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语言立碑 为学术而活――追忆语言学家朱祖延

一代辞书大师离去，留下数千万字辞书典籍；

　　一生为中国语言立碑，也为世人留下一座学术丰碑。

　　21日，凛冽寒风中，上千副挽联茫茫一片，千余学子、生前亲友在武汉送别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文献学家朱祖延教授。

三十余年“冷板凳” 典籍人生“活字典”

　　朱祖延，江苏宝应人，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家庭熏陶，广泛涉猎古代典籍，对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在几十年教学与研究生涯中，他和辞书编纂结下不解之缘。而修典，几乎贯穿其学术生涯。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是我国文化教育工作者的主要工具书。1975年，周恩来总理提出改变“大国小字典”状况，组织专家编写《汉语大字典》，年过半百的朱祖延被任命为副主编。从此他坐上这个常人不愿坐的“冷板凳”，一坐就是30多年。

　　编典是一项周期长、纷繁复杂的文化工程，《汉语大字典》一编就是十个春秋。在那个年代，编写字稿的物质条件是相当艰苦的。数九寒天，手冻僵了，只有双手互搓，或到煤炉边烤烤。炎炎夏日，虽有吊扇，因满桌铺满字卡而不敢开，只有强忍酷暑煎熬，按时完成编写任务。

　　朱祖延致力于辞书编纂，连续主编了《汉语成语大词典》《汉语成语辞海》《尔雅诂林》等七部大型辞书，还根据吕叔湘先生生前倡议，日积月累，集腋成裘，编撰了《引用语词典》与《引用语大词典》，填补了我国辞书门类的空白。

　　在朱祖延编纂的众多典籍当中，《尔雅诂林》最让先生欣慰。《尔雅》和《说文》是我国最早的两部语言工具书，在古汉语史上有“双璧”之称，清代人编了《说文诂林》，他要编一部《尔雅诂林》，对两千年来《尔雅》研究进行一次全面的梳理和总结。

　　《尔雅》是小众书，要搜集历代关于《尔雅》的注释、校勘、版本与评论等资料，困难异常，前期准备工作就做了3年。在他带领下，湖北大学古籍所的老师跑了全国百余家图书馆，收集研究专著144种，做成10万多张资料卡片，装满了60多个大纸箱。

　　“编典就要耐得住寂寞。”朱祖延说。经历十四个冬夏轮回，皇皇六大卷、一千多万字、汇百家众注于一体的《尔雅诂林》终于编著完成，获国家古籍类图书出版金奖等三项国家大奖，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任继愈先生称：“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工具书。”

二十余年斗绝症 此生只为学术活

　　1984年，正当《汉语大字典》进入审定的关键时刻，朱祖延却因为肾结石病倒了。刚做完肾结石手术，他又被确诊为直肠癌，而此时《汉语大字典》和《汉语成语大词典》相继需要定稿，朱先生坚决不上手术台，要把工作完成。经过家人再三要求，才同意接受了手术。此后连续三年，朱祖延接连动了三次手术。这三刀对一个正常人来说都难以承受，何况是年逾花甲的老人？然而每次术后不久，步履蹒跚的朱先生仍然会赶到湖北大学古籍所来上班。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朱先生带病修典，颇有“左丘之风”。多年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导致朱祖延左眼眼底出血，继而失明，但这丝毫没有改变他一丝不苟做学问的习惯。上千万字的《尔雅诂林》，他一字一句审读后，才在书稿袋上端端正正签上自己的名字。虽然医生一再嘱咐他不要用眼，但他每天还是拿着放大镜，一句句地端详着满纸的蝇头小楷。230余万字的《引用语大辞典》更是在双目几乎失明的情况下完成的。

　　著名历史学教授冯天瑜回忆说，1992年炎夏，他与朱老共事，“当时朱先生已逾古稀，与我同样短裤赤膊，每天挥汗工作10小时，如此约40天。休息时，两人挥扇纵议天下事，好不快哉！”

　　1990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启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对我国历代浩如烟海的汉字古籍进行全面系统的分类整理。其中《语言文字典》编纂工作于1994年启动，朱祖延以古稀之年担任主编。他曾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语言文字典》出版，如今却成为最大的遗憾。

露冷风清香自老 不辞辛苦作人梯

　　“幸有残年羸体在，不辞辛苦作人梯。”这是朱祖延在我国第一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所写的诗句，也是他为师范教育和古籍整理工作奋斗不止精神的形象写照。

　　在30余年编纂辞书的生涯中，朱祖延培养出了一批在全国辞书学界有较大影响的学者，如辞书学家汪耀楠、邹酆，辞书编纂专家冯瑞生、宛志文、张林川等。

　　虽然他在学术界地位尊崇，被称为辞书界的巨擘。可低调的风格，小众的图书，注定他不能因此获得显赫的社会知名度。

　　他笑对黄卷青灯冷，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大型集体项目上，为此放弃了自己写专著的时间。他没有时间去跑职称、演讲，却认真批改学生写的每一篇作业，小到一个注音的错误都会改过来。

　　朱祖延带的第一届研究生、现任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郭康松说，不少在读研究生参与了《汉语成语辞海》的编纂，编出的稿子质量参差不齐。但到朱先生面前时，总能得到耐心细致地批阅，有时从词条的注音、释义，到书证的选取，都给予一一指正。年届八十高龄，他还经常到古籍研究所八楼的办公室，亲自去看年轻人编书的工作情况。临终前，他最担心的还是古籍整理与研究事业后继无人。

　　《引用语大辞典》出版时，朱祖延说，编者今年八十有七，衰年羸病，双目近盲，对引用语的编纂，不可能再有什么作为。但愿后有来者，踵其事而增华。

　　这是一位辞书大家的心声，也是对后学者寄予薪火相传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