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宗教團體。隨着民初教會勢力的蓬勃發展,教會對孔教也是重拳出擊。自孔教會上書國會始,天主教、基督教等教徒,或以教會組織、或以教民身份,紛紛撰文、通電反對國教,而孔教非宗教,則成了教會組織及教徒反對國教的普遍理由。 耶教徒艾知命駁斥孔教的理由囊括了嘈雜的反對聲中的主要觀點,艾氏認為,『我國五族共和,教統龐雜,教體萬難統一』,『於群教並行之中,無端而舉一非宗教者,立為國教,是何異於續鳧斷鶴』,且『儒術本非宗教,而鄉曲迂儒或有守之太過,基督教之輸入,教案由此而興』(註:艾知命:【上國務院及參眾兩院信教自由不立國教請願書】,經世文社編【民國經世文編】,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50輯(498),台灣文海出版社,第5142-5144頁。),文中暗示若定國教,將有教爭與教案發生。同時,在基督教的喉舌刊物【聖教雜誌】上,也屢屢刊載非議孔教的文章,否認孔教是宗教。(註:張百祿:【孔子非宗教家】,【聖教雜誌】第2年第12期。) 三 剖析以上辯論雙方之言論,不難發現,辯論的實質非落實孔教是否宗教,或屬於什麼形態的宗教,而是圍繞着以儒學為主的傳統文化能否在新體制下存在的命題而展開,這亦是該討論之所以發生在民初的根本原因。對孔教或褒或貶,實則是處社會轉型時期,不同政見、學術立場、宗教團體對傳統文化的不同認知。無論是孔教會、支持孔教的軍閥、傳教士,還是反對孔教的章太炎、梁啓超、蔡元培、陳獨秀,甚至包括袁世凱等政界人物、孔社、外教組織等,均是處此政體變更之際對以儒學為主的傳統文化的不同思考。 民初,康氏就明確指出辛亥革命不僅使政體變更,同時也使『教化衰息,紀綱掃蕩,道揆凌夷,法守墮I,禮俗變易』,使國人『不知所師從,不知所效法……』(註:康有為:【中國學會報題詞】,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下冊,中華書局,1981年,第798-799頁。),在意識到建立共和政體、廢除尊孔讀經,將必然導致傳統失落及普遍意義的信仰危機的基礎上,康意識到重塑一套親和於國情並相配於中國進步與發展的意識形態作為國人的價值目標與精神寄託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孔教會藉孔教重建國人信仰體系,然其思路是藉此開啟傳統文化未來發展的路向。梁啓超曾說其師是基於『民俗歷史』而建立孔教,而康自己亦說國無論大小,『莫不有教』,『教宜何從,審其歷史風俗之宜、人心之安者,則可以致亂,如是則置之』(註:康有為:【孔教會序一】、【孔教會序二】,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下冊,中華書局,1981年,第732-739、733-736頁。)。顯然,康氏在歷史文化延續性的前提下,利用儒學信仰層面的合理內核,將重建信仰與提倡孔教結合起來,以尋找傳統存在的庇護所。就此論之,有三點值得注意: 來源:國學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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