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談紅學:紅學近年沒有什麼突破創新(1)

直到晚年，周汝昌的生活才相對平靜。

此前的近半個世紀內，他的命運隨着政治風雲的變幻，曾不由自主地捲入到一系列的紛爭中去。這一切，均由他的心血之作【紅樓夢新證】所觸發。

30歲時，正在讀大學的周汝昌發表了【曹雪芹卒年之新推定】。命運的偶然在於，初試啼聲的他就此得到了聲名赫赫的胡適的關照。

從此，兩人開始了書信往來。1948年，正埋頭撰寫【紅樓夢新證】的周汝昌特意跑到北京王府井的胡適家中拜訪。令周汝昌激動的是，胡適竟然將珍藏多年的孤本【甲戌本石頭記】慷慨地借給他翻閱，後又讓在燕京大學任教的孫楷第將珍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和有正書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頭記】一併拿給周汝昌研究。

1953年，【紅樓夢新證】初版。此前，『紅學』雖已成為20世紀的三大顯學之一，但紅學界影響力頗巨的著作也不過是胡適於1921年出版的【紅樓夢考證】，以及1923年俞平伯推出的【紅樓夢辨】。

然而，就在【紅樓夢新證】出版的第二年（1954年）9月，剛剛大學畢業的李希凡和藍翎發表了文章【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鮮明地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提出批評。10月，毛澤東發出【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支持李希凡和藍翎，提出批判俞平伯等人『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

由此，一場針對胡適和俞平伯的批判迅速席捲全國。同為『紅樓中人』，周汝昌自然也無法置身事外。

我考證的目的正是索隱

【紅樓夢新證】出版的第二年，紅學界掀起了批判胡適的滾滾大潮，迫於形勢的周汝昌不得不寫了文章，說明他與胡適的不同。在異鄉的胡適讀了並未介意，仍向人推薦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為一部『很值得看的書』,並稱『他是我在大陸上最後收到的一個「徒弟 」』。

由此,周汝昌被視為胡適的『衣缽傳人』，亦多有人認為其【紅樓夢新證】延續着胡適的考證思路。他也被稱為『胡適後的紅學研究第一人』。

2005年，周汝昌曾出版20餘萬字的【我與胡適先生】，稱道其人品和學問，念念不忘先生胡適對自己『愛護有加』。

【t望東方周刊】：有一種意見認為，您早年是考證派代表，近幾十年轉向索隱。您認為自己是哪一派呢？

周汝昌：看樣子我得在腦門上貼個標籤，標明自己屬於哪一派，讓別人一看就明白，哈哈！說我是考證派一點都不錯。『證』者，何也？考證是也。

說到『新證』，我的『新證』不在『證』，而在『新』。這個『新』是針對胡適說的。胡適作的【紅樓夢考證】不是一部學術專著，而是一篇序言，即論文的性質。我得到了他的教益，繼承了他的思想，但與他的思想又不完全等同。我的書里添加了自己的創造，所以叫『新證』。如果忘了這點，我的考證就毫無意義。

【t望東方周刊】：為何 『考證』與『索隱』給人感覺似有水火不容之勢？

周汝昌：此問根源先要抓住【紅樓夢】的開頭―― 是作者經歷了一番夢幻之後，將真事隱去，借通靈之說撰成此書的。那麼其間隱去的真事到底是什麼呢？這才發生『索隱』與『考證』的問題：索隱者是以尋找那個『真事』為目的，考證者是為尋找那個『真事』而採用的手段方法―― 兩者是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而已，不是對立的。

『索隱』一法，從【史記】就開始了，【史記】也有隱事要索。我們早先所反對的那種『索隱派』，是指他們所用的方法錯誤了（比如，將書中的十二個女性人物的藝術形象說成是十二個男性官員、名士的一種影射云云……），而絕非反對『索隱』本身。

我之所以被稱為『考證派』，只是看到了我的方法，而忘記了我考證的目的卻正是索隱。

剛才說【紅樓夢新證】不在『證』，而在『新』。我的觀點新在哪裡？直到今天，才被著名大學者劉再復先生點破，他認為：周汝昌的『考證』才是高峰，是『悟證先河』；考證不是字面意義上的考證，而是感悟考證。感悟考證是一種新方法，感悟和考證交相融合，意即『悟中有證，證中有悟』。

如果稱我為考證派也不全對，因為考證裡面沒有感悟。感悟就是去追溯書裡面不敢說、不便說、無法說的東西。正是這個東西使得曹公子（曹雪芹）痛苦無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