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德精神歷史演變考辨

中華民族有着極其深厚悠久的崇德敬祖傳統，這也是中華文化最突出的特徵所在。中華民族所特有的明德精神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礎，經歷了萌生、升華和發展的過程。略加追溯和考辨，有助於我們對『明德』的意涵與意義獲得更具體深入的認識。

『德』的源始意涵與民族文化之根

儘管『德』字的問世和逐漸定型，始於有文字記載的殷商，成於西周，但『德』的觀念，則淵源悠久，雖然不同的文獻具體說法有所歧異。按照【國語·晉語】的記載，早在黃帝、炎帝時代，中華民族誕生伊始，便有了『德』的觀念。其中司空季子之語，有助於我們追索『德』的最原初含義：『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此處所謂『德』，究竟是氏族圖騰，還是各氏族所敬奉的特有神靈和祖先神，或其所特有的禁忌、習俗、規則，抑或是所有這一切的統一體，論者各有解釋。這提示我們，所謂『德』，其源始的含義應是使一個族群成為其自身的特有標誌、精神特質，『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反之，『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隨着部族的不斷融合統一，這種既有外在象徵，更為全體成員所共同尊奉之『德』，也隨之不斷融合，逐漸孕育形成中華民族之不同於他者的特有的精神特質，從而構成了中華文化傳統之根和民族之魂的胚基。遠古時期華夏先民所尊奉的這種『德』的觀念，應是『明德』傳統得以形成的文化之基。

這種最初的『德』，當然更多的是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尚不蘊含明確的善惡是非的價值取向。雖然不屬於物質生活資料，但它同樣是一個族群生存、延續和發展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它形成的巨大內在凝聚力和向心力，將每個成員凝聚起來，組成一個族群整體，進而維護並鞏固族群社會生活的秩序，使每個成員得以在整體中、通過相互協作而贏得生存，並找到自身的精神皈依。這應該是【說文解字】關於『德』的解釋『德者，得也』的最主要的含義所在。言『得』，莫大於此，其他的含義都應是這一點的具體體現而已。

隨着國家的產生，這種包含多層面豐富內涵的源始之『德』，開始分化為不同的形態。而作為由以維持族群生存和發展的精神資源，這些不同因素也自然為人王及其族姓所承襲和掌控，因此，在殷商甲骨文中，天命、商王的祖先神，為政的立場、方略、法則、權能和特性等，成為『德』的不同形式的體現。學界也因之往往各重一面，形成不同的解釋。

作為道德概念的『明德』的形成與演進

一般認為，『德』的觀念發生重大飛躍應在西周時期。基於對夏商末代之王暴虐失德導致王朝覆滅的歷史教訓的總結，周人對原有『德』的觀念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造：不僅將各種不同的含義加以融合統一，更重要的是，開始體現出鮮明的價值取向，使之具有道德的意涵，以此表示為政者所應有的向善的德性、行為和舉措。其主要含義包括敬天尊祖、保民安民。所謂『明德慎罰』『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之『明德』便是意為『彰明德性』『恪守德行』。與之相應地，『德』字的寫法也開始『從直』『從心』，表示其應為為政者所應有的內在自覺取向，是天命所指。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德』也因此被稱為人心內在應有的『明德』。『既用明德，後式典集』中的『明德』則應指的『澄明之德性』之義。

周人所強調的『以德配天』之『德』，儘管開始被稱為『明德』，但其主要是針對為政者而言的，且最終歸於天命，即認為唯有有德或明德者，才能贏得天命的眷顧，享有天下——就此而言，『德』似仍不免含有工具、手段意味。在此基礎上，明確提出『鬱郁乎文哉，吾從周』的孔子，對『德』的概念進一步加以深化和發展：一方面，孔子真正將德性凸顯為不只是為政者，而是每個人內在的天命之性；另一方面，賦予德性以新的更豐富的含義，將仁、義、禮、智、信等價值規範融入『德』的概念之中，成為其具體的內涵。這意味着，『德』對為政者來說，理當以愛民、安民為宗旨。而作為人皆秉承的天命，每個人都應以此不斷完善自身。如此，『德』真正成為每個人內在所應有的、構成人之根本特質的明德。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所提出的所謂『德』之凸顯在很大程度上規定了中華文明的基本特質，指的應是這種構成人的天命之性的內在明德。

作為這一思想演變過程的結晶和集中表達，【禮記·大學】一開篇便將此定為使人之成人的『大學之道』的根本所在：『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作為『三綱領』的具體落實，『八條目』明確提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而以『明明德』為歸宿：『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大學】以此提示人們：對人來說，修身無疑為本，而目標和旨向則應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唯有如此，才能最終『明明德於天下』。

關於『明明德』的兩種解釋理路

對這一成人、為政的綱領，其後儒家形成了兩種各有側重的解釋理路。一種以朱熹為代表，認為『我之所得以生者……其光明處，乃所謂明德也。』它得之於天，其本體之明，未嘗止息，只是為人慾所蔽而有時而昏。為學的目的就在於將其重新『發明』出來，以復其初。所謂『明明德』之『明』就在於提撕人的本性。由此，朱熹繼二程之後，將親民釋為新民：既然自明其明德，又當推己及人，自是去舊污而成新民，『新民者，所以使人各明其明德也』，最終『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

很顯然，朱熹的闡釋重在強調『明明德』對於塑造理想人格、促進人的自我完善的意義。這一闡發將孔子和孟子所倡導的儒家『明德』思想的核心意涵充分凸顯出來，為人們追求理想境界指明了方向。

而王陽明關於『明明德必在於親民』的闡釋，揭示的則是儒家『明德』思想的另一層面的意涵。對作為修養功夫的『明明德』來說，君王及各級為政者，理應起到垂範表率作用。為政者只有先自正其心，才有資格並有效地正人，正如孔子所言：『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而就『明明德』的現實指向而言，則應在於造就合理和諧的社會秩序，造福於萬民。所以，儒家『明明德』主張首先是針對君王及為政者而提出的，且是其另一層重要內涵所在。周人將天命與明德統一起來、以明德確定天命所歸的『以德配天』思想，就首在針對君王和貴族而設的；無論是孔子、孟子還是荀子，在先秦儒家那裏，這一點也是明確且始終一貫的。郭店楚簡【尊德義】開篇所言『尊德義，明乎人倫，可以為君』，意在強調的正是這一點。

王陽明的闡釋，所揭示的正是『明明德』思想的這一層意涵和旨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如此而將『修己』與『親民』、人的自我完善與造福天下更切實地統一起來，將『明明德』思想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就其萌生的文化之基而言，『明德』或『明明德』意味着對民族文化之根的肯認、持守和弘揚，通過『明德』來造就理想人格、促進人的自我完善，有益於塑造並升華民族之魂，為中華民族復興奠定深厚之本。如何更好地發掘並激活這一珍貴的傳統文化資源，以實現為民族培根鑄魂之目標，正是時代賦予廣大文藝與理論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作者：儲昭華，系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中華文化發展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