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路徑與『文化自覺』

　　討論中國文明的路徑問題，是國人文化自覺的表現。

　　人類的創作物文化，有一個逐步從『自在』到『自覺』的發展過程，其關鍵環節是文化主體――人的文化自省能力的提升。同時，文化自覺還必須反覆、多次進行，古代的文化自覺不能代替近代的文化自覺，更不能代替當代的文化自覺，這是因爲，文化自覺建立在對自己文化和外來文化及其相互關係的理性認識的基礎上，而這些認識都因時而進，有待更新、提升與深化。就近代而言，中國人經由文化自省達成文化自覺，經歷了相當崎嶇坎坷的歷程，而且這種歷程尚無止境。

一

　　由於近古以降社會發展遲滯並伴之閉關鎖國，中國曾經陷入由文化自閉導致的文化虛驕與文化自卑的兩極病態。

　　截至清朝中葉，中國人對於發生於西歐的以工業化、全球化爲標誌的現代進程基本上是隔膜不知的，典型表現，一是1793年乾隆皇帝（1711-1799）接見英國使臣馬娑尼（1737-1806）時顯示的『集體孤獨症』。乾隆對於正在進行工業革命的英國仍以落後夷狄視之，自負天朝『無所不有』，斷然拒絕與英國通商、建交。二是1838-1840年間，道光皇帝（1782-1850）在清朝遭遇英國來襲時，茫然不知『英夷』地處何方，終於在戰場上慘敗後簽訂城下之盟，割地賠款。從『盛世』皇帝乾隆的自傲，到『衰世』皇帝道光的虛弱，共同點皆在昧於世界大勢，不能爲中國文化準確定位，從這一意義言之，其時的中國尚處於自在狀態，未能贏得文化自覺，也就談不上理性地決定自己的文明路徑。

　　19世紀中葉以後的百餘年來，與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鴉片商品相伴隨，現代化浪潮自西徂東，日漸迅猛地推進。經歷著『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中國文化，面臨『現代性』的反覆拷問：從器物層面到制度層面，再到觀念層面，中國文化迎受現代化的能力如何？中國固有的『內聖外王』路徑，歷經工業文明的激盪，是否可以開出新『內聖』，以提升現代人的精神世界；是否可以建設新『外王』，以構築持續發展的制度文明與物質文明？

　　在嚴峻的民族危機壓迫下，在文化現代性的追問下，國人展開關於中國文化的新一輪自省。

　　近代中國的覺醒者秉承經世傳統、憂患意識，於初涉西學之際，即『反躬自問』，發現自邦原來並非『天朝上國』，文化並非全都優勝，從器物層面到制度層面頗有『不如人』處，以致國力衰頹，屢敗於入侵的東西洋強敵。林則徐（1785-1850）、魏源（1794-1857）、徐繼（1795-1873）是『開眼看世界』的前驅，他們承認中國在技藝層面乃至制度的某些方面落後於西洋，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魏源【海國圖志】）方略，並有『變古愈盡，便民愈甚』的改革主張。緊隨其後，馮桂芬（1809-1874）作出較廣闊的文化反省，他撰於1861年的【校廬抗議・制洋器議】指出，中國與西方在人事、財經、政制、觀念等方面存在差距。馮氏同時倡導不崇古、不鄙洋的健康文化觀，並飽含昂揚的進取精神，力主正視文化差距，奮發努力，爭取迎頭趕上。自林、魏、徐、馮後，覺醒者日多，洪仁\（1822-1864）、郭嵩燾（1818-1891）、王韜（1828-1897）、薛福成（1838-1894）、馬建忠（1845-1900）、鄭觀應（1842-1922）等爲其健者，他們的中西比較，從器物層面推進到制度層面，並略涉觀念層面，提出下列近代性建策――

　　『以工商立國』，修訂傳統的以農立國（薛福成）；

　　『設議院』（陳熾、鄭觀應）、實行君主立憲（薛福成、鄭觀應）以救正君主專制；

　　開報館、興學堂，以更新文教（陳虬）……

　　這些都是覺醒者在探求新的文明路徑。

二

　　在文化自成體系的傳統中國，文化諸層面（器物-制度-觀念）本是協調共生的：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與宗法社會-君主集權政制、儒釋道三教共弘的精神世界融爲彼此契合的統一體。中國歷史上雖然發生過多次變亂，頻繁地改朝換代，但上述統一體從未瓦解，還磨合得愈益圓潤。但時至近代，『高勢位』的西洋近代文化楔入，從體用兩層面對中國固有傳統提出挑戰，而文脈深厚的中國不願意、也不可能對西方的形上之道與形下之器照單全收，而是在汲納與排拒間徘徊，大體路數是：器物文化層面取法西洋，制度層面、觀念層面則力求保守故舊，於是引發了道-器、體-用的二元分割乃至對立，從而陷入中國文化史上的空前困局。

　　傳統文化本是『即體即用』、『道器不二』的自洽系統，而至近代則面臨中道與西器的錯位（實爲中古式的上層建築與近代性生產力不相對接），國人頗感不適。頑固派從保守角度堅執『道器一體』，主張器物-制度-觀念全都一仍其舊，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明體達用，規模宏遠也，何必令其學爲機巧，專明製造輪船洋槍之理乎！』（張盛藻奏摺，【洋務運動】（二），第29頁）

　　這種迂闊之見當然無補危局，是行不通的；改革派則信奉『變異-不易』的二重易理,在相當長時段變器以守道，如前述覺醒者幾乎皆以『道中器西』、『中主西輔』立論。馮桂芬在建議『采西學、制洋器、籌國用、改科舉』的同時，主張『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爲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校廬抗議】，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頁）。王韜認爲『器則取諸西國，道則備當自躬』（【杞憂生易言跋】）。鄭觀應提出『中學其體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盛世危言・西學】）。孫家鼐1896年在【遵旨開辦京師大學堂折】中稱：

　　應以中學爲主，西學爲輔；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戊戌變法】（二），第426頁）

　　這是『中體西用說』的完整表述。此後，洋務大吏張之洞（1837-1909）1898年撰【勸學篇】，提出『中學爲內學，西學爲外學』（【勸學篇・會通】），『舊學爲體，新學爲用』（【勸學篇・設學】），令『中體西用說』成爲清末民初時人樂道的『流行語』。

　　概言之，清末改革派倡言『中體西用』，較之昔時的文化自閉是一大突破，其實效則是機器工業、近代文教、近代官制、軍制的引入，中國獲得寶貴的文化新質，然而，由於政治制度和觀念領域深層變革的滯後，『中體西用說』自覺不自覺地陷入『體用兩橛』境地，譚嗣同（1865-1898）將其批評爲『不審』，並力陳『道之不離乎器』，『器既變，道安得不變？』（【譚嗣同全集】，第197頁）兼通中西的嚴復（1854-1921）則評述：

　　故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並立，合之則兩亡。議者必欲合之而以爲一物。（【與外交報主人書】，【嚴復集】第3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58頁）

　　認爲中學與西學各有體用，中體與西用的勉強拼接，實爲牛體馬用，無法成功。嚴復考析洋務運動實踐，批評其『盜西法之虛聲，而沿中土之實弊』（【嚴復集】第1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8頁），無以救中國。

　　爲克服近代中國『體―用對立』困境，嚴復設計『以自由爲體，以民主爲用』範式，試圖融通體用，但該說依憑西學的體與用，並未找到中西文化的涵化路徑。以後，有學人提出『西體中用』說（李澤厚），卻仍然沒有克服體用割裂之弊；又有學人提出『中西互爲體用』說（傅偉勛），庶幾接近現代中國文化的實際狀態，然而此說尚待深入的學理論證，更需要在踐行性展開中得到檢驗。

三

　　中國是現代化的遲到者，『追趕』二字爲百餘年情狀的寫照。在追趕途中，山陰道上萬千風光紛至沓來，目不暇給。魯迅1919年在一篇隨感錄中說：

　　中國社會上的狀態，簡直是將幾十世紀縮在一時：自油松片以至電燈，自獨輪車以至飛機，自鏢槍以至機關炮，自不許『妄談法理』以至護法，自『食肉寢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義，自迎屍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熱風】）

　　面對中國社會的『多重性』，國人提出過應對之策，如孫中山力主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同時又在資本十分薄弱之際便警告要『節制資本』，試圖將現代化與防範現代化弊端兩級課題『畢其功於一役』，一併加以解決，這是國人交出的一種深謀遠慮卻又具有民粹傾向的答案。

　　幾重變革交疊的複雜局面，在現代化進程大大加速的當代尤顯突出：世界文明史幾個世紀以來現代化進程的種種歷史性課題，競相在現代中國共時性呈現，就今日中國面對課題的多重性、繁複性而言，既在中國數千年歷史上沒有先例，綜覽世界各國的現代化進程也罕見其匹――

　　（一）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化，又稱『第一次現代化』。

　　自洋務運動引入機器工業以來，一直在進行此一轉變，截至20世紀70年代中葉，中國的『第一次現代化』完成程度大約在60%（參見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中國現代化報告2010】，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頁）。2008年第一次現代化程度約爲90%（同上書，第17頁），故1978年以來的三十多年，還要繼續完成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化的未竟之業。時至2007年，中國的第一次現代化指數爲87%，在全球131個國家中排名70位（參見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中國現代化報告2010】，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11頁），屬於『初等發達國家』，或稱半現代化國家，也就是說，時下的中國也還只完成工業化任務的大部分，估計到2020年前後全面完成第一次現代化（即工業化）。總之，19世紀中葉以降的百餘年間，包括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及今後十年，中國首先要實現『第一次現代化』，即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化。科學與民主的倡導，『啟蒙』的呼喚，便是此一轉換間的文化訴求。

　　（二）從國家統制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化。

　　這是對『蘇聯模式』的突破，時下正在探尋計劃體制與市場體制的辯證統一之路。前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體制是工業化的一種進路，作爲一種『集權-動員式體制』，曾取得工業化的顯著實績，但又存在嚴重的經濟、社會及文化的僵滯之弊，終於在冷戰較量中敗下陣來。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揚棄20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仿效過的蘇聯計劃經濟及集權政治模式，發揮市場的動力機制，使經濟、社會及文化贏得巨大活力，中國從物資短缺的賣方經濟向物資充盈的買方經濟轉化，文化產業方興未艾，第一次現代化進程得以加速，並爲第二次現代化的展開奠定基礎。走出『蘇聯模式』，經濟-文化事業追索市場與計劃合理配置之路，經濟與社會、文化同發展，是三十多年改革的重要內容。

　　（三）工業文明向後工業文明（知識經濟）轉化，又稱『第二次現代化』。

　　在全球化趨勢下，發達國家正在經歷的這一轉化，也提上發展中國家的日程，當代中國也不例外。中國不必重走原初工業化的老路，而可直接採納信息化時代的成果，贏得『後發優勢』，與此同時，生態危機、信仰危機等後工業時代的問題也紛至沓來，亟待我們解決，今天提出的發展『低碳經濟』，建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便是得之後工業文明的啟示。在第一次現代化尚未完成之際，又身歷第二次現代化大潮，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及今後幾十年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大特色。2007年中國的第二次現代化指數爲42%，世界排名63位，與同年美國的109%、日本的102%、德國的93%、法國的92%、英國的91%尚存頗大差距。（參見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中國現代化報告2010】，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XVI）今後幾十年中國愈益深刻地接觸到第二次現代化諸課題，『可持續發展』命題上升到戰略高度，『以人爲本』、『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的倡導，都是向後現代文明轉換的產物。

　　總之，三十多年來傳統文化現代轉型，不僅是古典意義的現代化（工業化），而且是上述三個層面的轉型的集合。

　　面對多層級變革交會，應當防止只注意某一層級，忽略其他層級的偏頗，例如，考察中華元典精神的現代轉換，不僅要看到它們是構造近代思想的重要資源（如開掘民主精神、科學精神），而且還要發揮它們所具有的深遠的後現代意義。

　　以工業文明爲基石的現代化進程，給人類帶來的不是單一式的進步，而是善惡並舉、苦樂同行的矛盾過程，即章太炎所說的『俱分進化』。就人與自然的交互關係而論，以『征服自然』、『向自然索取』爲指針的工業文明在造就巨大財富的同時，也帶來始料未及的環境破壞。就人與人的關係而論，工業文明取得了社會契約化、法治化、民主化的進展，卻又帶來社會的失衡和人的異化。爲著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自身的和諧發展，單單依憑近代意義的科學與民主，顯然是不夠的，而要深入發掘元典關於協調陰與陽、柔與剛、利與義等對立統一關係的富於睿智的精義，並在實踐中探討其在現實生活中的運用。因此，傳統思想的現代轉換，是一個偕時而進、不斷深化的進程。

　　正確認識傳統思想在現代轉型中的作用，必須克服直線進化史觀帶來的蔽障。統觀人類文化的進程便會發現，文化的演化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過程。在一個螺旋圈層內部，作爲終結的第三階段（『合』）綜合著前兩個階段（『正題』與『反題』），履行著在新的更富有內容的統一中揚棄其片面性的功能。宗教改革對希伯來元典的重演，唐宋古文運動在文體上對先秦兩漢的復歸、思想上對原始儒學的復歸，明清之際進步思想對先秦諸子的復歸和對三代之制的崇仰，均爲例證，而中國現代思想家對元典精神則進行了又一次辯正式復歸，更爲顯例。今日的思想界在現代文明基礎上，在全球化的時代條件下，正對元典精神醞著新的創造性復歸。這是我們考察傳統思想現代轉化時應予關注的一個方面。

　　總之，以周正的態度認識文化的古今轉換與中外對接，看待東亞智慧與西方智慧的優長與缺失，把握其同中之異與異中之同，努力謀求二者在各種不同層面的互補互動，達成整合與涵化，方有可能探尋健全的新文明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