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書院作爲宣講、倡大自己學說的基地，並借講學顛覆程朱理學，是王陽明書院觀的重要內容。王氏之學三變而定於書院，其教三變而從書院開始的情況，我們在上一節已經作過介紹，這裡再引他在稽山書院講學的材料，由此可以明了其操作情形。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王氏門人紹興府知府南大吉『慨然悼末學之支離』，拓新稽山書院，又建尊經閣，集八邑之士，『將進之以聖賢之道』，遂請王氏『一言以諗多士』。於是，他就發表了其著名的六經爲『吾心之記籍』，『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的主張，其稱：
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平和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 蓋昔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急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主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nn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竟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並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之矣，寧復知所以爲尊經也乎！（註：王守仁【稽山書院尊經閣記】，見【王陽明全集】卷七，第254―255頁．） 我們從『亂經』、『侮經』、『賊經』的言辭中，可以感知他對於支離末學的猛烈批評的態度，更可以從他希望『世之學者既得吾說而求諸心焉』的迫切中，體味到他借書院傳播其學說的急切心情。 乘平亂大勝之勢，將瓦解朱熹學說的文章千里致送並刊立於白鹿洞書院，集合自己的門人在洞中講學，其占領程朱理學陣地之意十分明顯，可以不論。早在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王陽明就借爲【紫陽書院集】作序之機，公開批評朱子之學『失之支離瑣屑』，大力推銷『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學』的主張，在朱子老家，開始了其顛覆紫陽學說的活動。其稱： 豫章熊侯世芳之守徽也，既敷政其境內，乃大新紫陽書院以明朱子之學，萃七校之秀而躬教之。於是校士程曾氏採摭書院之興廢爲集，而弁以白鹿之規，明政教也。來請予言以諗多士。夫爲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警勸之道，熊侯之意勤矣；興廢之故，程生之集備矣。又奚以予言爲乎？然予聞之：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辯者，辯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是故於父，子盡吾心之仁；於君，臣盡吾心之義；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篤敬；懲心忿，窒心欲，遷心善，改心過，處事接物，無所往而非求盡吾心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擁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朱子白鹿之規，首先以五教之目，次之以爲學之方，又次之以處事接物之要，若各爲一事而不相蒙者。斯殆朱子平日之意，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幾一旦貫通之妙也』歟？然而世之學者，往往遂失之支離瑣屑，色莊外馳，而流入於口耳聲利之習。豈朱子之教使然哉？故吾因諸士之請，而特原其本以相勖。庶幾乎操存講習之有要，亦所以發明朱子未盡之意也。（註：王守仁【紫陽書院集序】，見【王陽明全集】卷七，第239―240頁．） 非常明顯，發明朱子未盡之意是假，推廣自己致良知的心學是真。這說明，王陽明已經深諳利用書院傳播學術之道。正是利用書院這塊陣地，他將自己的思想理論迅速推廣於東南各地，及至傾動朝野，取代程朱理學而風行數十百年之久。 王陽明關於書院的教學方法和理論，主要集中體現在【教條示龍場諸生】。教條作於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雖然是爲訓誨在龍岡書院學習的『諸夷子弟』，比較淺近，僅以立志、勤學、改過、責善『四事相規』，但它實則揭示出了講學求道的邏輯理路，符合教育教學規律。只是，當時初講知行合一說，其教初變於書院，相對而言心學特色還不明顯而已，此則略而不論。 關顧講會，致力於講會制度建設，是王陽明對書院的一大貢獻。王門最早的講會是由王陽明親自主持的。據【年譜】記載，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九月，『先生歸，定會於龍泉寺之中天閣。每月以朔、望、初八、二十三爲期』，『咸集於此，以問學爲事』。爲了使講會走向正規，不致因人之去留而聚散，他以書壁的形式對講會的日期、原則和具體操作程序、方法等提出了要求，其稱：『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爲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勢利紛花之染亦日遠日疏，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成；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爲道，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族敗群爲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註：【王陽明全集】卷三十五，第1294頁．） 十月，陽明書院落成，講會移至書院舉行。其後，錢德洪、王畿等先生主持其事，講會堅持數十年不斷，成爲浙中王門重鎮。 來源：國學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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