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0年代所謂先鋒文學潮流於今看來，實質是一次小說革命。通過這場運動，中國當代文學惡補了一課，完成了納入現代文學潮流的轉折。任何時代都需要前衛藝術。當年的這批人現在都成了中國文學的中堅力量。不管如何來評價中國當代文學的成就，文學永遠需要前衛意識。――【收穫】雜誌主編程永新
2012年2月14日下午，馬原上了去昆明的飛機，兩小時飛行之後他又乘車前往雲南曲靖的會澤縣。他去看望在自家門前被人打傷的作家洪峯。3月7日傍晚，余華也到了會澤。 朋友遠道而來，洪峯感到欣喜：『我甚至還說，要是老友們同時來，我可以再斷幾根骨頭。』 最近一年多以來，當年的『先鋒派作家』接二連三地進入大眾視野，各有緣由。莫言以近作【蛙】獲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余華出版隨筆著作【十個詞彙裏的中國】，從瑣碎的日常生活事項中選擇了10個詞彙：人民、領袖、閱讀、寫作、魯迅、差距、革命、草根、山寨、忽悠。他沿着這10個詞彙標示的路逕往返於過去與現實之間；格非推出長篇小說新作【春盡江南】；馬原在告別小說創作20年後重新捉筆，寫出長篇小說【牛鬼蛇神】，被認為『體現現代漢語由夾生凌亂轉向活力清雅有致，是劃時代的作品』。而洪峯沒有想到，他和朋友們再度相見是因為他的被打。 夜色中，老遠就能聽到珞妮山莊裏藏獒的咆哮。洪峯戴着深度近視鏡，懷抱15個月的女兒珞妮。他現在得提防着愛犬，『它們的力量太大了，我的肋骨剛接上。』以前每天他都去爬山，現在走路多了傷口都會帶給他撕裂的疼痛感。 多年來的沉寂，並不表明這些先鋒作家們消失，他們在生活中體驗着『疼痛』，把這些『疼痛』變成作品。 『這個世界上可能再也沒有什麼比疼痛感更容易使人們溝通了。所以我在寫下中國的疼痛之時，也寫下了自己的疼痛。』余華在【十個詞彙裏的中國】後記裏寫道。 『他們寫的不是小說』 1980年代中期，先鋒文學開始對文壇產生影響力。傷痕文學、改革文學這些類型旗幟已經倒下，新的實驗性作品也在不斷出現。1987年【收穫】雜誌製作了一期『實驗文學專號』，有餘華的【四月三日事件】、馬原的【上下都很平坦】和洪峯的【極地之側】。 把【四月三日事件】寄給【收穫】雜誌編輯肖元敏的是文學評論家李陀。回憶當初，余華感受更多的是這一批作家的被拒絕：『那時我們基本是被選刊類拒絕的。我聽說【中篇小說選刊】的主編在好幾次會上都說過，堅決不用余華、蘇童的小說，他們寫的不是小說。』 【收穫】在圈內一直是受人尊敬的刊物，【四月三日事件】能夠在那裏發表讓余華很激動，他說後來自己四分之三的作品都發在【收穫】。 在新時期文學的記錄中，通常把如下作家歸入『新潮作家群』：莫言、馬原、余華、蘇童、格非、孫甘露、北村、洪峯、呂新、劉索拉、徐星等。 儘管連年在【收穫】發表作品，洪峯認為他並不是【收穫】最為欣賞的作家：『【收穫】更欣賞文體實驗感強，具有極強精神特質的作家。比如馬原、史鐵生、孫甘露和蘇童。』 蘇童認為『新潮文學』源自拉美文學對青年一代的巨大影響。『為什麼拉美文學能在中國土地上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別的地區沒有看到這種景象？恐怕是大家都處於比較荒蠻的文化傳統當中。雖然我們有舊文化，但「文革」過後是很長時間的空白。拉美文學那種奇幻，和來無影去無蹤的文學思維對我們有很強的誘惑力，有很貼近的感覺，而且你可以去學習。』 在蘇童看來，這一群所謂先鋒作家，在生活地域、文化結構和家庭背景上都毫不相干，卻奇蹟般地變成了一個群體，拉美文學這個共通的源頭『恐怕是惟一的解釋』。 『愛情故事』被批判 洪峯與『新潮作家』們相識，是作為【作家】雜誌社年輕的小說編輯。因為主編的信任，新銳作家的組稿任務落在洪峯頭上。當時的文學期刊與作家的聯繫就是評獎和筆會。【作家】主辦過一次文學評獎，史鐵生、阿城都獲過獎。莫言、余華、蘇童、馬原、皮皮、格非、何立偉等人都被請到長春參加過筆會。 1989年，北京師範大學與魯迅文學院合辦了一期作家班。當時重要的先鋒作家都被囊括進去。作為學員，洪峯在作家班上為【作家】雜誌組織了一期小說專號，名為『愛情故事』。這期雜誌印出來就被批判了。這些批判使吉林省倍感壓力，刊有『愛情故事』的那期雜誌被封存。 蘇童在此期間完成的長篇小說【米】也受到批判。『【文藝報】直接點名批評。感覺是災難性的……好在領導化解了。當時我才26歲。【米】沒有什麼政治問題，就是其中的性描寫，當時還不能被接受。書出版後在倉庫壓了半年才拿出來，刪掉一些內容，重新排版。』蘇童回憶道。 莫言那時發表在【人民文學】的中篇小說【歡樂】也被批判，他的好多作品被視為『暴露社會黑暗面』。 馬原的短篇小說【大元和他的寓言】發表在1987年【人民文學】1、2期合刊。那期雜誌同時刊有馬建的小說【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這篇小說對西藏民俗的描寫被批為『褻瀆西藏人民的感情』，雜誌因此被收回，並直接導致了時任主編劉心武的去職。很多讀者把馬建和馬原弄混了，『他們給報社寫信批評我，我的小說也被找出來批判。』馬原回憶說。 先鋒文學的高潮沒有持續多久便轉入低落。 商業前景改變寫作思維 1980年代末，作家『觸電』開始成為現象。1988年，莫言的【紅高粱】率先被張藝謀改編為電影，而後是劉恆的【伏羲伏羲】（電影【菊豆】，1990）、蘇童的【妻妾成群】（【大紅燈籠高高掛】，1991）。再後來余華的小說【活着】也被張藝謀拍成電影（1994），但至今沒有公映過。 『第五代導演本身也是文學青年，【收穫】是必讀的。他們並不關注某個先鋒作家的某個作品，而是為拍電影要人物要故事。那時先鋒文學一下子就跟電影嫁接起來，被挑中作家的影響也從文學界擴展到社會。』蘇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電影也給文學帶來了最初的商業意識萌芽。作家們發現寫小說的稿費這麼低，而改編電影的報酬有那麼多。1992年張藝謀付給蘇童5000元人民幣，購買【妻妾成群】的改編權。對導演身後的投資人來說，這麼便宜的價錢簡直不可思議，於是常常一下子買下很多小說的改編權，基本不還價。他們在無意識中完成了對作家的商業性啟蒙。 『那之前我從來沒想過小說是可以掙錢的，毫無商業的預謀和展望，有了電影（改編）以後，你在寫作之前就想到小說的未來形態。商業前景改變了你的寫作思維。』蘇童說，『中國作家出版小說長期是稿費制，王朔第一個開先河要版稅。他也是在幾部小說改編為電影以後開始拿版稅的。』 來源：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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