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批評都應遵循公允原則 有悖客觀公正無益處

日前，財新網報導說『幹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持續攀升』，報導援引了一份研究報告的部分數據，這份報告發表於2012年1月的學術期刊【中國社會科學】，題爲【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與蘇州大學學生社會來源研究（1952-2002）】。

報導發表後，引起了不少討論，很遺憾，『幹部子女』一詞喧賓奪主，這篇考察50年來『教育政策的實施效果與社會影響』的論文，其大綱大目始終不被提及。我詳細讀完該論文後發現，這種選擇性討論，與媒體報導的角度選擇存在很大關聯。

此項研究的主要依據是上述兩校學生約15萬張的學籍卡片。其中涉及到父母職業對子女獲得精英教育的影響。

現代社會，教育是個人實現向上流動的重要途徑。歷史上，科舉制度提供的名額僅占全國人口的極小比例，並常常爲多數科舉世家所占據。民國大學初建，也有著明顯的貴族化傾向，工農子女很難上得起。新中國以來，工農子女始終保持了相當比重，工農子女的總體比例，北大自1981年以來一直維持在30%-40%。所以，它和引人矚目的社會政治革命一樣意義深遠，堪稱『無聲的革命』。

關於被媒體充分強調的幹部子女比例，報告顯示：『從1952年的11%上升到1973年的22%。1990年代初期達到30%以上，到1997年更是高達39.76%，幹部成爲比例最高的父輩職業』。但論文馬上解釋，改革開放以後，幹部子女比例的增長，很可能是各類企業大量增加的結果。

恢復高考後，蘇大增加的主要是各類企業幹部和經理人員的子女，而非黨政幹部的子女。『幹部比例的上升，可能更多反映的是經濟發展與社會結構的變化，而不能簡單認爲幹部比例的增長就表明了行政權力干擾了高考招生』。

研究者已經指出，論文所稱『幹部』不僅僅是機關、事業單位幹部。論文作者之一梁晨在3月24日通過中國之聲再次解釋，這不是一個『官』的概念，而是比較寬泛，如車間主任或教導主任都歸於此類。換句話說，論文裡用的『幹部』，不是一個政治身份，應更靠近經濟收入的標籤。以此看來，坊間基於『幹部子女上北大』的許多議論，均不免誤植和預設立場而失之偏頗。

這項研究的一個亮點在於它對中學教育的分析：排名前5%的中學輸送了50%的北大學生，前20%的中學輸送了80%的北大學生，越是不發達地區，重點中學越重要。中國教育的無聲革命，起點在於基礎教育，而地方重點中學的高額擇校費，阻礙了這一革命前進的步伐。

當前，民眾對教育的弊病、『官二代』的擠出效應已經深惡痛絕。同時，宏觀上的教育不公，如北大在北京的招生配額遠遠高於外地，北京生源進北大的機率是外省生源的10倍以上。對於這些現象，媒體當然有批評的責任。

然而，任何批評，都應該遵循公允原則。媒體報導爲了迎合一些社會情緒，片面追求轟動效應，忽視應該辨析的細節，過分強調官二代等身份標記，顯然有悖客觀公正的報導原則。其後果，很可能是加劇社會族群的分裂與對抗，於教育公平並無益處。（黃陳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