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現在的問題是：僅有一個值得信賴的市場法則或『第三者』是否就可以實現人類交換的互信？且不論一個沒有爭議的完善的『第三者』是如何可能的，即使可能，是否就意味着人類之間的互信建立實際上是一個政治學問題，而與倫理學無涉呢？ 很顯然，如果人類之間的互信構建必須經由『第三者』的中介才是可能的，不能建立起直接的互信關係，這會使人類對於體制與技術的依賴大大增強。而一種純靠制度安排來維繫的社會信賴體系往往蘊含着極大的風險性。因為，任何制度總是人的制度。一方面，這種制度是社會不同利益集團多次博弈的結果，另一方面，這一制度作為社會互信關係的中介或『第三者』其公信力又是靠人來維護的。而按照『經濟人』的預設，任何人包括『第三者』都是一個具有自利傾向的主體，因此可信賴的『第三者』如果沒有相應的制度約束，他/它的公信力就會被大大地弱化。更何況任何制度設計本身一方面不可能盡善盡美，另一方面制度的相對穩定性總與不斷變化的現實之間存在着一定的張力。這使得具有自利傾向的『經濟人』容易通過一種『法律規避』的手段來尋求利潤最大化。此外，還須注意到的是，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由於歷史原因所造成的城鄉差別使得農民作為市場主體的能力在與其他市場主體的交易中必然會居於信息不對稱的弱方，因而即使是市場法則得到完全地遵守，也不可能保障交易的實質公正。如果是這樣的話，如何可能建立起社會各階層之間的互信呢？特別是腐敗問題的屢治不絕，使得政府作為市場法則的看護者的公信力受到損害，如果不及時解決的話，有可能加劇政府與人民之間互信裂縫，從而造成失范行為的社會泛濫。 欲解決上述問題，當然要從制度設計入手，這一點前面已反覆強調。然而，必須意識到的是，確實沒有制度是不行的，但制度又不是萬能的。如果整個社會信賴體系的構建如果只從『經濟人』的角度出發，而沒有『道德人』的維度，這種社會只能說一個契約/合同社會，而不能說是一個信賴社會。我們知道，契約/合同的效力有賴於『第三者』即公證的介入，這就意味着交易雙方的利潤分配中必須預支『第三者』的份額，也就是所謂制度成本付出。儘管『經濟人』心有不甘，但為了減少交易的風險，他又不得不如此。所以，從『經濟人』的自利傾向來看，如果交易的對方是值得信賴的，彼此間的合作無須第三者的介入，這無疑會降低交易的成本。但是，為此，他必須承擔道德風險。兩相比較，道德風險的係數無疑要大於制度成本的付出，所以，一般而言，『經濟人』願意選擇後者。不過，由上可知，『經濟人』實際上具有『道德人』的心理傾向，即他希望彼此能誠實守信。因為，即使有合同的約束，如果合同的一方心存欺詐的話，無論法律介入的結果如何對自己有利，但相對於誠實地履行合約而言，其利潤的獲得肯定要大打折扣，甚至虧本。現實經濟生活中，『贏了官司，輸了錢』，這是常有之事。有鑑於此，『經濟人』都有一種倫理的訴求，換言之，經濟倫理對『經濟人』而言並非是一種外在的強加，而是其內在的需要。 同時，必須承認的是，『經濟人』講道德的目的仍然是為了滿足其利潤最大化的需求，這一點會使道德功利化。而功利主義道德的道德境界頂多是一種互利境界，『經濟人』不可能道德到『虧本』的地步，這就是功利主義道德的限度。如果經濟倫理只停留在這一層次，則人類社會的互信基礎仍然是十分脆弱的。那麼，有沒有可能在理論上突破這種局限呢？如前所述，所謂『經濟人』界定實際上只是對人的本質的一種預設/假設，『現實的人』決非只有『經濟人』一種屬性。在人類社會交換中，並不是『利空一切』，有『情』有『義』之人、之事無處不在。即使是純粹的『經濟人』，在對待自己的親人時也還是『講道德』居多。因此，我認為，一方面，現代人應該對於自己的多種『角色集』身份有一種自覺意識，應該分清自己在不同的場合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及不同角色的道德承當是什麼，不能以『經濟人』一種角色來覆蓋其他角色與身份，並以一種『經濟人』倫理來指導自己的各種社會交換。因為，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社會分工的細化與國際化，人們的社會身份/角色的多重性特徵十分突出，它不僅大大超出了傳統社會的『五倫』角色規定，而且各種角色之間不可能有一種可以通約的倫理行為準則，尤其是傳統社會的家庭倫理（微模倫理）可以伸展為社會倫理（巨模倫理）的情況在現代社會根本無法通行，所以，不同社會關係的劃界及其倫理應對區別就顯得十分重要。這一點也就決定了應用倫理學在當代的長足發展。現代人的互信構建如果不注意到這一狀況而試圖以某種界閾的倫理準則來涵括一切，必然會犯化約主義的錯誤。 另一方面，正由於現代人的身份/角色的多重性，這使得人們要應對在不同角色之間的不停轉換這一情況就變得十分困難。從某種程度上說，本質主義之所以流行是因為它迎合了人們思想偷懶的心理需要。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沒有比『經濟人』人格更好的範疇來統合現代社會的複雜關係的了。確實，一個人在生活中如果要恰當地演好現代生活所賦予給他的各種角色，這需要角色主體有極高道德理性能力和道德修養水平。否則，人們會在複雜的角色轉換中迷失自我。『我是誰？』――這個作為現代人的標誌性問題，其實就是對這種角色轉換困難的一種反詰。但是，我認為用『泛經濟主義』的態度來對待這一問題與其說是一種方便，還不如說是一種迴避或放棄。而結果則是人越來越處於物化/異化狀態。所以，在市場經濟時代，在一個價值取向多元化的社會裏，更應該加強和深化道德建設。只有如此，才能提高現代人在不同角色轉換中的倫理應對能力與水平，才能加強人與人之間相處的互信意識，提高整個社會的互信度。而隨着這種互信度的提高，反過來必然會促進經濟活動中誠信守法意識的提高，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總之，現代人的互信問題既需要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對話與溝通，也需要構建一個值得信賴的制度環境，此外，還需要加強不同角色主體的道德修養。(作者：陳科華 ) 來源：光明網理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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