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者与大学传道

古代文学研究者作为人文学科的学者，既有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学者所共有的社会责任，更应体现出人文关怀。古代儒生无论作官还是居乡，无不以化民易俗为己任。韩愈《师说》首先强调“传道”，张载也讲“为往圣继绝学”，他们所指的“道”与“学”主要指儒家思想。当代对“道”的理解更宽泛，“道”不仅包含儒家之道，还包括古代其他各家的思想。虽然不同的人对“道”的理解存在差异，但不可否认“传道”是古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要任务。

然而，作为学者“传道”重要场所的大学，目前出现了诸多问题，表现在功利主义盛行、行政管理至上、重理工轻人文等方面。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中讲：“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大学如果失去了德育和美育而仅仅保留了智育，就成为职业培训场所。西方教育家所言，大学是思想交流的场所，是培育人的地方。如果大学随波逐流，大学丧失精神，大学也将丧失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因此，如何使大学恢复精神传统，学者如何“传道”，成为目前最为紧要的问题。古代文学研究者应该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这种责任。

所谓“传”，既包括传承，也有传播之意，二者同样重要。古代文学研究者通过深入研究、著书立说等形式，就是在继承并发展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他们通过各种讲座，向大众传播国学，也是在弘扬传统文化。瑞士学者荣格在《寻求灵魂的现代人》中说：“每个人都能高举着知识的火把前行，然而，每个人都只能举一段路，直到下一个人接过它。”（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年版，第56页）古代文学研究者广泛宣讲和著书立说就是在实践这种使命。

古代文学研究者著书立说与公开讲授相对容易，在工作与生活中倡导君子风范，比前二者更重要，也更有难度。人文学者多就职于高校，作为教书育人的场所，高校本应承担起“传道”的历史责任，但是，现实状况令人忧虑，高校与大学教师不断爆出负面新闻，从学术不端到领导腐败，从教师失德到学生伤害，使得一向被视为象牙塔的高校蒙羞。学者只知有职业角色，不知社会角色与文化角色。在这种背景之下，古代文学研究者弘扬君子品格，身体力行，以自己高尚的行为引导社会风气，显得格外有价值，并且有一种紧迫感。

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孔子所谓“君子”“小人”之分主要指的是地位，着眼于等级的差异，后来二者的区分逐步侧重于道德水平的不同。现代社会的公民享有平的的政治地位，但是道德水平的差异还是存在的，倡导君子之风，强调责任、重义、孝顺、诚信、谦让、节俭、宽容、同情弱者等品德，是传古代君子之道，对于引领社会风气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今年十月由《光明日报》与安徽省社科院主办了《君子文化的当代价值》学术研讨会，中心议题就是传统文化如何适应当代社会，如何体现君子文化在当今社会中的价值。

那么，古代文学研究者如何“传道”呢？

学者在校能够抵制功利主义、物质至上等不良倾向，为学生树立榜样，让校园保持一方净土。还可以走出书斋，参加贫困地区的支教活动，或者担任志愿者，参与到公益活动中去，做良好公民的表率，对于社会风气的净化也会起到一定作用。在高校工作的古代文学研究者，其一言一行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很有裨益。希望大学教师树立一种“传道”的责任感与自豪感，正如法国学者涂尔干所言，“世俗的教师可以并且应该具有这样一种情感，教师同样代表着高于他个人的一种伟大的道德实体：它就是社会。正如牧师是上帝的代言人一样，教师是他那时代和国家的崇高道德观念的解释者。”（《教育的性质和任务》）

古代文学研究者传道主要体现在教书育人方面。陈平原先生在《中国大学十讲·自序》中说：“在中国，争辩教育得失，不专属于教育家和教育史家，而是每个知识分子都必须承担的权利与义务。”目前社会上的功利主义影响到了大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重科研轻教学、重理工轻人文、管理行政化、重外表轻内涵。多数古代文学研究者具有教师的身份，针对这些问题，也大有可为。

教书育人是高校教师最重要的职责，“学生是有血有肉的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激发和引导他们的自我发展之路。”“一所大学的理想，不是知识，而是力量。大学的职责就是把一个孩子的知识转变为一个成人的力量。”（怀特海《教育的目的》）然而，目前在高校的管理体制之下，古代文学研究者都在进行著作论文的大比拼，只“授业”，不“传道”，只做学问，不思做人。教师承担着繁重的科研任务，教学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甚至连“授业”也被影响，更遑论育人。多数教师与学生的接触仅限于课堂，而且普遍缺乏交流。导致大学课堂只有知识的灌输，而没有情感的交流、人格的培养。

中国传统的教学并非如此。孔子与弟子多有交流，《论语》中记载了他们讨论志向、学习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既有群体问答，也有一对一的讲解。比如《公冶长》记载：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孔门师生畅谈志向，子路、颜回和孔子自己都发表了看法。《论语·先进》之《侍坐章》不仅有弟子的志向的展示，还有孔子的点评。孔子和子夏有多次单独交流，比如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孔子在和弟子对《诗经》的讨论中，得到了教学相长的效果。

古人强调言传身教，《论语·述而》记载：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朱熹注曰：“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几及，故疑其有隐，而不知圣人作、止、语、默无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晓之。”朱熹认为孔子的一言一行都是教育，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现代心理学实验证明，成人言行不一对孩子存在不利影响，孩子更容易学行为而非听从语言，身教的作用远远大于言传。

在现代新式教育盛行的背景下，古代书院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实际上，书院教育有着现代教育所缺乏的优势，就是将传道作为主要目标，体现在品格修养、自由教习与师生交流等方面。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强调为学、修身、处事、接物之要点，并重申了书院之宗旨，他说：“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晦庵集》卷七十四）学习的最终目的是明理修身，即“道”的传授，而不是满足于知识的积累与利禄声名的获取，这种精神正是当今教育所缺乏的。

面对大学重视知识传授，忽视人格培养的问题，笔者探索了一些解决办法。例如，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结合课程，经常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包括屈原的自杀有价值吗？人有权利自杀吗？如何评价儒家与纵横家的义利观？汉赋的功利目的与艺术性的关系如何？如何评价嵇康与阮籍不同的人生选择？陶渊明的当代价值等等。将古代文人与文学作品与现代社会结合，学习古代文学是为了解决当代人的问题，关注人的精神世界，而不是仅仅作为知识点而记忆。这样做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再如，师生共同讨论社会热点，包括大学生支教、疑罪从无、亲子关系、动物保护、国家公祭日与中日关系、考试与监考、舍友相处、兴趣与学习、投身西部开发、天赋与成才、裸婚等题目。这样的讨论既能引导学生关注社会，也能训练他们多角度看问题的思维习惯，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想要加强教师“传道”的效果，还要解决教育标准化的问题。使用一种模式、一个标准进行教育，学生的特长得不到充分发挥，教育的针对性不强，导致学生学习热情不高。杜威在《明日之学校》中说：“只要千篇一律地对待儿童，就不可能建立一个真正科学的教育学。”实际上这涉及到“传道”的方式，如果不能激发学生自身学习的动力，再好的课程也不会起到好的效果。因材施教是孔子教学方法的一大特色，也是目前教育所缺乏的。《雍也》记载，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朱熹注曰：“言教人者，当随其高下而告语之，则其言易入而无躐等之弊也。”并引张敬夫曰：“圣人之道，精粗虽无二致，但其施教，则必因其材而笃焉。”孔子根据学生的天资做针对性的教育，比如他讲授“仁”，对不同的学生用不同的表述，就是考虑到学生的领悟能力不一。孔子倡导中行，认为过犹不及。？同样的问题“闻斯行诸”，他对子路、冉有的回答完全不同，就是希望培养学生，达到中庸，即恰当的地步（《先进》）。这一点建立在他孔子充分了解学生的基础上，他知道子路与冉有的优点和缺点，也明了他们做人的底线，“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先进》）

我们倡导个性化教育，根据学生的天资、兴趣、目标，做针对性的教育，其前提是老师要了解学生。因此本科生导师制是一项值得推广的措施，笔者坚持每周与学生见面，讨论的问题包括读书、考研、辅修第二学位、宿舍人际、家庭贫困、感情苦恼等众多方面。希望达到三个方面并重：学业引导、心理关注、生活关心，真正发挥古代文学研究者在育人方面的作用，增强传道的效果。

希望我们的教育能够达到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境界：“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什么是教育》）或者换一种充满诗意的表达，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摇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希望古代文学研究者能够把大学作为传道的场所，把中华文化，乃至人类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

（山西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