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簡牘寫本的一點認識

    【編者按】　　

近百年來，由於大量古代寫本的出土，寫本學研究漸成顯學。中國文學在刻本普及之前的兩千多年間，寫本形態是其超越時空傳播的最重要方式。本期的三篇文章，從寫本學的研究對象和主要內容、簡牘寫本的主要特點、敦煌文學寫本與社會生活等方面進行了討論。

本期主編：王勝明（西華師範大學教授）

在印刷術產生之前，人類文明標誌之一的文字主要是用寫本的方式得以傳播的。如埃及的紙草文書、羊皮紙寫本，古印度的貝葉寫本等；在中國，則主要是簡帛寫本和紙寫本。簡牘寫本至少在殷商時期就已經存在了，帛書或許略後一些。簡牘寫本流行的同時，我們的祖先曾用龜甲和牛的肩胛骨作為載體，刻寫祭祀占卜等重大事件，也曾把重要的事情用文字鑄造在金屬器皿或雕刻在石頭上。但甲骨文主要是占卜祭祀之用，是人和神交流的載體；金文和石刻主要是功德紀念性質，與古代隆重神聖的祭祖有關。甲骨文、金文和石刻都不是用來進行社會交流的，所以，簡牘寫本才是我國最早、使用時間最長的寫本形式，如果從殷商後期算起，至少有1500年左右的歷史。東漢開始，簡本與紙本並用，到了東晉，簡牘遂退出歷史舞台，我國歷史進入紙寫本時期，直到北宋時期印刷術逐漸普及，成為文字傳播的主要方式。刻本時期，寫本繼續流行，甚至許多重要典籍、官府文書等都是寫本形式。至於古代留下的大量稿本、抄本、名人手札以及民間契約文書等，是古人手與心的悠然契合，是研究中華文化的重要資料。所以，方廣錩先生說，紙寫本研究的缺失，起碼使七百年學術文化之依託難明。加上簡牘寫本，則是兩千多年學術文化的依託。

寫本時期，人們製作寫本有兩個目的，一是典藏，二是供個人閱讀使用。官府收藏的經典文書，主要是為了典藏。民間流傳的寫本，主要是為了自用。典藏的寫本具有整體性和定本性質，比如五經，就是以整本書的形式典藏着。個人閱讀使用的寫本則體現着寫本製作者的愛好、個性和習慣。典藏寫本的製作者主要是祝和史，祝和史都是世襲的官職，具有神聖的職責，他們是文化的掌握者，也是典籍的守護者。個人自用寫本的製作者主要是士人或下層有文化者。近百年來，出土了大量從戰國至晉代的簡帛寫本，也出土了西元五世紀至十一世紀印刷術盛行之前的紙寫本，最為典型的就是敦煌吐魯番寫本。根據這些材料，並結合傳世文獻的記載，我們對簡牘寫本，尤其是個人所用寫本有以下認識。

第一，由於出土的簡繩大都朽爛，一個簡牘寫本（一卷）到底是由多少枚簡編聯而成，無法準確判斷。根據簡的長度，書寫的款式、字體等大致推測，官府文書要多一些，比如居延的『兵物冊』有77枚簡，出土時是卷在一起的（秦律規定，上報官府的簡不要超過百枚以上）。而民間流通的主要供閱讀的簡，以四五十枚簡編聯者最為常見。秦漢簡以經書簡最長，有二尺四寸，約56厘米。寫傳記或史札檔案之用的簡一般長一尺（約23厘米），每簡可以書寫40字左右，一個簡牘寫本可以抄1500到3500字者最多。我們看傳世本先秦子書，【老子】上下篇，用兩個寫本抄錄，每篇2500字左右。【孟子】七篇，每篇分上下，則每篇平均近3000字。一個簡牘寫本可以抄一篇文章，也可以抄幾篇較短的文章。余嘉錫先生【古書通例】論及『古書單篇別行之例』，正是寫本時期的普遍現象。即使是官方典籍，在民間流傳的，往往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如【詩經】文本，傳世本中【雅】【頌】是十篇為一組，一組就是一個寫本（一卷）。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詩經】簡，【風】詩也是十篇為一組，如『衛十扁（篇）』『秦十扁（篇）』『陳十扁（篇）等。民間流傳者可能與官府本的寫本不一致，比如【詩經】有不少『組詩』，就是當時流傳的『一個寫本』遺留的痕跡。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看到的大多是單個寫本。如屈原的【離騷】【天問】【招魂】【哀郢】，韓非子的【說難】【孤憤】，賈誼的【吊屈原賦】【服鳥賦】，司馬相如的【上林賦】等都是單篇流傳。至於劉向受詔整理圖書，就是把官府收藏的寫本和民間流傳的寫本匯合整理，編為適合於『中秘』典藏的圖書。

個人自用的寫本最當注意者是一個寫本抄數篇文章。這數篇文章，可能在內容上屬於同類，也可能關係不密切，寫本製作者為了某種用途而匯抄在一體。比如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根據竹簡字體款式判斷，【子羔】【孔子詩論】【魯邦大旱】三篇為一個寫本，而這一個寫本有一個總題目【子羔】。有學者說這是毫無關係的三篇文章，其實它們抄在一個寫本上，有一個共同的題目，是寫本製作者認為這三篇關係密切。我們初步判斷，【子羔】記載孔子對古史的看法，【孔子論詩】是孔子對詩的認識，而【魯邦大旱】則是孔子對鬼神的認識。此寫本的製作者一定是一位大儒。這種情況在傳世文獻中也不少見。如【韓非子】有【存韓】篇，就是由韓非的上秦王書和李斯的上秦王書、李斯的上韓王書三篇文章構成的，而其總的題目叫【存韓】，只概括第一篇的意思。【莊子】的【天下篇】包括了【天下】和【惠施】兩篇文章，【盜跖】也包括【盜跖】和【子張】兩篇文章。由於這兩篇在早期的寫本中已經混入【天下】和【盜跖】篇，以致後世學者認為已經散佚。【荀子】中這種情況更多，楊樹達先生【古書疑義舉例續補】的【文中有標題例】一節，集中講【荀子】中的一些篇章包含數小篇的情形。

第二，個人所用寫本的製作者沒有定本意識，寫本不是為了保存原貌，而是挑選於我有用的部分，具有『摘錄』性質。比如郭店楚簡有三個【老子】的寫本，與今本差別很大，有學者認為是早期的【老子】文本，裘錫圭先生認為是依據不同的主題或需要，從已經成書的【老子】中摘抄而成，是【老子】成書之後的摘錄本。【老子】作為一部以『養生』為主題的格言警句的匯集本，不同的讀者從中挑取自己感興趣的內容，或者加以補充改造，這是寫本時期文本形成的方式之一。銀雀山漢墓出土了【王兵篇】，根據簡的形制和字體，可以判斷為一個比較完整的寫本。【王兵篇】不見於傳世文獻，其內容散見於今本【管子】的【參患】【七法】【兵法】【地圖】等篇。整理小組認為：【王兵】是一篇完整的作品，而【管子】各篇有明顯的摘錄拼湊改編的痕跡。寫本時期，這種『摘錄』是形成新的寫本、新的篇章的主要方式。先秦時期流傳到現在的一些文章，像【韓非子】中的【內儲說】【外儲說】【說林】，賈誼【新書】中的一些篇章，甚至劉向集成的【說苑】【新序】等，其形成過程大致如此。呂思勉先生論及中古時期的『鈔』字，曾這樣說：『今雲鈔者，意謂謄寫，古則意謂摘取。故鈔書之時，刪節字句，習為固然。』所以『抄本』（寫本）選擇自己有用的抄錄，是題中應有之義。

第三，個人所用或社會交流所用的寫本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抄完一篇文章後總是把自己的感想或評論寫在後面。這些感想或評論形式多樣，不拘一格。或抄錄同類事例，或記敘事情結果，或發表感想，或加以評說。如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共抄錄了十六章內容。張政烺【〖春秋事語〗解題】說：『這十六章的文字，記事十分簡略，而每章必記述一些言論，所占字數要比記事多得多，內容既有意見，也有評論，使人一望而知這本書的重點不在講事實而在記言論。這在春秋時期的書籍中是一種固定的體裁，稱為「語」。語，就是講話。語之為書既是文獻記錄，也是教學課本。』寫本的製作者在抄錄文本前把背景、閱讀感想或總結寫在前面；或者抄錄之後又引發了諸多感想，有補充的材料，而寫在後面。這就形成了寫本中的文章有引序或評論的部分。寫在前面的，就形成了後世的序。如【公孫龍子】第一篇【跡府】（散佚不全）前面的一段文字：『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為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謂白馬為非馬也……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這明顯是一段提要介紹性的文字。寫在後面的，則如同贊語，史傳的贊語當是這樣形成的。【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在太史公評語之後，還有一段話：『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楊雄為司馬遷之後的人，這幾句肯定是後人評語而抄入正文者。

所以，寫本時期，寫本的製作是很個人化的，寫本蘊含着製作者的思想、知識和情感，尤其是簡牘寫本與紙寫本相比，更有其特殊性。我們看漢簡上的字，起筆乾淨利落，收筆果斷遒勁，疏密對比強烈，尤其是那擲地有聲的收筆大尾，是大漢宏闊的文化心態與簡牘媒介的天然契合。一枚一枚的簡用兩道或三道繩索編聯在一起，簡之間的空隙形成自然的格欄，格欄的天然空隙與堅硬的簡木之間形成了強烈的立體感，如同感受VR一樣吸引着作者，激發他的無限想象。當柔軟的筆鋒與堅硬的簡體接觸的一瞬間，那是至陰和至陽的相遇，是水與石的撞擊，而作為主體的書寫者，他的激情，他的生命，都在這相遇中勃發。所以，我們欣賞簡牘寫本，就是在立體空間形態的感受中體會作者的內心世界。當年漢武帝閱讀司馬相如【大人賦】時，『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除了賦中的神仙主題外，簡牘寫本的形態也是造成這種感覺的原因。

（作者：伏俊璉，系西華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