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達：一個時代的俠骨柔腸

作為全國政協常委的霍達積極參政議政。

霍達說：『一個有責任感的作家，給自己的定位應該是：社會的良心，時代的秘書。』

1971年，畫家王為政為愛妻畫像。

伉儷情深

霍達與冰心先生

她着一身家常便服，隨性、樸實、爽朗。說話時，整個人都會變得抑揚頓挫：時而低眉斂目，柔聲細語；時而一板一眼，繪聲繪色；說到不平處，橫眉怒目，聲音也高了八度，仿佛隨時會拍案而起。

一位有着充沛激情和正義感的女作家――這就是我對霍達的第一印象。

故人故事：活在文學中

提起霍達，人們首先想到的是【穆斯林的葬禮】。這部獲得第三屆茅盾文學獎、被冰心老人譽為『奇書』的小說，問世20多年來，數十次重印，達數百萬冊，至今暢銷不衰。在信息多樣化時代，顯示出純文學的強盛生命力。

【穆斯林的葬禮】中的眾多人物給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的原型是誰？那位在玉的長河中沉浮一生的韓子奇，那位以短暫生命贏得無數讀者的深深憐愛和感嘆[欷的韓新月，那位用文弱書生的雙肩撐起愛的天空的楚雁潮……他們和作者有着怎樣血肉相連的關係？20多年來，不斷有讀者向霍達詢問這樣的問題，有的甚至在信中說：『天兒涼了，代我向韓子奇一家問個好吧！』

這些看似『痴情』的問題，讓霍達無比欣慰，她卻不能滿足讀者這真誠、樸素的要求。因為對於小說創作而言，虛構不僅難以避免，而且往往是必須的，誠如魯迅所說，『模特兒不用一個一定的人，看得多了，湊合起來的』。 生活中的原型只是素材，不能等同於藝術形象，如果一切都是現成的，作者只是記錄下來，那豈不是太無能了？如果原型、素材比小說更生動、更精彩，還要小說幹什麼？霍達決心把故人故事留在心底：『韓子奇、梁君璧、梁冰玉、韓新月、楚雁潮……這些人物，都是已經完成了的藝術形象，在讀者心中活了起來，就讓他們在你們心中繼續活下去吧！』

在【穆斯林的葬禮】貼吧引起熱烈討論的另一個問題，是何時能把這部書搬上熒屏。讀者甚至討論起角色的分配：當下走紅的影視明星，誰最適合演韓子奇、韓新月，楚雁潮又非誰莫屬？據說，多家拍攝單位都曾找上門來，希望獲得拍攝電視連續劇的授權，並且不惜付出天價片酬，卻一次次被霍達婉言謝絕。

霍達說，她創造了各色人物，也深愛着這些人物。她相信，一千個讀者心中就有一千個韓子奇、韓新月、楚雁潮，一旦化為具體的影像，也許難以符合原先的想象。她不忍看到筆下的『生命』被扭曲、異化，與其如此，不如讓他們仍然以文學形象留在世間。

這個回答似乎讓人意外，卻也在情理之中，這正是霍達一向對於寫作的全情投入與嚴肅態度的延伸。【穆斯林的葬禮】是霍達銷量最大、讀者最廣的作品，如果拍攝成電視連續劇，受眾面必將更加大大擴展，也許會創造一個收視率奇蹟，但她並不把銷量和票房等同於文學價值。對於文學，她有着獨到的理念，並以整個人生踐行。

報告文學：吶喊生涯

1988年11月2日，江蘇某縣發生了一起由於鄉幹部催糧引起農民喝農藥自殺身亡的事件。霍達從一份文件中得知此事，春節前夕，她與人民日報記者高寧一起趕赴發生此事的縣裡採訪。

當地領導千方百計阻撓：『哎呀，路太遠，要走十幾里山路。車子開不過去……』

霍達堅持：『不管路多遠，我們一定要去！』

一路上，陪同的人一再停車，請兩位記者參觀糕點廠和雨花石廠，她們哪有這個心思？下午5點鐘，那人又說：『縣委來電話了，宴會都準備好了，等着你們呢，咱們得往回趕！』

霍達說：『人命關天，還吃什麼宴會？快走吧！』

趕到村子時，天已經黑了。當地幹部沒讓她們進村，在村外一間廢棄的空房裡，她們終於見到了 死者的妻子，一個普普通通的農婦。她的丈夫因為不配合納糧，遭幹部捆綁，不堪受辱，服毒自盡。農婦不擅言辭，只會哭：『我的男人死了，我沒得用了！』這哭喊，道出了她的柔弱無助，丈夫（在當地幹部的口中只被稱為『那個男勞力』）是她的全部，死了男人，她就真的『沒得用了』，誰來為她伸冤呢？

霍達把這吶喊寫進報告文學【民以食為天】。

【民以食為天】發表在【中國作家】1989年第4期，【報告文學選刊】1989年第6期轉載。文章關注的是糧食問題。1984年我國糧食大豐收，使高層過高地估計了農村的經濟形勢，過高地估計了『包產到戶』的威力，忽視了對農業生產基本條件的繼續創造，農業投入逐年減少。此後連續4年，糧食產量徘徊不前。一些地方幹部為了完成糧食訂購任務，甚至上門搶糧，幹群關係緊張。與此同時，許多國家糧食減產，全世界面臨糧荒。霍達以沉重的筆寫道：『神農氏的子孫在尋找出路，我們已經不再具備「失誤」的資格。』『未來的10年、20年，如果再出現「失誤」，我們連糾正的機會都沒有了！』

文章面世，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也有質疑和抵制的聲音，說此文是『給社會主義抹黑』。

我問『您當時覺得有壓力嗎？』

她答：『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的確，霍達無需害怕，她牢牢把握着行文尺度，大量的採訪調查和一手材料，讓其作品無懈可擊。

霍達另一部引起巨大反響的報告文學，是描寫中年知識分子生存與死亡狀況的【國殤】。促使霍達關注這一問題的人，是與她同住一幢樓的鄰居高建民。高建民是北京市科學技術交流中心工程師，他以首創的『負特徵角斜軋理論』，一反沿用百年的西方傳統，獨闢蹊徑，設計出新型低成本、高效率的大直徑與特大直徑的無縫鋼管軋機。1986年，高建民的這一創造發明已申請了國內外專利，一旦得以確認，我國在無縫鋼管的軋制理論和應用上都將躍居世界領先地位。

然而，當他以必勝的信念準備最後的答辯之際，卻查出患有腦部膠質瘤，危在旦夕。手術前醫生問他：『你是要生存質量，還是要生存期？』高建民面臨殘酷的自我抉擇。選擇前者，可以正常工作，但腫瘤隨時可能復發。選擇後者，生存期或許能夠延長，但會喪失工作能力，苦戰多年的研究成果將功虧一簣。死神在拷問一個大寫的『人』，高建民毫不猶豫地回答：『要生存質量！』

這一答案讓霍達震動。她親眼看見手術後的高建民戴着個帽子匆匆奔走，為他的無縫鋼管進行最後的衝刺。霍達也在與死神搶時間，對這個視死如歸的硬漢進行跟蹤採訪，寫成了【國殤】中這一撕心裂肺卻又慷慨悲壯的章節，沒等到文章發表，高建民就辭世了，年僅45歲。

與高建民接踵而去的，還有著名數學家張廣厚、中國青年藝術劇院演員王振泰、農大講師謝以銓、北師大講師徐志英，一個又一個，英年早逝。很難描述一場場死亡給霍達帶來的衝擊：『我那時還年輕，如果是現在，不光是體力，恐怕在心理上也受不了那麼連續的強烈刺激了。』據當年統計，我國中年知識分子的死亡率遠遠高於老年人，我國中高級知識分子的壽命比全國人均壽命要短十年。在祖國經濟騰飛的時候，中年知識分子群體的生存窘況讓她悲憤，她大聲疾呼：『為了我們民族的前途，搶救我們的國寶！』

【國殤】發表後，【新華文摘】立即轉載，當年88歲高齡的冰心老人用『驚心動魄』來形容這部作品。她在病中含淚寫下評論：『【國殤】的作者，聽說是一位女作家，沒有同她見過面，但我佩服她的勇氣，她把半邊天撐起來了！我向她致敬！』

補天的人：以文學手段再現這段歷史，在我之前沒有人寫

1982年，鄧小平斬釘截鐵地告訴撒切爾夫人『主權問題不容討論』；1984年，中英發表聯合聲明，宣布中國政府將於1997年7月1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那『待從頭，收拾舊山河』的民族自豪感，激起了霍達的創作熱情，為香港寫史的念頭就此萌發。在經過長時間的讀書準備之後，1994年，霍達南下香港，開始了歷時三年往返京、港兩地的採訪和調查研究。

這是一塊很硬的『骨頭』。要想在歷史框架下創作小說，首先必須將香港的150年殖民史梳理得清清楚楚。而經過一個半世紀的殖民統治，許多民間資料已散佚流失，要挖掘整理，猶如海底撈針。

霍達初到香港時，十分艱苦。她早晨8點起床，有時走訪到深夜12點才搭上地鐵末班車，回到住處。給家裡的電話簡短至極：『我今天沒事，平安。』然後整理資料，準備次日的工作。全部妥當後，往往已是凌晨兩三點，靠四片安眠藥才能朦朧睡去。

香港有句諺語：『有錢到香港，沒錢沒話講。』住在那裡，步步要花錢，大把地花錢。一次，丈夫來電：『錢還夠嗎？』

答：『還夠一張機票錢，我得回北京了。』

那邊說：『你箱子旁邊的袋子裡，我還放了一萬塊錢。』

就這樣，又可以多採訪幾天了。

不是沒有『借水行舟』的機會。有關部門曾介紹霍達給一位香港富豪寫傳記，不但可以輕鬆解決在港的房、車問題，還付給天價稿酬：500萬港幣，這在當時――即便是現在，也不算少了。

霍達毫不猶豫地拒絕了。非不能也，是不為也。為金錢摧眉折腰，她不屑於做。『我來香港，是為了寫百年滄桑史，而不是為了錢，否則，回去何以面對江東父老？』

這是響噹噹的文人傲骨――公爵有很多，貝多芬只有一個。

為了寫這部書，霍達讓自己成為不折不扣的香港史專家。在中英雙方的檔案館、圖書館，她查閱了近千萬字的文獻資料。她對資料的愛護到了『強迫症』的地步：每份資料都要複印三份，一份傳真回家，一份用快遞寄回家，還有一份隨身攜帶。『即使我飛機失事了，這些史料也不會丟失。』

她靠兩隻腳踏遍港島的街頭巷尾，走訪各界人士數百人次。從港島穿越海底隧道，登上九龍半島，翻越大帽山，從吐露港到大埔墟，從林村谷到石頭圍，從錦田到屏山、廈村，她沿着抗英志士的足跡到山村農捨去挖掘史料，記下的採訪筆記無法勝數。

她來到抗英義士鄧菁士生活過的村莊，她的真誠感動了鄧氏家族後裔。村民們捧出鄧氏家譜，拿出百年前使用的油燈，找出抗英鬥爭購買槍炮的賬簿……鄧氏家族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對霍達說：『霍老師啊，我們是大清國的棄民。我們真沒想到，你來寫我們來了。』

歷史的碎片漸漸地拼合。然而，小說家的工作才剛剛起步。要把英占香港長達150年的歷史包容在一部小說之中，很難，因為不可能有一個150歲的主人公貫串始終，這是對作家的挑戰。

一個夜晚，霍達在冥思苦想中突然悟到：英占香港的三個階段（第一次鴉片戰爭割占港島，第二次鴉片戰爭割占九龍，以及『展拓香港界址』租借新界）之中，發生在1898年的『拓界』是最後的總結，是三次事件的累積，離今天最近，從談判開始到拓界結束，整整一年。如果在這一年之內作文章，事件緊湊，人物連貫，戲劇性強，符合藝術規律。這一靈感給她帶來難以言喻的興奮，如同找到了『芝麻開門』的鑰匙！

她把手頭的調查研究分為四部分：一是查清香港拓界談判的來龍去脈，以及談判代表李鴻章、許應Y、張蔭桓，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的『底細』。二是港英政府在拓界前後的行動，有關的文件、信件，總督卜力、輔政司駱克、警察司梅軒利等人物的籍貫、民族、履歷、性格、愛好……都要做到了如指掌。三是對當時廣東省新安縣（現在的新界）領導抗英鬥爭的五大家族，特別是鄧氏家族，對他們的家族史進行調查研究。四是對大清朝廷、兩廣總督衙門以及戊戌變法等相關事件和人物進行縝密的史實梳理。

此外還有一些旁及的領域，比如為了寫一位基督教牧師，霍達研究了香港的宗教史；還有香港的商人、傭人、苦力，當時的建築、車、船、轎子、服飾、飲食，不同階層人物的生活方式，香港的方言、俗語，等等，都要做到心中有數。

還原了歷史，她便讓她作品中的主人公一一登場了：京師舉人易君恕、新界抗英義士鄧伯雄、英國牧師林若翰、林若翰的養女倚闌、香港商人遲孟桓，讓這些虛構的人物與真實的歷史人物一起，參與真實的歷史事件。『在歷史的縫隙里進行自己的創造，而又讓別人看起來渾然一體，這正是作家的樂趣所在』。

經歷漫長而艱苦的三年，1997年春，【補天裂】終於脫稿。

香港回歸前夕，【補天裂】在北京和香港同時出版，眾多報刊轉載、連載，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廣播，並且在7月1日零時之前，播出該書的部分章節，作為直播回歸儀式的前奏。此後，這部作品獲得第七屆全國五個一工程獎的長篇小說和同名電視劇兩個獎項，十年後又改編、重拍成電視劇【蒼天聖土】。

霍達毫不掩飾自己對這部作品的偏愛，因為它記載了中華民族的苦難史――『以文學形式再現這段歷史，在我之前沒有人寫』。

她至今記得走訪抗英義士故鄉錦田的一個細節。那正是清明時節，細雨如煙，她去尋找一處古蹟――掩埋着抗英義士遺骨的『義冢』。錦田平原和周圍的山間開滿了黃白相間的小花，白茫茫一望無際，讓遠方來客的內心悸動不已。

她問當地人：『請問義冢在哪裡？』

得到卻是漫不經心的回答：『唔知呀（不知道）。』

『唔知呀』――這是霍達在香港採訪初期無數次聽到的回答。對殖民記憶的麻木，對愛國志士的淡忘，對血淚歷史的懵懂無知，使她驚愕而又痛心。她竭盡心血去做的，就是用手中的筆，把『無知』變為『有知』，用一顆赤子之心，喚醒民族的靈魂，補全殘缺的歷史。當她終於找到義冢，肅立在冢前三鞠躬的那一刻，長眠地下的抗英義士在她的心中復活了。

創作談：正直與誠實最重要

霍達在青年時代師從著名史學家馬非百研究中國歷史，最終並未走專門治史的路，而進了文學之門。這是不是一個誤會？霍達說，她至今感謝恩師馬非百，甚至覺得，如果不先下一番功夫讀史，幾乎無以為文。

霍達最喜愛司馬遷的【史記】。她後來寫歷史劇，寫小說，寫報告文學，可以說，無一不是受了太史公的影響和啟發。她也熱愛古典文學，尤愛蘇東坡和辛棄疾。蘇詞豪放，辛詞悲壯，二者均影響了霍達作品的精神氣質。

在中國四大古典名著中，霍達喜歡【水滸傳】的張揚個性，喜歡【三國演義】的鬥智鬥勇，喜歡【西遊記】前半部美猴王率性天然的反叛精神，卻不喜歡孫悟空被緊箍咒逼着去遭受九九八十一難，也不大喜歡【紅樓夢】的脂粉氣。

這樣的閱讀偏好，使霍達的作品結構宏大、視野開闊、激情充沛。在她的字裡行間，流露着一般女性作家作品中極為少見的俠義色彩和強烈的社會擔當感。常常有讀者發出這樣的感慨：『真沒想到，霍達先生是位女作家！』

小說、報告文學、影視和話劇劇本，霍達均有涉獵，且屢屢獲獎，偶有餘興還喜歡賦詩填詞。她用錢鍾書先生的一句詩形容自己的創作體會：『尋詩爭似詩尋我。』這個『尋』，就是尋找最佳表述方式。一件作品總會有一種最佳表述方式，好像已經完成了，埋在地下，你把它找出來。你找它，它也在找你，等待你把它發掘出來。這個尋找的過程很折磨人，也很誘惑人。『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這是創作的最佳境界，是使作家驚喜和陶醉的時刻。

什麼是作家必備的品質？霍達說：『第一條，天賦，包括與生俱來的感悟事物的能力和正直、誠實的人格。第二條，智慧，指的是豐厚的學養和表達技巧。第三條，韌性，就是持之以恆的追求和刻苦自礪。』

最重要的還是第一條，『作家的赤誠與否是瞞不過任何人的眼睛的，有着卑劣靈魂的人寫不出真善美的好文字。』

作家定位：做社會的良心、時代的秘書

霍達以十年為界，把人生劃分成不同的階段。

上世紀八十年代，她接連發表多部報告文學和長、中、短篇小說，包括【穆斯林的葬禮】。九十年代，她完成了長篇小說【未穿的紅嫁衣】和長篇報告文學【海魂】，苦心研究、採訪、創作三年，拿出了見證時代的歷史小說【補天裂】。

新世紀，她帶來了什麼呢？

在這個『以人為本』的時代，她關注的是民生。從2008年起，霍達把目光投向涉及千家萬戶的住房問題。京城房貴，居大不易。當代中國再沒有一個詞彙，比『房子』更能牽動人心！在拔地而起的樓群前，昔日的胡同宅院已是斷垣殘壁，三三兩兩的『釘子戶』們，懷着焦慮也懷着夢想，在竊竊私語。霍達以『老街坊』的身份加入其中，傾聽他們的苦衷：幾輩子的老北京，憑什麼搬到五環外頭去？開發商賣樓賺錢，憑什麼讓我們給他騰地兒？她還以全國政協常委的身份，到拆遷現場調查研究，和有關人員座談，了解真實情況，探討政策得失。這一切，都濃縮、升華為沉甸甸的三幕話劇【海棠胡同】，2010年9月在北京公演。

貼近生活是【海棠胡同】的最大特色。舞台上，四合院和新樓盤的爭奪，『釘子戶』和開發商的博弈，社會公平和市場槓桿的較量，一切仿佛都發生在我們身邊。該劇由霍達之子王劍男導演，薈集了宋春麗、郭冬臨、郭達、楊立新等明星大腕聯袂主演，觀眾反響熱烈，現場極其火爆。當演到梁德寶迫不得已在拆遷協議上簽字時，觀眾發出喊聲：『不能簽！』當著名詩人蕭穆的故居即將被摧毀之際，由宋春麗扮演的蕭穆遺孀、鼓書藝人蘇宛君擊鼓而歌，為這座老宅子和二百多年樹齡的名貴海棠獻上一曲輓歌，氣氛達到高潮。

霍達說：『無論社會怎麼變遷，作為知識分子，都不可能也不應該放棄對祖國和民族命運的憂思，對時代走向的認知把握，對人生和人類前途的關注，這就是「士」的本質。無論到了什麼時代，寫作畢竟不只是一個謀生手段，你生產的是精神食糧，總應該弘揚真善美，鞭笞假惡丑。古今中外，凡是優秀的作家，優秀的作品，都必然是民族形象的寫照，時代精神的代言。一個有責任感的作家，給自己的定位應該是：社會的良心，時代的秘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