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民初孔教是否宗教之爭(5)

（一）儒學具有信仰與宗教的功能。對孔教會人士『創教』，當時褒貶有之，以後學者也多有持論。以下徵引諸家議論，以論證之。余英時曾說，康氏『要把中國的儒家變成有組織、有形式的宗教，有如基督教。因為他認為西方強大的原因之一是由於宗教的力量。我覺得他對西方看得很對，但是要把儒教改變成一個西方式的宗教卻是不大可能的事情』。余接着說：『作為一套信仰系統，儒家自然具有宗教性的一面。但儒家畢竟與一般意義下的宗教不同，它基本方向是入世的』（註：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第50頁。）。在否認了將儒教變成宗教的可能性後，余氏又肯定了儒家信仰層面所具有的宗教性。

在儒家信仰層面上，錢穆則深信儒家的價值系統『是造成中國民族悠久與廣大的主要動力』，就歷史形成而論，『儒家的價值體系並不是幾個古聖昔賢憑空創造出來強加於中國人身上的。相反的，這套價值早就潛存在中國文化――生活方式之中，不過由聖人整理成為系統而已。正是由於儒家的價值系統是從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提煉出來的，所以，它才能反過來發生那樣深遠的影響』（註：余英時：【錢穆與新儒學】，【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第45-50頁。）。錢穆此論，更說明了康氏等人本着歷史風俗習慣建立孔教具有一定的合理內核。因為，康氏以孔教布道於中國，是因為孔教形成於『民俗歷史』，此與錢穆所謂儒家價值系統是從『中國人日常生活中提煉出來的』之意極其吻合，因而將中國人日日涵濡的這套價值體系打造為教，作為國人的信仰之物，似乎也有一定的可行之處。

而馮友蘭雖否認儒家是宗教，然就其相關的論述中，卻能找到與康相通之處。馮氏認為：『每種大宗教就是一種哲學加上一定的上層建築，包括迷信、教條、儀式和組織。……人們習慣於說中國有三教：儒教、道教、佛教。而實際上，儒家不是宗教。』但馮氏又說，儒家學說即是哲學，中國人是哲學的，而學哲學的目的『是使人能夠成為人』，中國人在中國哲學的涵濡下『成為人』（註：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10、4-5頁。）。

且後來馮又聲稱『在未來的世界裡，人類將要以哲學代宗教』（註：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10、4-5頁。）。而馮所謂之哲學，即是儒教（註：鍾肇鵬：【以儒學代宗教】，王中江、高秀昌編【馮友蘭學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第88-89頁。）。征諸以上各家論述，至少可認為利用儒家宗教信仰層面、以其道德價值去整合國人的意義世界，有其歷史根據。

（二）選擇孔教作為國人信仰，與佛、耶相較似乎更勝一籌。儘管基督教在民初有長足的發展，然就中華民族的感情與基督教教義本身而論，都註定其與中國社會民眾格格不入。蔣夢麟曾說基督教是『騎在炮彈上飛過來的』（註：蔣夢麟：【西潮】，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頁。），其在國人眼中的形象躍然紙上。民初，基督教利用『信教自由』約法條款，攻訌孔教，挑起佛、道、回對孔教的仇恨，企圖打敗並取代孔教。然鑑於歷史原因與現實的需要，佛、道、回各教審時度勢，也不盡然反對孔教。

而且，基督教排斥孔教之根本企圖，是實現『中華歸主』，『實欲孔教之在中國，失其宰制人心之權籍』而被取代，當時之局，誠如時人所謂：『孔教苟廢，則各教必不能獨存，試觀五年以來，天師則削其封號，僧侶則奪其廟產，惟基督新舊二教，以有通商約章之保護，縱橫全國』，『測其勢力，不至盡並各教不止，是故孔教亡，則佛教次之，道教又次之，回教又次之』（註：【希社全體公民關於國教之請願書】，【孔教問題】，【宗聖學報】，第17號第18期增刊。）。顯然，如此之格局決定了基督教在民初並非眾望所歸，故有論者駁斥『今日中國惟一之救濟術，惟耶穌教士耳』的論調，認為『耶教』欲想取代數千年之『國教』，而成為中國人之宗教，是不可能之事（註：莊士敦著：【中國宗教之將來】，錢智修譯，【東方雜誌】第10卷第9號。）。顯然，民初基督教對孔教的詆毀，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西文化衝撞的繼續與在民初的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