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禮樂文明需要什麼樣的儒學

中華文明被稱為禮樂文明，是因為禮樂在社會組織和道德教化中發揮了基礎作用。中華禮樂的建構是從周公制禮作樂開始的。據文獻記載，周公在西周立國之初就建立了分封、宗廟和同姓不婚三大制度，開啟了禮樂文明的建構過程。直到西周中葉，經百餘年努力，各種社會人生禮儀陸續建立，形成了包括朝覲、盟會、冊命、軍旅、祭祀、喪葬、射御、聘問、賓客、學校、選舉、婚嫁、冠笄等禮樂規則，使得禮樂制度覆蓋了政治、宗教、社會、人生的各個方面，將孔子所謂『先鬼而後禮』『尊而不親』的殷商祭祀禮儀，改造為周代『尊禮尚施』『近人而忠焉』的禮樂制度。

西周所形成的禮樂文明，正是催生儒家學說的母體和溫床。春秋時期的禮崩樂壞，促使孔子反思禮樂制度崩解的原因，從理論上總結禮樂文明的精神內核，從而創立了作為中華文化主流的儒家學派。沒有周公，則禮樂文明體系難以建立；沒有孔子，則禮樂文明的精神就難以大白於天下，而這正是何以唐代以前周孔並稱的原因所在。所以，若要認識周代禮樂文明的精神特質，當然要學習孔子思想；但從產生的次序而言，則是先有了禮樂文明，後有儒家學說。周制是孔子所心儀的文明形態，儒學則是孔子對於周禮的思想提煉。因此，禮樂制度才是儒學的社會存在之『體』，而數千年的中華歷史表明，儒家思想只有植根於禮樂文明的地基之上才能根深葉茂，煥發出勃勃生機。

孔子的儒學思想有兩個核心概念，即仁和禮。孔子關於仁有許多說法，最基本的是『仁者愛人』，將仁看作是人與人的相親相愛之情。子夏又說『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進一步將仁愛歸本於孝悌的倫理親情，進而開發出親親、仁民和愛物的道德發展次第。至於仁和禮的關係，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又說：『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這便指點出禮樂儀式的內在精神基礎，禮樂是以人的內在真誠情感為基礎的。沒有此種真情，禮樂就會蛻變為虛文而走向形式主義，進而喪失其化民成俗的功用，這正是春秋時期的文化困境。就此而言，說孔子攝禮歸仁是正確的，他揭示了禮樂文明的靈魂，並強調內在精神對於外在規範的優先性。但是，如果僅因此將孔學歸結為仁學，則未必合乎孔子本人的意思，因為他同時強調：『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這又分明是以禮為仁的前提，人若不能『克己復禮』，就不能『為仁』。孔子主張人的一切行為都應該納入到禮的規範之中，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似乎是擔心後人有可能忽視禮的實踐，【論語·鄉黨】篇詳細記錄了孔子日常生活中踐禮的言行舉止，使得夫子兩千年前文質彬彬的君子風範如在目前，讓我們看到真正的君子是如何通過日常工作對禮的踐行去落實仁的精神。這是提醒我們，離開了禮樂文明的軌道，我們將無從抵達仁者的境界。孔門弟子所作【郭店楚簡·語叢三】說：『愛，仁也。義以處之，禮行之也』，認為仁愛需要義來持守，需要禮來實行，若仁愛離開禮義將無從實現，這是對於孔子本人思想的客觀闡發。

如此說來，孔子攝禮歸仁，以仁為禮之內在基礎；同時又攝仁歸禮，以禮作為仁的實踐途徑。因此，在孔子那裡，仁與禮是互攝的。從心性角度而言，仁是禮的精神前提，禮樂規範應當歸本於仁；從實踐工夫而言，仁的達成又以禮為前提，禮是仁道的實踐途徑。所以，仁與禮是互為前提的，這從邏輯學上似乎是悖論，但儒學非古希臘邏格斯意義上的哲學，而是知行合一的工夫之學，所以仁禮互攝和相互成就，正是儒學作為實踐之學的特徵所在。

就其人生目標而言，孔子以周公為楷模，晚年慨嘆『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又自述其人生理想是『吾其為東周』。孔子創立儒家學派，總結禮樂文明的精神，並非僅僅滿足一種形而上學的理論愛好，而是為了通過揭示禮樂文明的精神，重振禮樂文明生機與活力。可見，儒學的創立根本上是重建禮樂文明的需要，復興周禮正是孔子一生的志業。

依據周孔之教所建立的禮樂文明，從文明存在形態上看，首先是一套系統完整的禮樂制度。牟鍾鑒先生曾經總結其思想內涵，認為它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為核心，以社稷、日月、山川等自然崇拜為翼羽，以其他多種崇拜為補充，形成相對穩固的郊社制度、宗廟制度和其他祭祀制度，成為傳統社會禮俗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維繫社會秩序和家族體系的精神力量，是慰藉中國人心靈的精神源泉，並認為不了解這一點，很難正確把握中華民族的性格特徵和文化特徵，亦很難認識很多外來文化在融合以後所具有的中國精神。

這就意味着，禮樂文明不僅是儒學產生的母體，而且是接納和融匯各種外來文化的母體。中華禮樂文明以天為最高神明，其他各種自然與社會要素均被整合到天命和天道信仰之下，因為儒家的仁義禮智信為內涵的天道和天理，是任何文化與信仰都不能否定且必然包括的。同時，儒家『敬鬼神而遠之』，強調和而不同，反對單方面的獨斷和強制，主張『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這便打開了與各種外來文化溝通融合的大門。禮樂文明的信仰結構本身，提供了一個巨大的文化內存空間，使得它足以涵融各種外來文化，這正是中華天下體系得以形成的關鍵所在。一旦禮樂文明體系本身被解構，涵融各種外來文化的母體被打破，它們便失去了和平共處和交流會通的思想文化平台，『諸神的和諧』也就被『諸神的戰爭』所代替，這也是近代以來中國文明變遷所特別應該汲取的經驗和教訓。

儒家是中華禮樂文明的主要闡釋者和代表學派，但近代以來發生了兩方面的顯著變化：一是儒家推行社會教化的禮樂制度，經過長期激進的反傳統而被摧毀，喪失了社會存在的根基；另一方面，儒家本身的思想形態也經歷了重要的義理轉向，以重建道德形而上學作為主要目標，努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思辨性，使得傳統儒學轉變為哲學，在大大提升儒學思辨能力的同時，也使得它離禮樂教化的社會基礎越來越遠。這兩個方面當然是相互聯繫和彼此詮釋的，儒家義理的哲學化其實是儒學在社會層面被否定和解構之後的必然選擇。現代新儒家試圖通過哲學轉型以接續儒家精神血脈的苦心孤詣也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但是，一旦脫離了與生活的聯繫，喪失了儒學思想藉以棲身的禮樂制度，儒家也就從一種以天下體系為特徵的文明形態，異變為一種只能滿足少數人形而上學思辨興趣的哲學理論，儒學本身也就喪失了其平治天下的恢宏精神追求，此種追求本來是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神魂所在。

儒學在新世紀面臨着一陽來復的歷史機遇，同時也面臨着巨大的挑戰，因為儒家在民間的教化體系被連根拔起，並且許多人至今依然將民間所剩無幾的禮樂殘餘等同於四舊，必欲將除之而後快。在這樣的背景下，禮樂文明重建的難度可想而知，這將註定是一個漫長艱難的歷程。當然，儒家禮樂本身也需要因時通變，向現代轉型，在此前提下，儒學能夠重返鄉村與社區，成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倫規範，進而重建儒學與生活的聯繫，將成為禮樂文明能否重建復興的關鍵所在。

（作者：趙法生，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