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谈红学:红学近年没有什么突破创新(1)

直到晚年，周汝昌的生活才相对平静。

此前的近半个世纪内，他的命运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曾不由自主地卷入到一系列的纷争中去。这一切，均由他的心血之作《红楼梦新证》所触发。

30岁时，正在读大学的周汝昌发表了《曹雪芹卒年之新推定》。命运的偶然在于，初试啼声的他就此得到了声名赫赫的胡适的关照。

从此，两人开始了书信往来。1948年，正埋头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特意跑到北京王府井的胡适家中拜访。令周汝昌激动的是，胡适竟然将珍藏多年的孤本《甲戌本石头记》慷慨地借给他翻阅，后又让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孙楷第将珍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一并拿给周汝昌研究。

1953年，《红楼梦新证》初版。此前，“红学”虽已成为20世纪的三大显学之一，但红学界影响力颇巨的著作也不过是胡适于1921年出版的《红楼梦考证》，以及1923年俞平伯推出的《红楼梦辨》。

然而，就在《红楼梦新证》出版的第二年（1954年）9月，刚刚大学毕业的李希凡和蓝翎发表了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鲜明地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提出批评。10月，毛泽东发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支持李希凡和蓝翎，提出批判俞平伯等人“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

由此，一场针对胡适和俞平伯的批判迅速席卷全国。同为“红楼中人”，周汝昌自然也无法置身事外。

我考证的目的正是索隐

《红楼梦新证》出版的第二年，红学界掀起了批判胡适的滚滚大潮，迫于形势的周汝昌不得不写了文章，说明他与胡适的不同。在异乡的胡适读了并未介意，仍向人推荐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为一部“很值得看的书”,并称“他是我在大陆上最后收到的一个‘徒弟 ’”。

由此,周汝昌被视为胡适的“衣钵传人”，亦多有人认为其《红楼梦新证》延续着胡适的考证思路。他也被称为“胡适后的红学研究第一人”。

2005年，周汝昌曾出版20余万字的《我与胡适先生》，称道其人品和学问，念念不忘先生胡适对自己“爱护有加”。

《t望东方周刊》：有一种意见认为，您早年是考证派代表，近几十年转向索隐。您认为自己是哪一派呢？

周汝昌：看样子我得在脑门上贴个标签，标明自己属于哪一派，让别人一看就明白，哈哈！说我是考证派一点都不错。“证”者，何也？考证是也。

说到“新证”，我的“新证”不在“证”，而在“新”。这个“新”是针对胡适说的。胡适作的《红楼梦考证》不是一部学术专著，而是一篇序言，即论文的性质。我得到了他的教益，继承了他的思想，但与他的思想又不完全等同。我的书里添加了自己的创造，所以叫“新证”。如果忘了这点，我的考证就毫无意义。

《t望东方周刊》：为何 “考证”与“索隐”给人感觉似有水火不容之势？

周汝昌：此问根源先要抓住《红楼梦》的开头―― 是作者经历了一番梦幻之后，将真事隐去，借通灵之说撰成此书的。那么其间隐去的真事到底是什么呢？这才发生“索隐”与“考证”的问题：索隐者是以寻找那个“真事”为目的，考证者是为寻找那个“真事”而采用的手段方法―― 两者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而已，不是对立的。

“索隐”一法，从《史记》就开始了，《史记》也有隐事要索。我们早先所反对的那种“索隐派”，是指他们所用的方法错误了（比如，将书中的十二个女性人物的艺术形象说成是十二个男性官员、名士的一种影射云云……），而绝非反对“索隐”本身。

我之所以被称为“考证派”，只是看到了我的方法，而忘记了我考证的目的却正是索隐。

刚才说《红楼梦新证》不在“证”，而在“新”。我的观点新在哪里？直到今天，才被著名大学者刘再复先生点破，他认为：周汝昌的“考证”才是高峰，是“悟证先河”；考证不是字面意义上的考证，而是感悟考证。感悟考证是一种新方法，感悟和考证交相融合，意即“悟中有证，证中有悟”。

如果称我为考证派也不全对，因为考证里面没有感悟。感悟就是去追溯书里面不敢说、不便说、无法说的东西。正是这个东西使得曹公子（曹雪芹）痛苦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