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華 幾度風雨

『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我們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係卻比任何行業為大。』中華書局創始人陸費逵於1924年寫下的這段話，道盡了國家興衰與書業榮枯互為因果的道理。回望中華書局百年來走過的道路，不能不感嘆，這家出版機構的歷史，就是中國現代文化史的一個縮影，從其每一次沉浮起落中，我們都能看到時代風雲的涌動。

與民國同齡

1912年1月1日，一家由三個年輕人合資、股本只有兩萬五千元的小書局在上海成立。這就是後來名重出版界的中華書局。同一天，孫中山在南京就任總統，宣告了中華民國的成立。

中華書局成立時，主要創辦人陸費逵年僅26歲。在那之前，他供職於商務印書館，深受張元濟賞識，並被委以要職。

那正是『革命聲勢』日增月盛的年代。對於革命，年過不惑的張元濟基本上持觀望態度。他仍期待清政府通過立憲度過危機，不願看到社會發生劇烈動盪。而年輕的陸費逵則心向革命：早在1903年，他便與革命黨人有往來；1904年，他與朋友在武昌開辦新學界書店，售賣【警世鐘】、【猛回頭】等革命書籍；1905年，加入反清革命團體『日知會』；不久，進入漢口【楚報】任記者和主筆，因批評清政府，被迫出走，『得知（抓他的）消息後，鞋都來不及穿，一雙拖鞋踏上輪船到了上海』；他曾幫助革命黨人呂烈曜到廣東參加黃花崗起義。後來發生的事表明，張元濟、陸費逵政治立場上的這種不同，對於各自的事業都產生了莫大影響。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的消息傳來。據蔣維喬回憶，當時『商務同人有遠見者，均勸菊生，應預備一套用於革命後之教科書』，但張元濟『以為革命不能成功，教科書不必改』。此種情形下，陸費逵決定『另創書局專營出版事業』，以發動『教科書革命』。在他看來，教科書不革命，則『自由真理、共和大義莫由灌輸，即國家界說亦不得明』。

關於陸費逵的另立門戶，一種說法是，陸費逵曾向張元濟建議修訂教科書，未獲允准，這才萌生去意。而鄭逸梅提供了故事的另一版本。他在【書報話舊】中說，陸費逵為了自己創辦新書局，在商務當局向他諮詢時，故意說革命決非短時期所能成功，『誤導』了商務決策層。對於鄭逸梅的說法，後來的研究者普遍認為沒有憑據，不可採信。但無論如何，商務在教科書修訂問題上的反應遲鈍，使自己坐失良機，也間接給了陸費逵以發展空間。

陸費逵選擇民國誕生當日成立中華書局，『將來，遇民國成立紀念，即吾局成立之紀念也』，此舉似乎預示着，此後中華書局的前途將和民國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

與共和國一起成長

在中華書局成立之前，陸費逵即組織人員，秘密編撰合乎共和體制的教科書。書局成立第二月，『中華教科書』即開始出版。

1912年1月19日，南京臨時政府頒佈【普通教育暫行辦法】，規定教科書務令合於共和國宗旨，清政府學部頒行的教科書一律禁用。

當年2月初，中華書局開始營業。『中華教科書』因為是第一套適合共和體制的教科書，令人耳目一新，迅速風行全國。『開業之後，各省函電紛馳，門前顧客坐索，供不應求』，陸費逵回憶說。而同時期的商務印書館則極為被動，雖然也馬不停蹄地趕製【共和國教科書】，但畢竟已讓中華佔盡了先機。

中華初創的四五年間，發展迅猛，到1916年6月，中華書局資本已增至160萬元，在全國設立分局多達40余處，員工也由最初的十餘人發展到千餘人，一躍成為排在商務之後的第二大出版企業。

『民主共和是中華書局的催生婆』（周其厚語）。陸費逵領導下的中華書局必然是擁護共和、反對帝制的。然歷史的發展並不可能是直線式的，而是常有反覆。袁世凱欲稱帝，1914年3月，教育部非正式通知有關書局，要求修改教科書，加入頌揚大總統語。陸費逵聞訊，即與商務相商，決定步調一致地予以堅拒，終於得以拒絕。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凱稱帝，定1916年為洪憲元年，中華書局頗有影響的【大中華】等雜誌，沒有像某些刊物那樣將民國紀年改為洪憲紀年，而是只表『某月某日』出版。

1916年間，由於中華教科書中有【日本】【國恥】【明國恥】等課文，告誡學生勿忘國恥，引起日本方面不滿，北洋政府致函中華書局，希望書局編書時『措辭能稍微含蓄』，中華書局在回函中表達了毫不妥協的態度，指出教科書中『所敘國恥，皆為事實』，倘禁止教科書的發行，『有損於本局之營業，關係猶小。使全國青年學子，從此遂忘國恥，關係實大』。中華書局據理力爭，既維護了民族大義，亦堅持了出版自由。

雖然時局動盪不安，但從民國成立到抗戰爆發的二十五年間，都可稱得上是老中華書局發展史上的黃金時期。除了1917年的『民六危機』中一度瀕臨險境之外，書局的營業規模和利潤額都不斷擴大。二十餘年間，中華不但在教科書領域佔據領先地位，而且在學術圖書（如【飲冰室合集】）、工具書（如【中華大字典】【辭海】）、古籍（【四部備要】【古今圖書集成】）、雜誌（【中華教育界】【大中華】）等出版領域取得了卓著的成績，影響力節節攀升。

無奈的是，1937年抗戰軍興，打斷了中華書局的發展勢頭。抗戰期間，書局總部輾轉於香港、重慶等地，在極度困難情況下苦苦支撐。1942年，中華書局才出了兩種書，相比昔日的輝煌，思之令人痛心。而在前一年的7月9日，陸費逵病逝於香港。

艱難蛻變

新中國成立，中華書局開始了艱難的蛻變。1952年，中華書局編輯所從上海遷往北京，新農出版社合併入中華書局，中華書局以出版農業、文史、俄語讀物為重點。1954年，中華書局實行公私合營，總公司遷往北京，與在西總布胡同7號的國營出版社財政經濟出版社合併，中華書局成了財政經濟出版社的一部分，對外掛兩塊牌子，分別出版財經、農業、文史、俄語等書籍。1956年，文化部決定將財經社從中華剝離，中華按其原有傳統，獨立經營，明確提出『今後中華書局的出書範圍，以出版各種文史哲書籍為主，包括古籍和有關著作等』。1957年，成立僅三年的古籍出版社併入中華書局，書局遷至東總布胡同10號。1958年初，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在北京召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大會，會上指定中華書局為小組辦事機構。中華書局明確定位為『整理出版古籍和當代文史哲研究著作的專業出版社』。

據胡道靜回憶，中華書局恢復獨立建制，轉型為古籍專業社，可能體現了毛澤東的意思：『毛主席對出版工作規劃的指示中有過這麼一條，大意是說，過去有很大影響的兩家書店，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這兩塊招牌還是應當保留。顧名思義，中華就搞祖國古典，商務就搞西洋古典（西洋哲社名著的譯本）。』

現在我們回顧中華書局的歷史可以發現，1958年作為古籍專業社的中華書局，與解放前作為綜合性出版社的中華書局關係並不很大，但卻奠定了此後直至今天中華書局的基本格局。中華書局也由此迎來了中興，而中興事業的主要領導者，就是金燦然先生。金燦然之於新中華的再造之功，正如陸費逵之於老中華的開創之功。『書局給陸費逵先生鑄了像，竊以為，當準此先例，也給金燦然先生鑄像安置。』白化文說。

1958年，金燦然從文化部出版局局長任上調入中華書局，擔任總經理兼總編輯。金燦然深深感到，想辦好中華書局，首先是要延攬到更多精通古籍業務的編輯人才。金燦然積極推動北京大學和中華書局合辦了古典文獻專業，為古籍整理培養後繼人才。他提倡編輯要立志當編輯家，而不是當編輯匠，要多讀書，多從事研究，多寫文章。後來，中華書局出了很多學者型編輯，並形成了綿延至今的一個傳統，不能不說與金燦然的提倡有關。

在運動不斷的歲月，不少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或『反動學術權威』。金燦然提出了『人棄我取，乘時進用』的八字方針，從1958年下半年起，『陸續調進了錯劃為「右派」的宋雲彬、馬非百、傅振倫、楊伯峻、李賡序、傅璇琮、沈玉成、褚斌傑等，總數將近二十人，加上由於各種原因被視為「不可靠」的同志，再加上原有的章錫琛、盧文迪、童第德、郝光炎、吳翊如等同志，還有失去公職的臨時工王仲聞、戴文葆、石繼昌、王文錦同志』（據王春的回憶）。金燦然的膽識得到了普遍讚揚，但不知不覺中，卻已將自己置於危險的境地。在當年特殊的政治氛圍中，金燦然的做法有可能被攻擊為『重才輕德』甚至是『立場錯誤』。果然，到了文革中，這就成了他的一條彌天大罪，說他『推行了一條招降納叛、網絡牛鬼蛇神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組織路線』，把中華書局變成了『大黑窩』、『右派集中營』，是為『復辟資本主義，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作組織準備』。

金燦然主持中華的數年間，書局相繼整理出版了【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明通鑑】、【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文苑英華】、【太平御覽】、【全唐詩】、【全宋詞】、【冊府元龜】等圖書，吳晗主編的『中國歷史小叢書』出至100種，著名的『二十四史』點校工作也在順利推進中。

但一場災難已逐漸向金燦然和中華書局逼近。1964年，文化部被說成是『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與文化部相關領導關係密切的金燦然不能不感到惶惑和恐懼。如果拋開『帝王將相』和『死人』，古籍整理該怎麼做？中華書局書越出越少，越出越難，原來準備公開出版的變成了『內部發行』，已經排版或付型的被封存了起來。金燦然一改以前的開朗活躍，一日日沉默寡言起來。

文革中，金燦然受到批判，帶病下放湖北咸寧文化部『五七幹校』。1972年，金燦然在北京含冤去世。

在風雨中堅守

回顧中華書局的歷史，就不能不提宏偉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工程。據工程最重要的組織者趙守儼回憶，這一工程源起於毛澤東1958年7月要求組織人標點『前四史』的指示。1958年9月13日，吳晗、范文瀾與金燦然等召開會議研究，將標點範圍從『前四史』擴展為『二十四史』。1959年，點校本【史記】出版，為國慶十周年獻禮。1963年，全國各地參加點校的學者，唐長孺、王仲犖等首次進京集中校史。一直到1966年，工作進展相對順利。

1966年，風暴降臨，一片『打倒』、『砸爛』聲中，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不但『二十四史』整理工程被迫停頓（1967年間，在戚本禹的指示下曾短暫恢復），連中華書局也處於事實上的解散狀態。1969年，中華書局職工大都開往湖北咸寧文化部『五七幹校』，度過了一段充滿苦澀的歲月。

1971年，在最高層的指示下，『二十四史』整理工程重新啟動。這個時候，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已經被合併為一個單位，辦公地點遷到王府井大街36號原中國文聯大樓。在幹校勞動的一批業務骨幹陸續調回北京，眾多大師級學者也得以重新投入工作。

啟功先生曾回憶說，1971年6月的一天，他接到傳話，軍代表找，說是『二十四師要調你去』，『我一聽這消息，當時就蒙了……像我這樣的人怎麼會往軍隊裏調？軍隊怎麼會要我？莫非要把我進一步看管起來？』第二天一早，啟功急忙去找軍代表，待聽到是『二十四史』而不是『二十四師』時，啟功『心裏的石頭砰的一下落了地』。啟功後來回憶說，參加『二十四史』工作的幾年間，實在是自己文革期間『最穩定、最順利、最舒心的一段時期』。事實上，這種感覺，參加這一工作的很多學者都有，能夠在動輒得咎的非常年代裏埋首業務，簡直是一種幸福。

1978年春，隨着【宋史】出版，『二十四史』整理工程畫上了句號。這時，文革已經結束，中華書局逐步重回軌道。1979年8月，一度合署辦公的中華、商務恢復獨立建制。

守正出新

從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是中華書局發展史上又一個欣欣向榮的時期。恢復建制之後，一大批重要典籍、論着相繼出版，諸如【中華大藏經】這樣的古籍整理工作也開始啟動。1979年8月，中華書局出版錢鍾書的【管錐編】，雖然是一本並不容易讀懂的磚頭般的學術著作，但還是受到讀者追捧，也令海外學界為之震動。1982年5月，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出版，這本書不到二十萬字，從審稿、修改、看校樣，直至出書，竟用了三年時間。該書首印兩萬七千餘冊，很快便銷售一空。黃仁宇在國內乃至東亞等更大範圍內的大名，也隨着中華版【萬曆十五年】的出版而奠定。

1980年代是一個人人如饑似渴享受精神盛宴的年代，中華書局以【管錐編】、【萬曆十五年】這樣的重磅出版物滿足了讀者對文化知識的渴求，也更加確立了其傳統文化出版重鎮的地位。

然而1990年左右始，隨着市場經濟轉型，書業競爭加劇，中華書局表現出多方面的不適應。1990年代，中華書局生產規模日益萎縮，社會影響力也呈下降趨勢。在這期間，中華書局做了艱難的探索，不斷開闢新的產品線，涉足新的出版領域，但往往以失敗告終。最艱難的時候，書局資金緊缺，人員流失，圖書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難以實現。

2002年，中國出版集團成立。2003年8月，中華書局調整戰略發展方向，決定出版重心回到古籍整理和傳統文史讀物的出版上來。2003年11月20日，中華書局舉辦了『弘揚傳統 重塑品牌――中華書局與學界前輩共商重印書規劃座談會』，邀請曹道衡、袁行霈、李學勤、裘錫圭等專家學者，幫助書局盤家底、出主意，討論如何重振中華雄風。在這次會上，袁行霈提出『守正出新』這一理念，成為了引領書局發展的『新局訓』。

2004年，中華書局成立『大眾讀物工作室』。同年，這個工作室策劃出版了閻崇年的【正說清朝十二帝】，一炮走紅，行銷數十萬冊。隨後出版的『正說歷史』書系其他各冊亦取得了不錯的銷售成績。2006年，中華書局推出【於丹〖論語〗心得】，更是創下了首發當日簽售上萬冊、數年間發行500多萬冊等記錄，成為中國出版史上罕見的超級暢銷書。而隨着近年來『國學熱』、『傳統文化熱』的不斷升溫，中華版文化普及讀物乃至一些傳統典籍都受到了讀者追捧。經濟上打了翻身仗，中華書局在古籍整理、學術著作出版方面亦煥發了活力，包括【顧頡剛全集】、【中華民國史】等一大批重磅出版物陸續面世，『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亦於2006年啟動。

『我們將自己定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提供商」，中華百歲生日之際，我們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未來，對書局的未來，充滿信心。我們將再一次啟程，向着新的百年邁進。』中華書局總經理李岩先生告訴記者。

著名學者余英時為中華百年題詞曰：『古人說，積德百年而後禮樂可興。清末以來，中華文化傳統之所以危而未傾，中華書局在以往百年中之努力與有功焉。以下百年中國文化與普世價值相融合，必將返本而開新。中華書局之任益重而道益遠，其未來之輝煌貢獻舉世皆佇以待之，可斷言也。』也許新的百年，中華書局仍會飽嘗風雨，時有榮枯，但與余先生一樣，我們對中華新的輝煌貢獻，將佇以待之，衷心祝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