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結果顯示,只有11.3%的人覺得自己『基本沒有壓力』,而56%的人則認為自己最近壓力『非常大』或『比較大』。
『幾乎每天都能看到牆上貼的訃告,我也覺得很害怕,但就是停不下來。』
張岩(化名)是中科院某局的一位處長,在接受【科學時報】記者採訪時,他還在不停地接電話、收郵件、處理同事送來的各種報告和公文。
中午下班時,張岩走出辦公室,打了幾個踉蹌。人們這才知道,他今天還發着燒。
1957年,時任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提出了『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的號召,倡導科技工作者鍛煉身體、強壯體魄。
然而,
在百廢待興的時代,中國知識分子跑贏了對手,跑贏了時間,卻成了累倒的一代。
輸了健康,贏了世界又如何?
疾病兇猛
上世紀90年代,一份名為【來自中關村的健康報告】的調查報告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引起了軒然大波。報告的撰寫人、國家體委科研所研究員李力研調查了中科院7個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學134名死亡人口的資料後得出結論:知識分子平均死亡年齡只有53.34歲,比全國平均壽命短10歲。
2005年,這份驚世駭俗的報告受到了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教授翟振武的批駁,他稱李的報告中混淆了平均死亡年齡和平均預期壽命的概念,調查樣本選取和計算方法都有錯誤。
翟振武等人搜集了中科院18個研究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在2000~2004年間死亡的436名副高級以上職稱科技工作者的數據,發現他們的平均死亡年齡為70.27歲,與李力研報告的結果相去甚遠;同時他們也調查了在職去世的知識分子,發現他們的平均死亡年齡為56歲,與李力研的報告結果一致。
翟振武說:『李力研的報告可能沒有把退休的知識分子算在內,這是非常可笑的。在職職工肯定不滿60歲,他們的死亡年齡當然也不會超過這個數。』
然而,在這場學術之爭另一端的李力研,卻再也沒能回應翟振武的挑戰。他在翟振武等人的『批駁報告』披露前不久突發心臟病去世,年僅44歲。
李力研的辭世,似乎在用一種方式捍衛着自己的學術觀點。而在知識分子中已然蔓延開來的健康恐慌,也並沒有因為這場風波的停息而消弭。
2008年,中國科協開展了5年一次的『全國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3萬多名受訪對象中,40.8%的科技工作者患有某種類型的慢性病,其中頸椎和椎間盤疾病的比例最高,為22.4%,接下來依次是高血壓、關節炎、心臟病、肝病、腦血管病、糖尿病、肺病和癌症。而每3個科技工作者中,就至少有一人存在一種亞健康症狀。
70歲的趙士洞聲音洪亮,精神矍鑠,沒有人會把這個中國著名的生態學家跟疾病聯繫在一起。
『我可是幾十年的老病號了。』趙士洞笑着挽起褲管,給記者看他綁在身上的體外裝置。
從1977年第一次手術開始,趙士洞已經歷了5次大手術。長期的野外工作將他的臉龐曬得黝黑,也奪去了他的2節脊椎骨。
可他就是閒不住,還是一有時間就要到野外考察。前段時間,趙士洞的兒子帶全家去北戴河度假,意在讓老爺子休養一下。可到了那裡,趙士洞把行李往賓館一扔,就又獨自一人去了附近的山上。
『我們怎麼勸都沒用,他就是太熱愛自己的專業了。』趙士洞的老伴告訴【科學時報】記者,因為手術壓迫神經,趙士洞的腳趾痛得晚上都睡不着覺。『可是一工作起來,他所有的病痛都消失了。』
老一輩科學家的治學精神在趙士洞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但對那些更加年輕的人來說,趙士洞的人生是否可以複製?
生存之上 生活之下
在親戚和朋友眼中,姜山(化名)絕對算得上是少年得志。2007年博士畢業後,姜山順利地在中科院某所謀到了一份工作。幾年下來,他發了不少影響因子很高的SCI論文,職稱很快就得以晉升。
姜山的人生似乎順風順水,剛過30歲就有一份令人羨慕的工作,有個可愛的孩子,有房也有車。
今年大年初五,姜山從福建老家匆匆趕回北京。『有個項目馬上要截止了,得趕快遞申請,組織幾個老師寫的書馬上要開碰頭會,還有幾個項目年後就要結題。』他這樣解釋自己提前結束的假期。這個春節,他過得並不踏實。
姜山的一天是從早晨6點半開始的,他貸款在北五環附近買上了限價房,每天從擁堵的立交橋上蹭下來,到了單位就一頭扎在電腦前開始工作。『不忙的話到晚上11點半就可以休息了,不過忙起來也經常得通宵加班。』
『我覺得自己生活方面的壓力不大,最大的壓力還是來自於論文、職稱這些。』走上研究崗位之後,姜山很清楚自己未來發展的方向。但對於他這樣『上有老,下有小』的夾心層來說,這似乎又是一種沒有退路的選擇。
姜山還沒有自己的研究生,但他手頭同時在開展的科研項目卻有好幾個。『最近兩年晉升指標越來越少了,只能不停地接項目,發論文。有些項目我也不是很感興趣,不過真的沒辦法。』
但長期的伏案工作終於讓姜山的健康問題暴露了出來。『雖然沒什麼大病,但體質明顯不如以前了。』他患上了頸椎病,眼睛也經常脹痛,不定期就要去醫院,通過按摩和理療來緩解腰酸背痛等症狀。
不過,姜山覺得自己沒什麼好抱怨的,畢竟自己學的專業太冷門,能找到這樣一份穩定的科研工作已經是很幸運的了。他也開始注意起了自己的健康問題:『所里8月份開始組織老師們做工間操,我最近也辦了張游泳卡,抽空就儘量去游一會。我還年輕,不能讓事業垮在身體上。』
我拿青春賭明天
李燕(化名)挺着大肚子,吭哧吭哧地爬了4層樓,來到自己的辦公室。
在這間裝着幾十個人的大辦公室里,李燕的身份有點特殊,甚至連她自己都有點解釋不清。
李燕既不是學生,也算不上老師。在讀博士期間,她的成績在同學中是很出眾的,但因為是女生,在找工作時卻遇到了許多阻力。折騰了幾個月之後,她的導師決定把她留在組裡繼續做研究。
雖然和姜山在同一家研究所工作,但李燕的待遇卻完全不同,她屬於『項目聘用的合同工』,和所里簽一份勞動合同,參與的項目結題後,隨時有被解聘的可能。
『壓力很大,主要還是同工不同酬吧。』三四千元的月收入並不至於讓李燕餓肚子,但這個飯碗她端得卻並不輕鬆。要在兩年內發表一定數量和質量的論文,才有資格繼續留在這裡;而所里的科研崗位編制一年比一年緊縮,也讓人覺得有點絕望。
不過,李燕很慶幸自己在畢業後就要上了孩子。在某些單位,一個實驗室里的女員工懷孕是要排隊的,否則大家同時休產假,實驗就沒有人做了。李燕30歲左右才參加工作,如果再排隊排上幾年,成了高齡產婦,又要給自己和家人平添許多風險和負擔。
『全國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結果顯示,只有11.3%的人覺得自己『基本沒有壓力』,而56%的人則認為自己最近壓力『非常大』或『比較大』。
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段異兵此前在接受【科學時報】記者採訪時曾表示,我國科研項目的分配製度導致大部分科研資源掌握在少數人手中,擠占了其他人的生存空間。加上用SCI論文來考核科研人員工作成績的做法,使得大量剛走上工作崗位的中青年科研人員面臨着巨大的生存壓力。
不敢生病,不敢休息,不敢請假,李燕們還在堅持着,但誰也不知道他們還能堅持多久,他們的堅持又能換來什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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