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瑜：以政治人類學質疑『專制主義中央集權』

【由西學說到國學】之八

『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

――以政治人類學質疑『專制主義中央集權』

西學自然應該包括西方學者的研究方法，即便這些方法被運用於西方以外地區的研究。政治人類學作為社會人類學的一個分支通常是指現代學者，尤其是西方學者，對非洲等地區原始落後社會政治結構和進程的研究。儘管政治人類學和其他一些社會科學分支一樣，使用功能主義、結構主義等眩目的術語，該學科學者在非洲以及其他東方地區的田野工作成果大大豐富了人們對國家類型和政治統治方式的認識。亞里士多德提出有君主制、貴族制和共和制以及這三種政體的對應敗壞形式僭主制、寡頭制和民主制。加上中世紀西歐與封君封臣制度相結合的君主制，西方學者對政府形式的傳統分類大致上就是這些。對非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他們傾向於用孟德斯鳩提出的東方專制主義來概括。人類學研究出現以後，特別是20世紀20年代政治人類學的研究興起以後，他們大量和深入接觸了西方以外的複雜政治現象，發現以往的政治體制分類很難概括極其多樣化的現實和歷史生活。為應付這一挑戰，政治人類學家對政治活動的類型和運作機製做了更加細膩的處理。他們在這一過程中提出的思路和想法對研究中國古代政治有很重要的意義。

巴朗迪耶的【政治人類學】（Georges Baladier, Political Anthropology, 1970）不是一部新書了，不過其中介紹的早期國家運作機制有助於我們拓寬對中國古代政治的觀察視野。我們以往在研究中國史的時候借用了西方學者使用的一些籠統概念，譬如王國、封建專制、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等等，思路也受到相應的局限。譬如我們注意到秦始皇『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史記・秦始皇本紀】），並據此把他看作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帝國的創始者。其實在我們的中國史教材裡面使用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不過是東方專制主義這一陳舊概念隱蔽的說法。如果我們批判性地使用政治人類學建立的一些新範疇，也許可以對始皇帝的功業做出另一種評價，並在根本上修正東方專制主義理論，進而對專制傳統作出更為深刻的批判。巴朗迪耶指出，政治人類學者在研究國家起源和成長的過程中意識到，國家一般具有強化政治統一和中央集權的傾向，但是傳統社會落後的交通條件和經濟水平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中央政府控制地方和私人力量的能力。譬如阿拉伯學者伊本・哈勒敦在14世紀寫作的【通史》裡面就注意到，所有的王朝都只能控制不大的中心地帶，其有效權力向外延伸越遠就越軟弱。以非洲古代帝國的情況為例，疆域的過度擴張甚至會導致帝國的崩潰。科恩在克萊森主編的【早期國家》裡曾經說，早期國家一般在擴展到一定規模後有自行裂變的問題，其成長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克服這一裂變（Henri J. M. Claessen and Peter Skalník, The Early State, 1978）。索撒爾在【阿魯爾社會》裡考察烏干達的早期國家結構，提出『斷片國家』理論（segmentary state），認為這是前現代國家的一種特殊形態，即便它不被看作是傳統國家的一種典型形態。這裡的『斷片』一語是指一方面存在極度強調大一統的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譬如把國王美化為無所不能、統治整個世界、有超凡魅力來保證臣民福利的神秘人物，另一方面政府對地方實際的行政控制力寬鬆而且有限，二者呈現明顯的不吻合狀態（A. W. Southall, Alur Society,1956）。在觀念上強調大一統和皇權至上是早期國家克服其自身裂變的重要手段。它不足以保證有效行政管理在全國範圍內的建立，不過中央可以在地方建立比較鬆散、絕非現代意義上的社會控制，讓地方社團有相當程度的自治，進而保證整個國家的穩定和繁榮。

假如我們借用斷片國家的理論來觀察秦帝國，那麼【秦始皇本紀》裡的大量記載都指向強化大一統觀念和皇權至高無上的政治文化，而不是說在現實中秦王朝有能力進行有效的中央集權統治，譬如更改名號為『始皇帝』，崇尚水德以克制周之火德，『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另外一些措施具有宣示一統天下的鮮明色彩，譬如統一度量衡，收繳天下的兵器鑄造為宮廷內的大鐘和金人，以及在咸陽仿造被滅各國的宮殿，把從各國繳獲的美女和鐘鼓放入那裡。秦始皇巡幸各地的辛苦活動也是古代世界常見的現象，也就是把中央權威通過皇帝個人帶到常規行政管理難以有效控制的遙遠地區。這裡就涉及到郡縣制是否能夠有效貫徹中央政府意志和有效管理地方的問題。『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顯然是為了削弱地方社團力量和強化中央集權。漢代以酷吏鉗制遊俠豪強，是中央政府繼續削弱地方實力的努力。司馬遷講述的郭解故事，其實也透露出這位所謂『遊俠』以及其他地方賢豪扮演的非政府政治角色，說明漢代政府仍然可以被刻畫為索撒爾所理解的斷片國家：『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之後郭解還告訴他們，要給曾經來調停過的地方賢達面子，顯出和解是聽他們意見的結果。漢武帝並不欣賞這種情況，『徙豪富茂陵』。郭解不富裕，仍然被迫遷入關中。郭仗義行俠，不過他的門人卻殺死批評他的一位儒生。御史大夫公孫弘為此誅殺郭解全家，說『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眥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斷片國家通常是傳統的專制國家，其統治者一般具有加強中央集權的內在衝動，力圖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和權力。中國皇帝們的這一傾向十分突出，他們不惜為此剷除地方勢力，不獨打擊地方豪強，也打擊諸侯王國，『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古代中國的選擇是廢棄封建制，也就是說，皇帝們拒絕接受明確制度化的斷片國家統治模式。問題是，他們藉助郡縣制建構突破斷片國家的努力是否成功？是否保證了他們建立有效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呢？

索撒爾的斷片國家理論後來被其它學者運用於非洲以外的地區，運用於印度這樣發達的古代文明――這樣把黑非洲和印度聯繫起來引發了一些印度學專家的驚訝和抱怨。作為對這一重要國家理論的補充和修正，古代中國的經驗似乎證明了極度強調大一統和皇權的政策和政治文化不僅與有效的中央集權統治沒有必然聯繫，甚至具有削弱中央政府對地方有效管理的作用。杜牧在【阿房宮賦》裡說，『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這裡涉及的不僅是暴政和民怨，其實還有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協調問題。這裡說的『愛』其實也可以理解為君主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給予地方民眾自由和自治，以此博得他們的支持，維護整個國家的和平，而不是以嚴苛而未必有效的專制統治『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在財富的搜刮上『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王夫之在【讀通鑑論》裡批評賈誼鼓吹的削藩政策：諸侯國本不是妨害漢朝的弊端，它們的反叛是削藩導致的，『淮南之叛，誼導之矣』。顧炎武的【郡縣論】認為郡縣制是政治最大的弊端，『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亂也。』郡縣制是專制皇帝最大化自己權力和利益的手段，所謂『今之人君者，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中央專權鉗制之下，地方社團和地方官毫無積極性可言，致使民窮國弱，而振興國家的辦法就是分權與地方，讓地方社團強盛，授地方官以實權，『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以厚民生和強國勢。在【裴村記】中，顧炎武借用唐代山西聞喜縣的裴氏宗族為例，說明豪強大族在地方上昌盛和保持有力影響是加強國家應變能力的關鍵。古老的封建制已經不再可能恢復，維護以士紳家族為核心的地方社團的生存發展成為國泰民安的保障。『夫不能復封建之治，而欲藉士大夫之勢以立國者，其在重氏族哉！其在重氏族哉！』語氣急切而悲涼。地方宗族亦是道德教化的樞紐，因此一旦皇帝專權在上，打擊地方社團，忽略地方民眾的教化自主權，以宗族為核心的地方社團一旦解體，必然禮崩樂壞，『其不至於率獸食人而人相食者幾希矣』（【華陰王氏宗祠記】）。

黃宗羲在談到唐代『方鎮』的時候也認定，在郡縣制下，皇帝為加強專制統治而削弱地方政權的企圖恰恰不是強化中央集權，而是導致國家失去抵禦外敵和鎮壓內亂的基本力量，『郡縣之弊，疆場之害無已時』（【明夷待訪錄】）。顧炎武在【日知錄》裡反對把唐朝的衰弱說成是藩鎮強勢的結果，認為藩鎮屏蔽中央實際上是唐朝安定和繁榮的重要原因。而宋代『藩鎮既罷』，國防疲弱，中央掌控兵權，地方政權凋敝無抵禦內亂外敵之力。他認為這其實也是明朝滅亡的原因，『不知奪州縣兵與財，其害至於數百年而未已也。』張立文先生上世紀80年代出版有【朱熹思想研究】。他對朱熹政治學說的論述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特別是其中討論『集權與分權的關係』的章節。朱熹認為宋代地方政府政權、兵權、財權和用人權都太弱，『州縣之權太輕，卒有變故，更支撐不住』。顧炎武看到郡縣制的弊端來自皇帝貪心太重，試圖掌控一切，而朱熹更早就看到這種專制衝動下徒然而頑固的中央集權傾向：『秦之法，儘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四）。他提出將封建『雜建於郡縣之間』的主張，沒有顧炎武『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的說法那麼透徹細密，不過二者的思路是一致的。如果我們贊成卡爾・拉納爾的觀點，即民主在終極的意義上是指一個社會不是由單一的權威絕對控制，而是受到多種力量的制衡，那麼顧炎武等人強調地方政權和地方社團自主和自強的意見，不失為一種有力量的獨立和自由精神，是與專制主義相抗衡的。古代中國政治不僅不是有效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而且有對抗批評這種有害集權傾向的自由精神。

我們借用了索撒爾的斷片國家理論，但是我們對中國古代政治的看法卻與他不同。索撒爾的問題恰恰在於，他認為古代中國，譬如秦漢時期的中國，不是他所理解的斷片國家，而是魏特夫描述的那種東方專制主義國家。他在【阿魯爾社會】出版多年之後曾經撰文比較非洲和亞洲的斷片社會（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0:1, 1988）。在談到中國秦漢和唐朝情況時，他藉助閱讀一些英文研究著作發表了意見。他注意到古代中國王朝更替之間發生的中央政府崩潰，但是他認為在總體上皇帝對地方事務干預的程度和有效性要遠遠高於阿魯爾社會和古代印度，因此把中國看成是超越斷片國家階段的統一國家『似乎是成立的』。魏特夫曾經說到古代東方的一些君主國是一部強有力的國家機器，專制君主掌了水利、土地和手工業這些當時的經濟命脈，建立了發達的官僚機構和有效率的交通聯絡系統（道路、驛站等等），壟斷軍事力量的指揮權，通過戶籍制度保證國家財政收入，從而在廣闊的地域內實行有效的統治。這樣的描述顯然沒有考慮到朱熹、顧炎武和黃宗羲對中國政治更加靠近實際情況、更加精準貼切的看法。我們的文化傳統裡面的這種可貴的獨立和自由精神是有社會根源的：因為是斷片國家，專制的意識明確而強烈，但是專制政治的社會控制有效性還很受局限，所以獨立的、自由的精神也有其發生和成長的空間。批評專制皇帝不切實際、效果適得其反的中央集權衝動，主張地方社團的適當程度的自主和自強，不僅是強國的理想，也一種中國特色的追求獨立自由的氣節。遺憾的是，他們的這些思想並沒有成為主導的潮流。『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的理想既然沒有成功，宋元明清時期中原社會遭受兩次慘烈破壞的悲劇終不得免。

陳蘇鎮先生在【漢代政治與〖春秋〗學》裡面說，『漢朝在步秦後塵再建帝業的過程中，經過反覆探索與實踐，終於找到了在千差萬別的民間鄉俗、區域文化和民族傳統之上實現文化整合的唯一可行的道路，確立了進行這一整合的基本模式和機制。此後，政治上的分裂和統一又反覆了多次，但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文化整合運動始終沒有停止。』蘇鎮先生說，這一追求『以德化民』的運動『使我們的祖先在通向太平理想的永無止境的道路上艱難跋涉了近兩千年』。這讓我想到，在政治上，這一文化整合是否可以理解成大一統和皇權至上觀念的形成和長期占據主導地位？它雖然沒有保證皇帝有效的中央集權行政管理，卻保證了專制主義觀念和文化的長期延續，把古代中國造就成了一個典型的斷片國家。

在常識層面上我們可以說，專制政治下的恐懼可以驅使人，可以迫使人們以怠工的形式被奴役，但是絕不可能激發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和責任心，也難以在社會人群中間建立順暢的交流溝通。因此，行之有效的中央集權行政管理與古代專制主義政治之間存在着內在矛盾，是不可能兼容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作為一個概念不僅體現了西方學者歧視中國文化傳統的東方專制主義觀念的嚴重局限性，而且在形式邏輯上就是悖謬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