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劉邦采、劉曉受其影響,在江西安福開惜陰會,間月爲會五日,集同志講學,王陽明爲作【惜陰說】,指出:『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群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切焉耳。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矣。』(註:王守仁【惜陰說】,見【王陽明全集】卷七,第267頁.) 由惜陰而引至致良知,其意在把握講會的方向。六年,王陽明在給安福諸同志書中,對惜陰會的運作表示滿意,多有激賞:『諸友始爲惜陰之會,當時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之矣。』(註:【年譜三】,見【王陽明全集】卷三十五,第1303頁.) 安福王門子弟沒有辜負老師期望,一直堅持惜陰之會,到嘉靖十三年,以復古書院爲中心將其衍爲五郡大會,對此,【年譜附錄一】是這樣記錄的:『師在越時,劉邦采首創惜陰會於安福,間月爲會五日。先生爲作【惜陰說】。既後,守益以祭酒致政歸,與邦采、劉文敏、劉子和、劉陽、歐陽瑜、劉肇袞、尹一仁等建復古、連山、復真諸書院,爲四鄉會。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爲大會。凡鄉大夫在郡邑者,皆興會焉。於是四方同志之會,相繼而起,惜陰爲之倡也。』(註:【王陽明全集】卷三十六,第1330頁.) 十五年之後,鄒守益又作【惜陰申約說】,造會簿,簽會約,提倡相規相勉,立自考、家考、鄉考之簿,書德業以示勸,書過失以示戒,用以稽師門傳習之緒,進一步完善會中制度,並請錢德洪、王畿到會講學,使其成爲書院講會制度的典型代表。從此,講會林立於東南各地,並形成社團書院(講會式書院),開拓出新的書院講學形式,極大地促進了學術和書院的發展。
三 結論 綜上所述,王陽明重視書院建設,將其視作研究、宣傳自己學術思想的陣地,其學幾變而定於書院,其教亦傳於書院,在書院的講學過程中,不斷完善、發展了自己的學術主張與思想體系。可以說,他在正德、嘉靖年間的努力開啟了中國歷史上繼南宋以來的第二個書院與學術互爲表里、一體發展的趨勢:新的理論在書院中崛起,新崛起的理論又一次推動了書院勃興。史稱:『自武宗朝王新建以良知之學行江浙兩廣間,而羅念庵、唐荊川諸公繼之,於是東南景附,書院頓盛,雖世宗力禁而終不能止』,(註:沈德符【野獲篇】卷二十四.) 『縉紳之士,遺佚之老,聯講會,立書院,相望於遠近』,其『流風所被,傾動朝野』,勢不可擋。這和數百年前南宋書院與程朱理學一體化發展的情況基本一致,它說明,包容文化創造功能的書院有著強大的生命力,任何人爲的抑制都阻止不了其走向再度輝煌的步伐。 來源:國學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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