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新春伊始，我國世界史學界迎來一個重要時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通過了新的學科目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2011年)】，世界史成爲一級學科。前不久，34所高等院校的近50位世界史學者齊聚津門，共議世界史發展大事。 爲什麼一個學科目錄的調整能引起學界如此震動?我國世界史學科走過了一條怎樣的發展道路?中國需要什麼樣的? 承擔『智庫』的角色 歲末年初，北非阿拉伯國家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等國相繼發生動盪，令世界爲之關切。如何認識這些事件的來龍去脈?爲什麼號稱『和平綠洲』的穩定之國一夜之間會動盪不安?坊間評論多停留在經濟衰退、改革滯後、社會矛盾積聚等問題的表層，而對其陷入混亂和分裂的深刻根源以及它們各自有著怎樣的歷史傳統和文化淵源卻探究不深，甚至少有涉及，以致於人們很難認清原委，引以爲戒。這實際上表明我們對這些國家乃至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歷史研究需要深化。 當今時代，國際風雲變幻莫測。放眼全球，從蘇東劇變到金融危機，從『9・ 當今時代也是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中國和世界各國交流頻繁，各種對外經貿合作同樣需要世界歷史知識。比如中國企業在外國搞併購，如果不了解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史、金融史，不了解現行法律法規的演化過程，就很難規避風險，贏得主動。因此，中國作爲一個正在快速發展的大國，加強世界史研究已成爲緊迫的任務。這不僅有利於與世界交往，促進經濟進步;而且也關係到全民族文化素養的提升。這是貫徹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的一個戰略措施，是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必要條件。 從學科發展的角度講，世界史是歷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世界史學科成爲一級學科，對於促進中國歷史學的發展，形成更合理的歷史學知識體系，具有學理的意義。能否建立一套中國特色的世界史話語體系，也是中國史學真正走向世界，在國際學術界占有一席之地，爲提升中國的軟實力作出積極貢獻的關鍵。 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時指出，不僅要學習中國歷史，還要學習世界歷史;不僅要有深遠的歷史眼光，而且要有寬廣的世界眼光。要認真研究和借鑑其他國家歷史發展提供的經驗教訓，站在世界文明發展的歷史高度，進一步認清當今世界風雲變幻的規律性趨勢，進一步認清我國的基本國情和發展大勢，更好地掌握加快我國發展的主動權。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武寅研究員就此指出，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世界歷史研究機構，包括社會科學院的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的世界史學科，在中國的長期發展戰略中，都應該同時兼顧起『智庫』的角色。 『小』學科欣逢大機遇 遺憾的是，至少到目前爲止，世界史在中國只是一個小學科。小到什麼程度?先看一組數據:據統計，我國高校歷史院(系)中，從事世界歷史教學科研工作的教師平均占全體專職教師的四分之一左右。許多地方院校甚至只能維持教學，沒有能力搞研究。從研究的國別、地區領域來說，全國有限的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歐洲、美國和日本，研究中東、中亞和拉美的少之又少;專門研究義大利、加拿大的人員也非常稀缺;即使是研究的比較多的大國，如美、英、德、法、俄等，其歷史與文化也有不少空白需要填補。印度、越南是我們的鄰居，但全國研究印度史和越南史的學者屈指可數。非洲與中國關係緊密，而對非洲的研究卻遠遠不能滿足現實發展的需要。全國的世界史博導中，專門的法國史博導至2009年前僅有兩三位。世界史學科的研究現狀與我國目前的國家地位與發展實力之不相適應，由此可見一斑。 爲什麼會造成這種局面?北京大學歷史系錢乘旦教授分析說，一方面是因爲世界史學科還比較年輕，積累不豐，基礎不厚，而它的研究難度又相對較大、要求較高，想走到國際學術的前列還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而另一方面則是方方面面對它的重要性缺乏認識，給學科的發展造成障礙。 19世紀中葉以前，中國人對世界了解不多。我們以『天下』自居，沒有『世界』的概念。因此，我國雖有悠久的歷史學傳統，世界史的研究卻始自鴉片戰爭後。新中國成立後，世界史實現了兩大突破:一是確立了獨立身份，成爲一門正式的『學科』;二是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具有鮮明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特徵。這兩個突破都與蘇聯的影響有關。 改革開放後，世界史學科迅速成長起來，形成學士―碩士―博士完整的培養體系，在20多所大學有博士或博士後培養點。學科對外交流不斷擴大，日漸深入地融入國際學術界。在一些院校一度達到近乎與中國史平分秋色的地步。正如首都博物館館長、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郭小凌所言，改革開放頭18年是我國世界史學科的重大發展時期，這種進步的幅度本應隨著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對外開放的深化、現代化程度的提高而進一步擴大。因爲按照常理，越開放越需要了解和認識我們面對的開放對象，越應向國際一般的學科配置靠攏。 但1997年學科目錄調整，世界史由三個二級學科縮並爲一個。編制大幅度縮減後，教學和研究工作受到了極大限制，後備人才培養力量不足，學科發展呈現嚴重萎縮和明顯下滑趨勢。就連全國世界史研究實力甚強的北京大學歷史系也未能免受波及，在俄羅斯、東歐、拉美、非洲史等領域都出現了斷檔，教學和研究難以爲繼。 相比之下，國外的相關機構和大學歷史系都把世界史的研究和教學擺在相當重要的位置。美國在『二戰』之前就十分注重歐洲史研究，其研究力量隨著『二戰』後美國戰略地位的提升而提升。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起，美國又開始注重區域史研究，專門研究歐洲以外的地區，如非洲、東亞、中東、南亞、印度、中國等。美國大學中從事歷史教學與研究的人員，三分之一左右研究本國史，其餘都從事世界史。 俄羅斯的情況也基本如此，有一大半教師是在從事世界史研究。著名的彼得堡大學歷史系現有15個教研室，真正從事俄羅斯本國歷史研究的約占教研室總數的23%；從事世界史研究的約占38%；從事專門研究的約占40%。 僅有一本專業雜誌是遠遠不夠的 不言而喻，2011年的學科目錄調整，對於我國世界史學科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一個重大的機遇。能否抓住機遇，切實有效地改變學科建設存在的差距？世界史研究如何更好地爲我國的內政外交決策提供相應的學術和思想資源？在剛剛召開的『全國世界史學科建設座談會』上，這些問題成爲學者們討論的焦點。 中國歷史學從來就有『以史爲鑒』的優秀傳統，在這一點上，世界史學科表現得更爲明顯。錢乘旦曾多次呼籲，要重視歷史學在整個人文社會科學中的支撐作用，否則，其他文科研究工作就會有一種知識上的缺陷。這次世界史成爲一級學科，他希望世界史學者齊心協力，通過艱苦的努力克服弱點，彌補不足，爲當代中國的發展提供更多更好的歷史解釋和借鑑。 首都師範大學校長劉新成教授特別從學科建設和現實需要的角度提出，要認真思考如何妥善處理基礎研究與決策研究關係的問題。目前這種關係處理得並不好，兩種研究相互脫節，造成各自研究水平都受到嚴重製約。世界史領域的教師和研究人員大多具有較好的外語水平和國際知識儲備，他建議，以這支隊伍爲基礎，與外國語言文學、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專家學者合作，針對不同國家或區域建立研究中心， 將對我國各項事業的發展發揮重要作用，這也是我國世界史研究者應盡的責任。 大廈須異材，廊廟非庸器。目前制約學科發展的瓶頸在於師資力量建設和人才培養。在未來的學術研究和國際事務中，也都非常需要世界史人才。而世界史人才的培養需要更大的投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院長陳志強教授說，強化多種外國語言的基礎性學習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郭小凌說，埃及學家需要掌握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科普特語，亞述學家需要掌握西亞的楔形文字，因此世界史人才培養的周期和難度都大大超過中國史，需要長時間的、艱苦的訓練和潛心鑽研的過程。中國世界古代及中世紀史研究會理事長、天津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侯建新教授就此提出思路說：增加世界史教師和研究人員的編制，總體先恢復到上世紀80年代的規模（上世紀80年代我國高校世界史學科師資占歷史學師資總量的40%以上，而今天只占20%余），然後逐漸接近中國史隊伍的規模；具備條件的歷史教學和科研單位應大力推進學位點特別是博士學位點建設；處理好與中國史的關係，『分科不分家』，制定好相應的必修課，保證學生的專業性和中外歷史基本理論、知識結構。 學者們也表示，在看到世界史學科發展機遇的同時，還要充分考慮到困難，知不足而進取。武漢大學世界歷史研究所所長向榮教授談及當前在外語、史學理論、方法和技能方面存在的問題時充滿急迫之情：首先是語種單一（目前主要是英語）限制了研究範圍，亟待拓寬語種。其次是現在發表的不少世界史論文都沒有學術史的梳理，這是缺少專門訓練的表現，在這方面要多學習國外學者的文章。再次需要加強運用原始資料的訓練。中國的世界史研究起步較晚，一下子要達到完全從原始資料做起不太現實，但一定要有這方面的意識。他說在英國，本科生的畢業論文都要求從原始資料做起，能否產出高水平的成果並不重要，關鍵是要讓他們有一種學術經歷。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劍鳴指出了在研究水平方面存在的欠缺，他說在一些領域我們能夠追蹤國外學術研究的前沿了，但是創造性的學術成果很少。還有發表園地的問題，僅有【世界歷史】一本專業雜誌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需要許多專門的學術刊物。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劉北成教授也表明了自己的憂慮，他說，世界史研究對於『語境』的了解和把握是決定研究深度的關鍵。如果沒有長時間在專業語境中的浸染，很難提高研究水平。目前從總體上看，我國的世界史學者因種種條件所累，能夠沉浸在專業語境的時間很有限。他希望要創造條件，讓學者們能夠把更多的時間用於學術。 著名的世界史學家、北京大學資深教授馬克先生寄語世界史同仁說，既要有雄心壯志，又要穩紮穩打。應該根據各學校不同的條件，埋頭苦幹，逐步推進；要有長期奮鬥的思想準備，更要有長期奮鬥的堅定決心。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一定能開創世界史學科美好的明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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