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整理國故運動』對中國傳統學術的傳承(1)

誠如胡適與顧頡剛所言，『大凡一種學說，決不是劈空從天上掉下來的』[1](P30)，『古今學術思想的進化，只是一整然的活動。……新的呈現，定然為舊的汲引而出；斷不會憑空無因而至』[2](P302)，曾在民國學界風行一時的『整理國故運動』雖然在很大程度上確立了中國現代學術研究的新范式，但追根溯源，它在許多方面也仍然繼承了中國傳統學術，這主要反映在以下二個方面。

一 繼承傳統的考據方法

作為中國傳統學術方法的代表之一，考據學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肇端。如【左傳】即有『夫文，止戈為武』，『故文，反正為乏』，『於文，皿蟲為蠱』等訓詁文字之例。而【國語】所載的叔向解【詩・周頌・昊天有成命】之言，則更堪稱考據學的正宗。到西漢，緣於今文經學盛極一時，章句之學亦由是發達，乃至於『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3](P1723)。此後，為了辨識當時大量湧現的古文經籍，訓詁學更是進入了一個繁榮階段。如東漢鄭玄、馬融、許慎等古文大家便先後殫精竭慮，以訓詁方法遍注五經。至宋代，由於朱熹將『格物致知』闡釋為『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4](P4)，歷史文獻學愈益昌盛。白壽彝先生就指出：『向來有一種說法，認為學問有漢宋之分，認為宋學是講義理的，不講究史料的考訂、文獻的研究，而認為清人的考據是漢學。這種看法不一定對。清人所謂漢學，實際上是從宋人的歷史文獻學發展而來的。宋人固然是以義理出名，但是他們在歷史學上是有成績的，在歷史文獻學上也是有成就的，清人的漢學，在一些領域裏都是宋人所創造的。』[5](P514)當然，在傳統學術中將考據學方法推向極至的仍當屬清代學者。尤其是在文字獄的政策高壓之下，眾人群趨樸學，以至於『家有智慧，大湊於說經，亦以紓死，而其術近工眇踔善矣』[6](P155)。這其中，『三惠之學，盛於吳中；江永、戴震諸君，繼起於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復旦』[7](P8)。

由此看來，在中國傳統學術的流變過程中，考據學方法可謂不絕於縷，並且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而更為關鍵的是，歷代學者尤其是清代樸學這種注重考據的精神與方法，還直接構成了民國『整理國故運動』的學術淵源。

首先，從胡適等人的自述來看，他們從不掩飾自己對清代樸學的好感，同時也不諱言承受了其遺澤。如傅斯年便承認：『有幾種事業，非借樸學家的方法和精神做不來』[8]。後來，他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更是徑直號召同人『我們宗旨第一條是保持亭林百詩的遺訓』[9](P179)。而胡適也說自己『深受近三百年來中國古典學術的影響』[10](P124)。他甚至坦言：『我是崇拜高郵王氏夫子的一個人。』[11](P14)顧頡剛也表示：『我愛好他們的治學方法的精密，愛好他們的搜尋證據的勤苦，愛好他們的實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12](P33)到晚年，他仍說：『我是一向佩服清代考據學的，以為它一掃宋明哲學的空洞的主觀主義而走入實證的道路，接近於唯物主義。……是中國走上科學的基礎，是民族文化的精華。』[13](P313)至於他在1923年與鄭振鐸、周予同、王伯祥、葉聖陶等人成立的同仁團體，則更直接以『朴社』命名，以示承繼『樸學』之意。此外，梁啓超同樣申明：『吾以為有一重要觀念為吾儕所不能忘者，則吾前文所屢說之「求真」兩字――即前清乾嘉諸老所提倡之「實事求是」主義是也。』同時，他還自認『所用研究法，純為前清乾嘉諸老之嚴格的考證法』[14](P119、98)。

其次，從胡適等人所提出的治學精神與方法來看，他們確實與清代樸學一脈相承。例如，在治學精神上，胡適所謂的『整治國故，必須以漢還漢，以魏晉還魏晉，以唐還唐，以宋還宋，以明還明，以清還清；以古文還古文家，以今文還今文家；以程朱還程朱，以陸王還陸王，……各還它一個本來面目，然後評判各代各家各人的義理的是非，不還它們的本來面目，則多誣古人。不評判它們的是非，則多誤今人』[11](P6)，就是脫胎於段玉裁所謂『故校經之法，必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各得其底本，而後判其理義之是非，……不先正【注】、【疏】、【釋文】之底本，則多誣古人。不斷其立說之是非，則多誤今人』。又如，在治學方法上，胡適指出：『考據之學，其能卓越有成者，皆其能用歸納之法，以小學為之根據者也，……「以經解經」之法，雖以得途徑，而不得小學之助，猶為無用也。』[15](P326)這種認識無疑也是來源於清代樸學對小學功底的強調。

事實上，當時的學術界也普遍將『整理國故運動』視為清代樸學的後勁。1920年，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就寫道：『績溪諸胡之後有胡適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學，有正統派遺風。』[16](P7)魏建功也在1926年所撰寫的【新史料與舊心理】一文中說：『我相信顧頡剛……他的方法……與清代經師的治學並不有什麼逕庭的地方。』[17](P257)時至1928年，美國學者恆慕義更是在撰寫【中國史學家研究中國古史的成績】一文時，系統回溯了『整理國故運動』的淵源。他說：『這實在是一種舊的運動，他的開始一直要回溯到十七、十八兩世紀間極為興盛的「漢學」家，這一個學派的目標就在於用學者的客觀的態度來批評經籍的原文，推翻主觀的宋學。可惜的是，……這種批評的運動隨即完全停止。……不過在最近十年裏面，胡適博士和曾經留學西方的其他學者，在研究史學的方法方面發表了許多著作，頓使這種運動驟添一種新的力量。』[18](P444)

總之，歷代學者尤其是清代樸學注重考據的精神與方法，對民國時期的『整理國故運動』來說，誠可謂是篳路藍縷，創榛辟莽，具有着十分重大的先導意義。

二 弘揚歷代的疑辨精神

在中國傳統學術體系中，與考據學方法緊密相連的是歷代疑辨的精神。揆諸史實，疑古辨偽風氣早在先秦便已萌芽。孟子就曾聲明：『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19](P959)他並且還對所謂『血流漂杵』之說提出質疑。到了漢唐，疑古辨偽之風更是勃興。如【漢書•藝文志】在著錄書目中就直接註明其中包括『依託』者七，『似依託』者三，『增加』者一。王充在【論衡】『儒增』、『藝增』、『書虛』、『正說』諸篇中，也針對古書多有辨正。此後，隋僧法經更在編撰【眾經目錄】時別立『疑偽』一門。而唐代劉知幾也在【史通】中辟有【疑古】、【惑經】等專篇，柳宗元亦證明【列子】、【文子】、【i冠子】、【亢倉子】皆偽書或後人雜作。

時至宋元明，疑古辨偽風氣愈形大開。譬如，司馬光疑【孟子】，歐陽修疑【易十翼】、【周禮】、【儀禮】，王安石疑【春秋】，鄭樵疑【詩序】、【左傳】，朱熹疑【古文尚書】、【周禮】，葉適疑【易十翼】、【管子】、【晏子】、【孫子】、【司馬法】、【六韜】、【老子】。此外，陳振孫、晁公武二人，也分別在【直齋書錄解題】、【郡齋讀書志】中指出了不少偽書。至元代，則有吳澄【書纂言】，辨斥【古文尚書】。迄明代，宋濂更撰述【諸子辨】，專力於諸子偽書的檢討；方孝孺亦著【q學齋集】，指【古三墳】、【夏小正】、【周書】為偽；梅|也著【尚書考異】，證【古文尚書】二十五篇為皇甫謐偽作。而胡應麟【四部正偽】一書，則更堪稱中國第一部偽書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