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出版規範化問題漫談

　　大家討論比較多的是古籍整理（即古代文獻整理）的規範化，這是一個文獻學的純學術話題。今天我講的是古籍整理出版中的規範化問題，重點在古籍整理出版，以及作爲出版者在古籍整理規範中應承擔的責任。因爲我們都是古籍整理出版的從業者，古籍出版是我們的本職工作，大多數的古籍整理成果都是通過我們的編輯出版工作，化身千萬，成爲學術研究和一般讀者可以方便取用的研究資料的。文章的題目叫『規範化』，但講的可能更多的是古籍整理出版中的不規範現象。限於時間，再加上自己也沒有系統的思考，只能簡單舉幾個例子並說明個人的看法，講的不對的地方，尤其是所舉的例子或許未必正確，一併請大家批評、討論。

　　總的來說，當前我們古籍整理出版業的上游環境不容樂觀。因爲時代、社會的變遷，價值觀和評價標準的變化，古籍整理出版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從古籍整理者的角度看，功利性特徵超乎以往，科研項目制度的負面影響在古籍整理學科表現突出，有項目才有科研經費，批撥了經費就得有結項的期限，但很多古籍整理項目都需要長時間的打磨，迫於時限，結項和出版都使得整理工作只好匆忙收工，短期行爲增多。另外，因爲很多地方對古籍整理成果的輕視，也造成從事古籍整理的學者和古籍整理項目的減少。不盡合理的學術研究體制和評價體系、評價標準，使古籍整理出版的上游失去了良好的生態環境。

　　現在有不少地方政府投資鄉賢著述和鄉邦文獻的整理出版工作，這是一件非常值得提倡的善舉，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古籍整理出版經費匱乏的問題，尤其是一些特大型項目。但是隨之也帶來了一些問題：一，整理水平不一，一些地方並不具備大型文獻整理的人才條件，比較好的辦法是打破區域界限與有相關專業研究優勢的科研單位結合，這幾年有成功的嘗試，但總的情況不容樂觀；二，經費來自地方政府投資或民間集資，投資就得回報、見成效，這一點與各地政府的其他『首長工程』類似，大多要在領導任期內完成出版，整理的水平和質量，常常未必能夠作爲他們的第一要求和目標。所以，整理者、投資者、出版者幾個方面都能認識到質量的重要，處理好質量與進度的關係，就是好事；處理不好就會出問題。

　　從出版者的角度說，在商品經濟時代，出版本身是一種商業行爲，即使文化含量很高的古籍出版，也是一種商業行爲。利益最大化的片面追求，在古籍出版業也有不同形式的表現，最爲惡劣的是爲降低整理成本（人工成本、時間成本），搶占市場份額，一些出版社大量採用變相的翻版行爲――我稱之爲『偽整理』，主要是一些非古籍專業出版社和不法書商所爲，『偽整理』的蔓延，極大地破壞了多年形成的古籍出版的基本規範，擾亂了古籍圖書市場的秩序。

　　從上面幾個環節存在的問題，可見當前古籍整理的出版，較之計劃經濟時代，的確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拋開一些細節問題不談，就古籍整理出版大的方面而言，最嚴重的不規範，我認爲莫過於『學術包裝下的非學術追求』。『學術包裝下的非學術追求』，是我借用陳尚君教授的話。這樣說是以下面的共識爲前提的，就是學術的標準不是我們古籍專業出版社的唯一目標，但就古籍的整理出版來說，學術的標準應該是第一標準。因此古籍出版的規範化也應該以學術的標準爲前提。如果一部古籍整理著作，不符合基本的學術標準（如原創性、後出轉精），那就是一本沒有文化積累價值的圖書。

　　造成『學術包裝下的非學術追求』的主要原因，一是學者的功利目的，二是出版者的商業目的，當二者利益達成一致的時候，一部匆忙間拼拼湊湊、改頭換面的古籍整理圖書就會出籠，而且有時候會成批的出籠。最大的問題是經濟利益的驅動。這一點在一些讀者量相對較大的古籍名著的出版中表現尤烈，最爲普通讀者喜聞樂見的四大小說，全國在銷的百餘個新印版本中，真正原創的或有新意的整理本有幾家？

　　再如大家熟知的『二十四史』整理本。『二十四史』的整理，開始於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七十年代末才全部完成，歷時二十年，參加整理的學者、編輯人員，前後共一百多人，很難設想這樣一個巨大的古籍整理工程，在今天這樣的商品經濟時代能夠順利開展和完成，隨著老成凋謝，一批著名文史專家的離世，人才儲備也嚴重不足。『二十四史』整理本，最終成了學術界普遍取用的通行本。『二十四史』作爲新中國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不僅僅是我們中華書局的品牌產品，更是一個有著國家標準本意義的古籍整理標誌性產品。這樣一個知識含量極高的整理本，前幾年，連續被改頭換面出了幾種簡體字本，『前四史』的翻版尤多！有些是不法書商操作，有些是正規出版社出版，甚至也請一些專家掛名主編、點校，是典型的『偽整理』。坊間大量印行的各種『二十四史』、『前四史』、【資治通鑑】、【全唐詩】、【全宋詞】，大多是這種『偽整理』的產品。 （編者註：此說未免太過武斷，事實上中華書局簡體本【二十四史】的質量亦不如人意，據抽查統計，其差錯率甚至高於國家圖書出版質量標準好幾倍，詳見【中華書局簡體本〖南齊書〗勘誤】。）

　　就文學古籍而言，【全唐詩】、【全宋詞】是受害最烈的兩部書。

　　【全唐詩】的第一個整理本，是中華書局六十年代出版的排印本，後來上古出版了揚州詩局影印本，這兩種書整理方式不一樣，從不同角度滿足了學術研究和一般讀者的需求。但後來陸續出版了十數種【全唐詩】排印本，我可以肯定地說，無一不是源自中華書局整理本，都是中華版的改頭換面的翻版，是『偽整理』。十多年前，北京有一家出版社拿中華版在工廠排版，被我們發現，當場拍照取證，後來這家出版社不得不取消了這個出版項目。在這一類古籍整理本中，『偽整理』者還會耍一些花招，製造假象，掩人耳目。比如【全唐詩】，爲了避免版權糾紛（包括付費）和抄襲之嫌，『偽整理』者會在前言凡例中特別說明他所據的底本是揚州詩局刻本，但如果選幾段對照一下，就會發現，不是那麼回事，中華本的改動（就是中華本與揚州詩局刻本不同的文字）仍然在那些『偽整理』本中，甚至中華版有些印次中的排印錯誤也都保留其中。我們有【全唐詩】中華版與揚州詩局本的文字異同對照表，根據這個對照表，很容易判別後出的這些排印本是否真的依據揚州詩局刻本重新點校的。

　　因爲清編【全唐詩】本身已不受著作權法保護，所以這些不法出版者做得比較肆無忌彈。對【全宋詞】就不一樣了，唐圭璋先生【全宋詞】仍在著作權保護期，他們只能採取改頭換面偷梁換柱的辦法。如前些年出版的【宋詞全編】、【唐宋全詞】（合【全唐五代詞】、【全宋詞】），調整編次，刪繁就簡，拼拼湊湊，貌似新書，但都逃不掉作偽的證據。像【全宋詞】這樣的書，唐圭璋先生付出了數十年的辛勤勞動，從四十年代的線裝本，到六十年代的校訂重排本，以及以後歷次重印的增訂修正。六十年代，當時在中華書局文學室工作的王仲聞先生（王國維之子）前後用了近四年的時間，參與【全宋詞】的修訂――去年古籍小組舉辦的『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成就展』曾經展出了王仲聞先生與唐圭璋先生就【全宋詞】的修訂，往返討論的審稿加工紀錄，元書紙厚可盈尺，朱墨爛然，看過之後敬畏之心油然而生――對待學問，對待嚴肅的古籍整理事業，是要有一種敬畏之心的，現在很多人就是缺少起碼的敬畏之心！順便可以說的是，中華繁體版的【全宋詞】署名只有唐圭璋先生一人，但在中華書局檔案中保存的文革前【全宋詞】出版合同上，唐圭璋先生在自己的名字後邊，用毛筆親筆補寫了『王仲聞訂補』的署名，只因爲當時王仲聞先生的右派身份，最後未能共同署名。老一輩學人這種謙遜的作風和實事求是的美德真值得今天的人們好好學習。

　　像【全宋詞】這樣一部作者和出版者都花費了巨大人力智力投入的古籍整理名著，就這樣被一些不法書商們巧取豪奪了。類似的還有前幾年珠海出版社的古代作家全集，李白、杜甫、蘇軾等等，還有市面上屢見的所謂『唐宋八大家全集』等等，大多是中華和上古【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中國古典文學叢書】的翻版。

　　上面說到的與『二十四史』、【全唐詩】、【全宋詞】相關的『偽整理』，主要是一些不法書商和少數出版社出於商業目的所做的一種違規行爲。另外一種情況與一些學者的趨利有關，不僅僅是商業上的，還有學術功利的目的，舉兩個我經歷的例子：

　　一個是十年前的例子，也與【全唐詩】有關。十多年前，我們偶然從一些學者那裡知道了一個增訂注釋【全唐詩】的編輯出版計劃，當時我們剛剛出版了陳尚君先生的【全唐詩補編】（全三冊），從增訂注釋【全唐詩】的編纂細則看，所謂的『增訂』，實際就是將【全唐詩補編】的內容，拆分補入【全唐詩】各人之下。主事者既不通知出版者，也未徵得陳尚君先生的同意，顯然是一種侵權行爲。雖然經過交涉，此書還是出版了，而且鑽了一個更大的空子，對大量依據【補編】增補進去的逸詩，乾脆直接註上【補編】所注的文獻出處，輕巧的撇開了【補編】所做的搜集工作，似乎這數千首逸詩都是『增訂』者新從數千種古籍中一一搜羅得來的！【補編】作者和編輯歷時數年的辛勤搜集考訂和甄別，就這樣變成了所謂『增訂』者的成果！當然學術乃天下公器，是非優劣自有公論，這樣操作出來的書不會有長久的生命力，更不會成爲學術界普遍取用的通行本，也不會成爲出版社常印常銷的品牌圖書。我們作爲一個嚴肅的出版者，作爲專業古籍出版社，應該及時發現並杜絕這種違規行爲，不能助長這種風氣。

　　第二個是最近的例子，近年出版的【全遼金文】。上個月，爲陳述先生【遼史補註】稿子的事，陳述先生的後人來到中華，在談完【遼史補註】書稿之後，陳述先生的女兒拿出了【全遼金文】，詢問此書編者有否徵求中華書局的同意，因爲被此書全部採用的陳述先生【全遼文】是中華八十年代出版的。

　　【全遼金文】全三冊，上冊爲遼文部分，32開900多頁。篇幅與陳述先生【全遼文】大體相當（16開430頁）。也就是說，【全遼金文】當中的遼文部分的主體實際上就是陳述先生【全遼文】。據【全遼金文】的凡例，此書共收錄遼代作者228人，文810篇，比【全遼文】增收作者7人，增收文章14篇。換句話說，一部900多頁的新輯全遼文，只有14篇文章在陳述先生【全遼文】之外！而且陳述先生在一些文章後面所做的考證性跋語（短則數百字，長則一二千字），此書也原樣錄。因爲沒有明確標示按語的作者，有些文字就變得沒有了著落，如陳述先生按語說：『右據友人周一良撰【亞剌伯人關於中國之記載】。』【全遼金文】也照錄不改，似乎周一良先生就是他的『友人』。還有一篇碑銘，陳先生的按語末尾說：『見本書卷末的附錄三。』指的是中華版【全遼文】附錄三的圖版，這些圖版原書是以紙袋單裝與正文一起發行的。【全遼金文】編者也原文照抄，可是所謂的『附錄三』在【全遼金文】中卻沒有著落。

　　最爲不應該的是，【全遼金文】雖然明確地指出了採用中華版【全遼文】的事實，但一次也沒有提到陳述先生的名字！凡例中在指稱陳述【全遼金文】的時候，遺憾的將『陳述』錯寫成了『陳衍』。陳衍爲近代著名詩人，陳述爲現代著名史學家，二人都是有名的學者，不應該相混。而且陳衍曾編過【金詩紀事】、【元詩紀事】，作爲【全遼金文】的編者，對遼金文獻及其相關成果應該是熟悉的，也不至於將陳述、陳衍混爲一人！這樣的錯誤，對陳先生後人來說是很難諒解的，也難免要做更壞的推測，懷疑編者錯寫作『陳衍』是一種故意。我雖不這樣看，但無論如何，這樣的錯不應該發生，將他人整本書的成果都『吸收』了，唯獨將作者名字弄錯，實在太離譜。

　　回過頭來看，編輯出版這樣的新編總集有何學術價值？據我所知，陳述先生在八十年代【全遼文】出版之後，繼續搜集遼代佚文，增補的已經有百餘篇，未曾發表。而【全遼金文】，作爲新編一代文章總集，所增文章才14篇，其主要來源是河北教育出版社版【遼代石刻文編】。我在這裡不是對【全遼金文】做全面的評價，但就搜羅文獻的情況看，編者付出了多少搜集之功，還是顯而易見的。我個人覺得，發生這樣的事情，受損害的不僅僅是作者和讀者，出版者尤其我們專業古籍社的集體形象也會受到損害。

　　學術是靠積累而進步的，新編一代總集靠簡單的拼裝組合，於學術無補無益。這裡轉述【全唐文補編】的作者陳尚君先生就近年出版的【全唐文】新編之作所說的一段話，他說：

　　近年所謂新編成書者，號稱補了一萬幾千篇，將陸心源補的三千篇算入還是小事，除了收錄已另成編的墓誌外，還收錄了大量的敦煌吐魯番文書和專書，收了大量的不具文意的造像題名，……這樣的補遺新編，可以說比清編【全唐文】的學術質量又下墮了許多，實在不足爲據。我以爲，清編的【全唐詩】和【全唐文】雖然問題不少，但給予學者研究的方便也是眾所共知的。現在學者要有新編的設想，不付出極其艱巨的努力，不努力達到現代學術的規範要求，追求較高的學術目標，僅僅在學術包裝下作商業追求，是沒有什麼實際意義的。

　　這就要求我們古籍出版的從業人員本身要有一定的鑑別力，對交到自己手中的『偽整理』書稿要能看得出來，古籍整理出版的門檻不能降低。更重要的是要有職業道德、職業操守，不爲小利所動，去做違反法規、違背學術規範、古籍整理規範的事。古籍整理出版中的一些不規範行爲，不只存在於那些非專業社和書商身上，專業古籍出版社也在其中。對我們這些專業社來說，古籍出版是我們的本行，是我們的陣地，我們先要規範自己的行爲，更不能自相侵蝕，惡性競爭，造成混亂。

　　古籍圖書的出版，在整個出版業所占的份額很小，古籍原典的讀者受眾也越來越少，要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光靠某一兩個出版社是不行的，要靠古聯會全體成員社的共同努力，大家一道將古籍出版業自身做大做強，在出版界有我們古籍社的聲音，古籍出版事業才可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不斷向前推進。

　　這是我今天舉我們身邊的例子，講古籍整理出版中的不規範現象的出發點和初衷。講的不對的地方請大家批評。

2004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