影響深遠。

道德是和平發展的『壓艙石』。一個偏處西方的『小邦周』能戰勝『大邦殷』，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文王之德，二是民心向背。文王德行高尚，雖尚未取得天下，而已能凝聚四方人心，令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正是文王集中體現了周人的道德傳統，伯夷、叔齊、太顛、閎夭、散宜生等名賢高士皆往歸之，深厚的民意基礎業已形成。武王克商，雖有自身的道德感召，亦離不開萬民的支持，武王東觀兵，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牧野之戰，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人皆踴躍追隨。

殷周革命，使周人深刻意識到國運繫於民心、民心不可違的道理，從而將民意與天意等同，『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書·皋陶謨】），『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書·泰誓】）。周人不僅確立了『民惟邦本』與『德治』的理念，而且希冀將其作爲精神資源永遠流傳。

武王克商後，營建東都洛邑，城竣，成王行將從豐遷往洛邑即新政，爲了周人的長治久安，召公對成王作了著名的訓誥，此即【尚書】中的【洛誥】篇。召公從總結歷史經驗的角度，談到了夏、殷兩朝滅亡的教訓。他說，『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夏、殷的前車之鑑，必須汲取；它們都曾經『服天命惟有曆年』，長期承受天命，享有漫長的國祚。但是，爲何都滅亡了？『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根本的原因是對道德沒有敬意，昏庸腐敗，暴虐無道。【尚書·無逸】說，祖甲以後諸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因而早早地墜落了自己秉承的天命。足見，暴政必亡。周人要想避免重蹈殷人的覆轍，『受天永命』，永遠享有天命，就必須『疾敬德』，迅速地樹立起敬德之心，如同文王『明德慎罰，不敢侮矜寡』。【詩·大雅·文王】中的『自求多福』一語，反映了周人已有將命運握在自己手中的人文覺醒。周公把道德看作是維護社會穩定的『壓艙石』，『至治馨香，感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由此提出『德治』的理念，這是思想領域裡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孔子繼承周公的德治思想，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治國之道，影響深遠，道德成爲舉國上下的文化信仰。其後，雖然經歷了春秋時期的天下大亂、戰國時期的七國爭霸，但思想界的主流聲音依然是要求和平統一。唯其如此，後世的政權就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走侵略、擴張之路。

周公制禮作樂是和平發展的制度保障。德是抽象的概念，不具備操作性，故除了標明政府執政理想之外，很難在社會中貫徹。周公制禮作樂，是將道德理性轉換成可以操作的行爲典章制度、行爲規範的體系，人人可以學習、操作、檢查，使道德能真正貫徹到社會的所有層面。

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評價周公製作說，『殷周之興亡，乃有德與無德之興亡』，乃是『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而其謀慮，『乃出於萬世治安之大計』；從此以後，國家『非徒政治之樞機，亦道德之樞機也』，『周之制度、典禮，乃道德之器械』，禮制是將德治落實到社會各層面的工具，其終極目標是，『納上下於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達到天下大治。

人人禮樂雙修，是和平發展的社會基礎。儒家光大了周公禮樂教化的理念，將精神追求引進人生與社會之中，『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樹立正確的價值觀與文化認同。要求從『天子諸侯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將道德修爲視作人生課題，概莫能外，以此樹立一代風氣。治國平天下的基礎在修身，『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大學】）。中國文化的核心，是人如何成爲君子，如何從生物學意義上的人成長爲道德理性意義上的完人。

儒家提出的禮樂修身之道，以『仁』爲核心，以孝親爲起點，樹立起愛心，然後推己及人，推廣到天下人，『博愛之謂仁』（【孝經】）。禮樂雙修，旨在涵養德性，變化氣質，具體而言，包括身與心兩大方面：禮以修身，使自己的言談舉止都合於道德理性的要求；樂以化心，使自己的心性和諧中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通過教育，樹立人的文化自尊，文化自覺，文化自律，內外兼修、彬彬然有君子之風。儒家教育是教人反求諸己的內斂的道路。這種君子教育，是維持國家可長治久安的『軟實力』，是走和平發展之路的社會基礎。可以說，由於儒家思想的浸潤，中國沒有挑起侵略擴張的文化土壤。

站在道德高地，反對不義之戰。任何社會都不可避免會發生戰爭，不同的學派、利益集團對戰爭有不同的認識與做法。儒家提倡仁愛，尊重個性差異，故可以『和而不同』，和平相處，主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以儒家對內反對暴政，抨擊『苛政猛於虎』；對外反對外來侵略，一旦祖國的和平環境受到威脅，人人都應該『執干戈以衛社稷』；即使是民族保衛戰，也反對濫殺無辜，宋代岳家軍以『殺一人如殺我父，淫一女如淫我母』爲軍中信條，便是明證。對關係不和洽的相鄰部落，不可動輒訴諸武力，而要以道德感染力吸引遠人歸附，【論語·季氏】孔子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朱熹【集注】：『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戰國時代，諸侯力政，戰爭頻起。如何結束戰亂，統一天下？當時有兩種截然相反的道路之爭，即所謂『王道』與『霸道』之爭。王道的主要內涵是『施仁政』，除輕徭薄賦之外，還包括『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使得『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孟子·離婁上】）。霸道主張以暴力征伐，『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上】）。

孟子繼承孔門學說，提倡仁義禮智，對戰爭的態度非常鮮明，一是反對武力征服，主張以德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孟子·公孫丑上】）。二是堅信道德的力量。梁襄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孟子說，『定於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最終平定天下者，必定是深得民心者，『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孟子·公孫丑下】）。孟子所持是積極的備戰立場，不挑起戰爭，但也不怕戰爭；只要牢固占據道德高地，贏得萬民擁戴，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孟子此論，廣爲流傳，深入人心。故在中國國土上，任何要想侵略擴張之人，都會受到輿論強烈譴責，難以得逞。

中國幅員遼闊，先哲早就考慮如何讓自己的學說具有普適意義，【禮記·祭義】說：『放諸東海而准，推而放諸西海而准，推而放諸南海而准，推而放諸北海而准。』後人所說『放諸四海而皆準』一語即出於此。數千年來，中華民族儘管歷經艱難險阻，但始終堅持和平發展的道路，並且越來越強大，引人自豪，發人深思。在未來的歲月里，不管環境有多險惡，中華民族將繼續練好內功，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我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中國文化的深刻內涵與遠見卓識。

（作者：彭林，系清華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