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清代，疑古辨偽之風愈熾。清初姚際恆撰【九經通論】、【古今偽書考】，對群經多所疑辨，復詳列偽書百余種。繼其後，學者踵起，往往窮畢生之力專辨一書。如閻若璩著【古文尚書疏證】，辨東晉【偽古文尚書】、【偽孔傳】；萬斯大著【周官辨非】，辨【周官】多與古書不合；孫志祖著【家語疏證】，辨【家語】乃王肅偽撰；劉逢祿著【左氏春秋疏證】，辨【左傳】釋經之部分為劉歆偽竄；魏源著【詩古微】，非【毛詩】而宗【齊】、【魯】、【韓】三家，又著【書古微】，斥【偽古文尚書】。當然，清代辨偽最力者，還當屬崔述。他在【考信錄】中，對於先秦古書，除了【詩】、【書】、【易】以及【論語】之一部分外，幾乎都懷疑是偽書。
很顯然，中國古典學術史上這種不絕於縷的疑辨傳統，正是『古史辨派』崛起的源頭。對此，顧頡剛曾明確解釋說：『我的學術工作，開始就是從鄭樵和姚、崔兩人來的。崔東壁的書啟發我「傳」、「記」不可信，姚際恆的書則啟發我不但「傳」、「記」不可信，連「經」也不可盡信。鄭樵的書啟發我做學問要融會貫通，並引起我對【詩經】的懷疑。所以我的膽子越來越大了，敢於打倒「經」和「傳」、「記」中的一切偶像。我的【古史辨】的指導思想，從遠的來說就是起源於鄭、姚、崔三人的思想』[12](P197)。他並且還表示：『疑偽之事既已開了頭，便遏束不來。好像長江、大河挾了百川東流，勢極洶湧，不到大海是不能停止的。我們今日的工作，正是疏導它的下流，使之歸海，完成昔人未完的工作。』[12](P158)直到晚年，他仍強調說：『以考證方式發現新事實，推倒偽史書，自宋到清不斷地在工作，【古史辨】只是承接其流而已。』[12](P216)
誠如顧頡剛所自述，『古史辨派』的指導思想，確實深深植根於歷代疑古辨偽的傳統。
第一，『古史辨派』繼承了宋代學者的強烈懷疑精神。
誠然，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宋學』通常意味着對思想解放的某種禁錮。不過客觀來看，它在初起階段，卻具有着十分強烈的懷疑精神。如張載便說：『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20](P286)而朱熹也說：『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21](P186)他甚至還曾訓導其門人：『諸公所以讀書無長進，緣不會疑。某雖看至沒緊要底事物，亦須致疑。才疑，便須理會得徹頭。』[22](P2931)
毫無疑問，宋代學者這種懷疑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激勵了『古史辨派』。錢玄同在1921年1月5日的日記中便說：『宋明人說經，勇於疑古是其特長，我們要整理國故，很應該參考者也。』[23](P1920)顧頡剛也聲明：『宋代人的傳道，其是非雖不可知，但宋代人的治學，其方向確沒有錯。我們現在正應該照了這個方向再向前走。』[24](P419)1954年12月，他在全國政協大會上發言時又提及：『我在故紙堆裏摸索多年，知道宋代學者有強烈的批判精神，清代學者有精密的考據功夫，心想如果能把這兩種好處合而為一，整理工作必可做好。……至於我的學問的實質和基本方法，原是宋人和清人給我的』[25](P263-264)。無獨有偶，胡適在1959年7月由夏威夷大學主辦的第三屆『東西方哲學家會議』上，也宣讀了【中國哲學裏的科學精神與方法】一文。在該文中，他不僅對朱熹的懷疑精神做了充滿激情的介紹，而且還說：『後來真能使繼承他的人，學術復興的新時代的那些開創的人和做工的人，都懂得了懷疑。……使我們，當代中國的兒女，在這個近代科學的新世界裏不覺得困擾迷惑，反能夠心安理得。』[1](P574)由此可見，胡適、顧頡剛等人從事的疑古辨偽，正是承襲宋代學者的懷疑精神而起。
第二，『古史辨派』還繼承了清代學者的辨偽成就。
在此首先需要說明的是，『清學』中雖不乏辨偽之作，但在其興盛階段即乾嘉時期，辨偽之風反有所減弱。關於這一問題，梁啓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曾經分析說：『有一事應該特別注意。辨偽書的風氣，清初很盛，清末也很盛，獨乾嘉全盛時代，做這種工作的人較少。乾嘉諸老好古甚篤，不肯輕易懷疑。』[26](P311)胡適也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提出：『考訂真偽一層，乾嘉的大師（除了極少數學者如崔述等之外）都不很注意；只有清初與晚清的學者還肯做這種研究，但方法還不很精密，考訂的范圍也不大。因此，這一方面的整理，成績比較的就最少了。』[11](P2)顧頡剛同樣指出：『清學到了乾隆時，古代的偶像又喚起來了，清初的實事求是的風氣已變成信守漢人師說的風氣了』[27](P258)；他並且不無惋惜地說：『清代學者信而好古，……於是漢學復興而疑古之風為之滅殺，宋人精神幾於斷絕。』[12](P157)而錢穆也認為乾嘉時期『懷疑之精神變為篤信，辨偽之功夫轉向求真』[28](P353-354)。
綜合看來，在乾嘉時期，辨偽學風確曾一度式微。但儘管如此，『清學』仍不愧歷代辨偽學的一個高峯，其中尤以姚際恆、閻若璩、崔述等辨偽最力。更關鍵的是，他們的辨偽還直接促成了『古史辨派』的崛起。顧頡剛便坦言：『我在二十歲以前，所受的學術上的洪大的震盪只有兩次。第一次是讀了一部監本【書經】，又讀了一篇【先正事略】中的【閻若璩傳】；第二次就是這一回，翻看了一部【漢魏叢書】，又讀了一本【古今偽書考】。我深信這兩次給與我的刺激深深地註定了我畢生的治學的命運，我再也離不開他們的道路了！』[27](P253)
當然，在清代諸多辨偽學者中，對『古史辨派』影響最大者還當屬崔述。胡適就回顧說：『到民國十年一月，我們才得讀崔述的【考信錄】。我們那時便決定頡剛的「偽史考」即可繼【考信錄】而起。』[18](P336)他還聲明說：『我深信中國新史學應該從崔述做起，用他的【考信錄】做我們的出發點；然後逐漸謀更向上的進步。……我們讀他的書，自然能漸漸相信他所疑的都是該疑；他認為偽書的都是不可深信的史料；這是中國新史學的最低限度的出發點。……簡單說來，新史學的成立須在超過崔述以後；然而我們要想超過崔述，先須要跟上崔述。』[29](P953)而顧頡剛在讀了【考信錄】後也說：『我弄了幾時辨偽的工作，很有許多是自以為創穫的，但他的書裏已經辨證得明明白白了，我真想不到有這樣一部規模弘大而議論精銳的辨偽的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在這上面，他已經給與我們許多精詳的考證了，我們對於他應該是怎樣地感謝呢！』[12](P50-51)他還坦言：『我們今日講疑古辨偽，大部分只是承受和改進他的研究。』[29](P60)
具體說來，作為『古史辨派』的基本理論，『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的提出，無疑是受到崔述的啟發。眾所周知，顧頡剛著名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即『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12](P58)，也正如其所謂『時代越後，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無征，知道的古史越多』[17](P65)。而客觀來看，這種觀點在此之前已有所萌芽。早在春秋時期，子貢便不無懷疑地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30](P1332)至戰國，荀子也指出：『桀紂……身死國亡，為天下大J，後世言惡則必稽焉。』[31](P75)到西漢，劉安又說：『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32](P340)概言之，他們認為歷來對桀、紂的詆毀，只是長期積累而成，並非歷史的真相。此後，宋代歐陽修也在【帝王世次圖序】中說：『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悉詳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顯而易見，在他看來，司馬遷增益的古史並不可靠。而此時參與纂修【資治通鑑】的劉恕也在【通鑑外紀】中寫道：『秦、漢學者……競稱三皇、五帝而不究古無其人，仲尼未嘗道也。』很明顯，他也將三皇五帝視為世人層累虛構的產物。
如果說以上這些見解還較為零碎，那麼，崔述對此的闡述則相當系統。他不僅在【考信錄提要】中說：『世益古則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則其采擇益雜。故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而司馬遷作【史記】乃始於黃帝。然猶刪其不雅馴者。近世以來，所在【綱目前編】、【綱鑑捷錄】等書，乃始於包羲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於開辟之初盤古氏者，且並其不雅馴者而亦載之。故曰，世益晚則其采擇益雜也』[29](P13)，而且還在【補上古考信錄】中闡明：『夫【尚書】但始於唐、虞，及司馬遷作【史記】乃起於黃帝，譙周、皇甫謐又推之以至於伏羲氏，而徐整以後諸家遂上溯於開辟之初，豈非以其識愈下而則其稱引愈遠，其世愈後則其傳聞愈繁乎！』[29](P28)
不難看出，崔述這種觀點正是顧頡剛『層累說』的前身。陸懋德就通過比較得出結論：『原書（指【古史辨】第一冊――引者按）六十面言「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此與崔氏【考信錄提要】之言如同出諸一口，故余謂顧君之思想受崔氏之影響而成也。原書六十五面又疑「後人何以文籍越無征，知道的古史越多？」此語亦與崔氏之說極為相似。』[18](P370)錢穆也看出：『頡剛史學淵源於崔東壁之【考信錄】，變而過激，乃有【古史辨】之躍起。』[33](P167)
來源：哲學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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