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明揚先生生平

胡明揚先生，1925年農曆3月29日生於浙江海鹽縣通元鎮東南浦漾胡家場東場。1932年就讀於浙江硤石紫薇小學。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公立小學停辦，1938-1939年在硤石費氏私塾攻讀國學基礎。1939年秋隨家人遷往上海，先後就讀於松江高級中學、曉光中學、南光中學、會文中學。自1943年起，在上海報刊上發表散文、新詩等文學作品。1944年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英文系，主修西洋文學，副修中文；1948年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在大學期間，積極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蔣反美學生運動。

1949年2月至5月，在南京蘇聯駐華大使館新聞處工作。南京解放後，到南京軍管會外僑事務處工作；到職後由外僑事務處處長黃華派往鎮江前線『紫石英』談判小組擔任翻譯，參加中英關於『紫石英』號的談判；談判結束後回外僑事務處社團組工作。1950年2月調北京外交部秘書處編譯科擔任外交翻譯工作。

1952年7月調入中國人民大學外交系外國語教研室從事英語教學，不久任英語教研組副組長；1955年轉入新聞系外國語教研室，任英文組組長。在吳玉章校長的支持下，在我國語言學界的一代宗師呂叔湘先生的指導下，很快進入語言學界並出席全國性學術會議，參與語言學界重大活動。從1955年起，開始發表漢語方言、語言學、漢語語法等方面的論文。1960年調入中國人民大學語言文學系，先在外語教研室任教，任英文組組長，後入語言學教研室主持教研工作，主要致力於漢語研究。

1970年到江西省餘江縣中國人民大學『五七幹校』勞動。1972-1978年，轉入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當時隸屬北京師範大學）工作，從事中國和俄羅斯關係史以及明清西方天主教來華傳教士活動的研究。

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校，回語言文學系任語言學教研室主任，後兼任語文寫作教研室主任、對外漢語教研室主任，並擔任校、系學術委員會委員。1979年評爲副教授。1984年11月代表中國人民大學到英國杜倫大學、倫敦百科大學、布列斯托爾大學以及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東方語言研究所進行訪問並講學。1985年，受教育部指派參加『中美傑出學者交流計劃』，應美國全國科學院邀請到美國哈佛大學等9所大學講學。1986年評爲教授。

1986年5月，任中國人民大學對外漢語教學中心籌備組組長，中心成立後曾主持中心工作。1987年受教育部指派任中國語言學家代表團團長，赴德國柏林參加第14屆國際語言學家大會。1987年和1988年連獲兩屆北京市『教書育人先進工作者』稱號。1990年離休後，仍繼續從事語言學研究和培養研究生的工作。

自1980年北京市語言學會成立起，相繼擔任北京市語言學會常務副會長（1980-1997）、會長（1997-2000）、名譽會長（2000-至今）。1986-1989年任北京市語言理論研究會會長；1992-1996年任中國語言學會副會長；1991-1998年任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委員。此外，還擔任武漢華中理工大學中國語言研究所、中國傳媒大學、北京語言大學、首都師範大學、南昌大學等高校兼職教授，以及其他單位多種學術職務。

胡明揚先生的成就

一．學術研究

先生少年時研讀古典詩詞，大學學習西洋文學，文學功底深厚，曾發表了多部文學著作，如【中外名詩賞析大全】、【田螺精】，萬年還出版過散文集【歐美散記】等。

而立之年，先生感覺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文學道路舉步維艱，便轉向較爲『安全』的語言學。他語言基礎很好，同時掌握英、法、俄三門外語。先生是學貫中西、德高望重的著名學者，是我國語言學界的一代宗師。儘管他常常謙虛地說自己是語言學界半路出家的『野狐禪』，但因其深厚的學養和勤奮的精神，成爲一名堪與其他語言學宗師比肩的語言學家。他涉獵廣泛，研究課題多而新穎，很多都具有開創性，影響很大。他在語言理論、現代漢語、近代漢語、漢語方言、漢語語音史、社會語言學、計算語言學、詞典學、語言教學等多個領域都做過深入研究，撰寫、主編各種著作30多部，發表學術論文200多篇，另有多部重要譯作，爲中國語言科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現代漢語語法

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是先生用力最多的一個領域。他從漢語的實際出發，發表了一系列具有宏觀指導意義的理論論著。其中【論語法形式和語言意義】（1958）、【再論語法形式和語法意義】（1993）兩篇文章全面、深入地論述了語法形式和語法意義以及二者的相互依存關係，闡明了形式和意義相結合原則的重要性以及結合的途徑等重要理論問題，爲在漢語語法研究中堅持這一正確原則提供了理論上的指導，因而產生了重大的學術影響，被公認爲漢語語法學的經典性文獻。他還第一次提出『句法語義範疇』的重要概念，並初步建立了句法語義範疇的理論體系。這一概念的提出和相關理論體系的構建被認爲是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重要發展。他還第一次提出『完句成分』的概念，開啟了漢語語法研究中一個新的重要領域，對這方面的研究起了重要的引領作用。先生在漢語語法的具體研究中也多有建樹。20世紀80年代，他創造性地把傳統的結構分析方法和新興的社會調查方法結合起來，對北京話語氣助詞和嘆詞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不僅正確地總結了語氣助詞的多種連讀變音規律，而且分析了不同的心理和社會因素對連讀變音的影響，使漢語語氣助詞和嘆詞的研究大大推進了一步。漢語詞類問題是語法研究的老大難問題，20世紀90年代，先生以古稀之年，身體力行帶領一批學者進行攻關性研究，其成果收入他主編的【詞類問題考察】一書。這部論文集被認爲是現代漢語詞類研究的總結與突破，是迄今最全面、最深入闡述漢語詞類問題的論著之一，因而一出版便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產生了廣泛的學術影響。

（二）社會語言學

先生是國內最早進行社會語言學研究的學者之一。幾乎與國外社會語言學的興起同時，他就寫出了已明顯帶有社會語言學傾向的論文【上海話一百年來的若干變化】（1967），揭示了各種社會因素在語言演變中的作用。【關於北京話語音、詞彙的五項調查】（1983）一文在國內首次全面引入社會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對以田野調查爲基礎的社會語言學研究在中國的興起和發展具有開創之功。先生在社會語言學方面的重要貢獻不僅在於他第一次全面引進西方社會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而且在於他結合漢語實際對這種理論和方法進行了中國化處理，這無疑具有重大的開創意義。

（三）方言研究

除了對北京話、上海話的研究外，先生還對自己的家鄉話進行了仔細考察。先生的語言研究歷程是從研究家鄉方言開始的。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呂叔湘先生和丁聲樹先生的指導下，他調查了自己家鄉方言的代詞，並於1957年在【中國語文】6月號上發表了【海鹽通園方言的代詞】一文。該文是較早注意到方言語法研究的重要文獻，它的發表對扭轉傳統方言研究只注重語音語彙的局面具有重要作用。在後續的方言研究中，他始終注重對方言語法的研究，這在他的論文【海鹽通園方言中變調群的語法意義】和專著【海鹽方言志】以及他主編的國內第一部方言語法論集【漢語方言體貌論文集】中都有充分的體現。先生多年倡導和力行的方言語法研究已逐漸爲漢語方言研究者所認同，這對漢語方言研究的深入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四）近代漢語

先生在近代漢語研究領域也做出了重大貢獻。【<老乞大諺解>和<朴通事諺解>中所見的漢語、朝鮮語對音】（1963）一文依據對音材料整理出16世紀北方話的語音系統，解決了漢語語音史上的一個重大問題，因而成爲近代漢語語音研究的經典性文獻，至今仍爲國內外廣泛引用。【說『打』】（1984）一文引用例句達1000多條，總結了東漢以來『打』的一系列義項及其歷時演變過程。近代漢語的歷史分期長期以來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重大問題，先生以語言要素本身的變化爲標準，提出了獨到的分期意見。目前有關近代漢語的分期，特別是分期上限的定位，先生的隋末唐初說與王力的宋元說、呂叔湘的晚唐五代說被公認爲三家有代表性的看法。

（五）其他

先生對詞典學方面也有創穫，他主持編寫了國內第一部詞典學研究著作【詞典學概論】，對計算語言學和語言教學也發表了一系列有指導意義的重要見解。

先生在譯介國外語言學理論和方法方面也有突出的貢獻。他翻譯了不少國外語言學論著，如【語言存在的客觀性】（1958）、【語言】（1959）、【語法範疇和詞類的關係】（1960）、【描寫形態學的方法】（1963）、【語言理論，語言描寫和語言教學】（1978）、【格辨】（1980）、【社會語言學導論】（1980）等。其中，【『格』辨】的翻譯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備受推崇。此外，先生還主編了【西方語言學名著選讀】，20多年來，許多院校採用了這部教材，到目前爲止，在眾多的西方語言學名著導讀類教材中，這一部的影響最爲廣泛。

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生涯中，先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術風格，他既重視對語言事實的觀察和發掘，又注重理論的運用與創新，並善於將二者統一到研究工作之中。他一貫堅持嚴謹、務實，不尚空論，並力求有所創新的主張。

二．語文教育

先生學術造詣精深，學術地位舉足輕重，但先生對此卻十分淡然。他最喜歡的稱呼是『老師』，最令他驕傲的是他的一群學生，說起他們，先生如數家珍，不亦樂乎。自從1952年調入中國人民大學從事英語教學以來，先生畢生致力於學術研究和教學工作，爲語言學科的發展和人才培養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1982年，中國人民大學和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聯合成立了一個詞典班，連辦兩期，由先生負責。他先後邀請了王力、陳原、許嘉璐等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前來授課，培養了出版界和辭書界的一批知名人士和骨幹力量，比如上海辭書出版社的楊蓉蓉，她是改編【辭海】的負責人；漢語辭書編輯室主任、四川辭書出版社副社長冷玉龍，他主編過【漢語大字典】等。

胡先生較早注意到了對外漢語教學的重要性。1984年，時任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主任的胡明揚先生向學校起草了一個報告，要求在留學生現代漢語教研室基礎上成立對外漢語教學中心，獲學校批准並於1985年正式成立，很快從中文系獨立出去，成爲對外語言文化學院的前身。爲了培養對外漢語教師，1985年先生辦了一個研究生班，招了兩屆學生，共20餘人，許多對外漢語教學界的知名學者和教師都出自這個班。

1990年離休後，儘管年事已高，先生仍然除了組織發動老一輩的學者們探討語言學研究中可開拓的方向，有時還親自帶領中青年學者進行社會語言學調查，到各大高校給莘莘學子開講座，吸引更多有志之士踏入學術研究的殿堂。

先生不僅在職期間兢兢業業，離休後仍不遺餘力，爲中國人民大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專業博士點的申請和一級學科的建立做了很大努力，而且還承擔著人民大學中文系的博士生和博士後研究人員的指導工作。

嚴師出高徒。在教學上，先生堅持『有教無類』和『以人爲本』的原則，對每個學生都一視同仁。同時，先生也是一位教育『獨裁者』，他深諳『玉不琢，不成器』的道理，常說『任何事情只要肯花時間就能做好』，因而對學生要求極其嚴格甚至可以說是『嚴苛』。這一點曾令許多學生『痛苦不堪』，但後來他們發現先生當年的嚴格讓他們終身受益。

在生活中，先生又對學生關懷備至，並且時常鼓勵學生，完全沒有教學時那種嚴父的肅穆，讓人倍感親切和溫暖。

近幾年來，先生在繼續致力於語言研究的同時，還十分關心中國教育和人才培養問題，撰文強調通識教育對人才成長的重要性，反對過專的培養匠人的教育模式。其教育思想同樣體現了貫穿先生一生的家國情懷。

先生曾於1988年和1989年連續兩次獲得『北京市教書育人先進個人』的光榮稱號。

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教學生涯中，先生辛勤耕耘，數十年如一日，真正做到了『誨人不倦』，爲國家培養了一批又一批英才。目前，先生的弟子遍布全國各地的各個行業，有的在海外從事教學、研究工作。其中不少人已取得了顯著的成就，成爲本行業的骨幹或學科帶頭人。此外，先生還招收了一些國外進修生，因此用『桃李滿天下』來形容先生的教育成就是恰如其分的。

嘉德懿行，垂範後學

俯首甘爲孺子牛

先生博覽群書，涉獵廣泛，具有深厚的國學功底，少年時代就已經萌發了對國學的熱愛。抗日戰爭爆發後，先生的家鄉淪陷，公立小學停辦，於是進了一家私塾。念私塾期間，先生一邊從古人的著作中品味其深邃的思想、高潔的人格以及行雲流水般的語言，一邊躍躍欲試，將自己的心靈所感訴諸文字。在『五四』新思潮的影響下，先生認識到墨守成規、固步自封不是出路，與時俱進、去粗取精才是良策。先生積極學習不同於文言文的現代文體和創作方式，高中時代就在上海報刊上發表了系列散文和新詩，開始嶄露頭角。懷著少年時代的文學夢想，先生讀大學時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文學專業，1948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英文系西洋文學專業。

敵寇壓境、國破家亡之時，私塾先生的一副對聯『忍令上國衣冠淪爲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在先生幼小的心靈中埋下了革命的火種。因此在上大學期間，先生便從事學生運動，滿懷著青春少年『治國、平天下』的愛國主義激情和浪漫主義情懷，義無反顧地投身中國革命事業。

先生生於地主家庭，出生背景不好，政治上不夠『紅』、不夠『正』，屬於『有問題』的一類。1952年『審幹』期間遭無端懷疑，被迫調離外交部門，二十多年後才得到公正的結論。『文革』期間，先生經常被作爲批鬥對象，飽受折磨，無論工作表現多麼突出，學術上取得多少成就，先生一直是一位默默無聞的講師，並且一當就是25年。但是先生『君子坦蕩蕩』，不在乎蒙受的不白之冤，也不在乎個人的榮譽和地位，依舊默默地堅守崗位，潛心治學育人。

每每談及過去的這段經歷，先生不無感慨：『越是受壓的時候，人越是有動力。如果沒有昔日的挫折和坎坷，也許就不會有今天的我。』

學海無涯苦作舟

先生勤奮工作和治學的精神感人至深。白天上課，晚上伏案寫作成了他幾十年如一日的生活常態，他常常是凌晨兩三點才休息。以前沒有印表機，不少資料都要手抄，先生的手抄稿已有厚厚的一摞，它們都在無言地見證著先生爲教學和學術研究所付出的辛勞。

先生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踐行了『活到老，學到老』這句古話，他堅信學無止境，因此學而不已。先生依舊筆耕不輟，不斷推出新成果，在學術界仍然相當活躍。爲了開闢更多更廣的語言學研究領域，不斷完善中國語言學科體系的建設，先生仔細研讀社會學方面的著作，學習各種社會調查和統計學的方法，以推進社會語言學的研究；爲了發展計算語言學，雖已年過六旬，並且先生家裡沒有配置電腦，先生還堅持到國家語委語用所學習計算機。先生以古稀之年，身體力行帶著一批學者對現代漢語詞類問題進行了攻關性研究，其成果收入他主編的、影響很大的【詞類問題考察】（1996）和【詞類問題考察續集】（2004）中。

海納百川，虛懷若谷

我們之所以看得遠，是因爲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先生正是懷著這種謙虛、嚴謹的治學精神，與不同觀點的人交流，聽取不同人的意見。他常說『哪怕是不對的話，聽一聽也沒壞處』，這樣我們才能拓寬思路、開闊視野，因爲不同的聲音反映了對世界不同的觀察角度。作爲北京市語言學會的創建者，先生多次強調學會要秉持『五湖四海』的原則。對年輕學人的勇於探索的精神，先生一直熱情鼓勵，獎掖扶持，因而贏得了包括海派學人在內的大批年輕學者的愛戴。

先生始終堅持知識分子獨立思考的立場和批判意識，從不參加任何流派，也不隨波逐流。『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先生對不同師門、不同流派的學者一視同仁，不偏不倚，只要他認爲對的觀點都會吸收，從不以『下問』爲恥，所以先生常常能發現許多被別人所忽視的東西。有目共睹的事實是，無論是京派，還是海派，都歡迎先生參與其學術活動，許多年輕人和眾多學術團體都以有先生支持爲榮，語言學界不同門派的會議上都能出現先生的身影。這除了反映了先生的巨大學術影響以外，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先生的無門戶之見、唯以學術爲本；

見人之所不能見，言人之所不能言，這是大師；忍人之所不能忍，聽人之所不能聽，這是仁者。【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這正是先生人格和學術品德的完美寫照，我們後輩同儕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先生的一生，是歷經坎坷的一生，是鬥志昂揚的一生，是激情澎湃的一生，是求真務實而又不斷創新的一生，是爲中國的語言科學和語言教育事業努力奮鬥並取得了輝煌業績的一生。先生一生光明磊落，嚴於律己，寬以待人，追求真理，爲祖國、爲人民傾注了畢生心血。他的逝世是我國學術界、教育界，尤其是語言學界的重大損失。我們謹在此沉痛悼念胡明揚先生，先生，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