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家周汝昌：此生感念是光明

走進朝陽區紅廟北裏一套頗顯凌亂的舊居室，一眼即見周汝昌。這位紅學家滿頭華發、笑容謙和，94歲了仍怡然而坐，雖已目不能視、耳不善聞，卻仍保持着傳統文人的端方姿態。

『我跟光明日報的各種故事，現在回憶起來還是相當豐富。』回憶的閘門一打開，珍藏半生的陳年舊事便潮般湧來。女兒周倫玲在旁側聆聽，不時地應聲翻找話語間提到的光明日報。在屋角裏，在櫃頂上，在床榻邊，光明日報被精心疊放成摞，就像在老人的記憶裏一樣，俯仰可見。

『那是我學術生涯開端的紀念日』

周汝昌曾經精心保存過一張報紙――1953年9月10日的光明日報，近二十年的歲月裏，這份報紙跟着他多次搬家，卻終於在十年浩劫中不知所終。

『這份報，對我有極特殊、極重大的意義。那是我學術生涯開端的紀念日。』說起這份報，周汝昌感慨萬千。

那時，35歲的周汝昌執教於四川華西大學（今四川大學），當時正值全國院校大調整，他是北京赴川青年教師中經調整後留下的唯一一位，清逸出眾，很受矚目。

誰也不知道，有一部『驚世之作』，將在這位忙碌的教員手中誕生。

1953年初秋，【紅樓夢新證】在上海悄無聲息地出版了。一問世，卻掀起了意想不到的波濤。當時新中國剛剛進入學術復建期，似這樣皇皇四十萬言的大書本就不多，更何況研究的是【紅樓夢】――這部當時尚被視為『哥哥妹妹調情』之作的書，周汝昌卻將其與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但丁的【神曲】等世界名着相提並論、大加讚賞，自然激起了一片驚異之聲。

周汝昌心裏也不平靜，他迫切地想知道這本書的前途命運。學校裏訂了一些報刊，他常翻看的就是光明日報，因為『文化味濃』。當年9月10日，他驚喜地在光明日報上看到了一個『大方塊』，中間用大號字體寫着『【紅樓夢新證】出版』，下面幾行小字，寫明了著者、出版社，並對內容及價值進行了簡要介紹。

『這是我見到的第一個對我作品的報道，也是我平生的一件大事。在那種文化氛圍下，光明日報率先關注紅學研究，確有學術品位和膽識。』從此，光明日報在周汝昌心裏佔據了特殊的地位。

學術鼎盛期的光明『舞台』

一本書，改變了周汝昌一生的命運。

第二年6月初，他被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時任副總編輯的聶紺弩點名見他，交給他一項工作：校訂新版【三國演義】。

『這一校可把我嚇壞了，人名、地名、宋元時代的成語，都給改得一塌糊塗。』周汝昌詳詳細細地寫了篇工作報告，把這些錯誤都羅列了出來。

報告得到了聶紺弩和當時也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任領導職務的巴人的大力讚賞。巴人囑咐周汝昌：『把報告寫成文章發表出去，也給咱們新版【三國】做個宣傳。』文章很快定稿。過了些天，周汝昌一看：發表了，又是在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專刊上，這篇署名『孫模』的文章格外顯眼。

從此，周汝昌開始主動向光明日報投稿，頻頻發表。除了探討古典文化，他還寫了大量散文、隨筆，登載在光明日報【東風】副刊上。光明日報成了他學術鼎盛期慷慨而歌的一個舞台。

這其中影響最大的，莫過於1962年發表的連載長文【曹雪芹家世生平叢話】。這組文章以散文筆法靈活而翔實地書寫歷史故事，把曹雪芹鮮為人知的身世與經歷描寫得引人入勝。正是在這組文章的基礎上，周汝昌寫成了他的第二部著作【曹雪芹傳】。

『我的學術工作得以天下皆知，光明日報給我很大的助力，這是我不能忘記的。』周汝昌回憶，自此以後，他得到了很多名家的關注和勉勵，例如魯迅先生的好友、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編輯室專家楊霽雲，書畫大師、中央文史館副館長葉恭綽等等。這些良師益友的激勵成了他筆耕不輟的精神支撐。

『它關心老知識分子的工作、生活、精神世界』

順風順水的日子之外，還有艱辛和困頓。

1954年，因【紅樓夢】研究問題而導致的『批俞』（俞平伯）運動開始，周汝昌也受到牽連，在社內受到了『另眼看待』。就在此時，他又患上了盲腸炎，醫院草草醫治，竟至大出血，從此落下了貧血的病根，愈加孱弱。

新任領導見周汝昌總生病、不坐班，便十分冷落他，並每月扣去他大半工資，改為計件付費。周汝昌無奈，只好帶病在家審稿，清苦度日。

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上世紀60年代初。一天，周汝昌的居所迎來了一位客人――時任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專刊編輯的章正續。原來，時值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文學遺產】專刊準備發表一系列紀念文章，便由章正續登門約稿。眼前的一切震撼了他：七口之家擠在幾間小平房裏，周汝昌的『書房』窗戶被鄰居的牆壁遮擋着，終年不見一絲陽光，打開門，正對公共廁所。瘦弱蒼白的周汝昌身着一件破舊棉襖，一抬胳膊，直往外掉棉花。交待完約稿事宜，章正續一言不發地離開了。

過了一段日子，社領導突然前來看望周汝昌，並提出為他提高待遇。很快，允諾的一切漸漸落實了，周汝昌的經濟大為改善。從別人口中，他才得知，章正續回報社後，頗為痛惜地向社領導匯報了他的境遇，並在報社支持下向相關部門反映情況，發出『善待知識分子』的呼籲。這一切引起了中央重視，才有了後來的改變。

『對我來說，那時的感覺就像一次復活。我特別感謝這張報紙，它不僅關心文化，還關心知識分子的工作、生活、精神世界。』周汝昌動情地說。

正是這種情緣所致，周汝昌一直很關心光明日報，也常主動為報紙寫稿。即使現在，老人也通過口述的方式由女兒整理成稿，創作不輟。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之際，他特撰【七律二首】致賀，首選也是投給了光明日報。他說：『只要腦子還轉得動，我就願意多為光明日報寫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