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主任：當了系主任 有些話只能繞彎子說

陳平原（資料照片)

　　數年前，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講授中國古代文學史課程並批閱試卷。其中一道論述【儒林外史】敘事特徵的題目，大多數學生舉的例子是『范進中舉』。這讓陳平原很傷心，它意味着那些學生進北大後沒有通讀這部經典，只記得中學課本上從【儒林外史】中節選的【范進中舉】。

　　學生們的回答是，作品太多，沒時間讀，只好讀文學史。這獨尊文學史的局面，讓陳平原開始反思『「文學」如何「教育」』。如今，作為這種反思的結果，已經擔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陳平原推出新著【作為學科的文學史】。

　　近日，陳平原就執掌北大中文系3年來的得失、高校國際化及知識分子的社會參與等話題，接受本報專訪。

我不能把個人趣味凌駕於院系前途之上

　　記者：新書中你談到，作為大學教師，你必須為研究生開設各種新課，引領他們儘早進入比較有發展前途的學術領域『左衝右突，四面開花，對訓練學生或許不錯，對自家著述則不無傷害』。自 2008年9月接任系主任以來，你是如何平衡行政與治學的？

　　陳平原：當教授和當系主任是不太一樣。這3年中，我花很多時間做行政工作，除了應付日常事務，也努力為北大中文系描述一個奮鬥願景、制定若干相關制度，希望上了軌道以後，無論誰做系主任，都有章可循，不用費太多時間。

　　淡化系主任的個人作用，讓教授們明確自己的權利與義務，並實現自我督促，這比找一個強勢的領導更重要。我即便當系主任，也不要有太大的權力。

　　我現在手頭有10多篇接近完工的未定稿，都需要進一步查找資料，現在沒有整塊的時間，只能放在那裏。這不是我的生活理想，也不是好的學術狀態。等卸任後，我會再集中精力做我自己的研究。

　　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當了北大中文系主任，有些話不太方便說，讓我很苦惱。作為一個教授，我對教育部的決策、對北京大學的現狀，可以直截了當地提出批評。現在，有些話只能繞着彎子或換另一種方式說。過多考慮講話的策略與效果，這不是我的風格。可當下中國，很多人把人情與學問混為一談，我不能把個人趣味凌駕於院系前途之上。

　　中國大學問題很多，北大也一樣，好多制度性問題不是一下子就能解決的。你可能知道問題在哪裏，但你一旦想改動，哪怕只是搬動一張桌子，都會涉及各種人的現實利益。找到一條對大家都好、沒有人受損害的改革之路，幾乎不可能。

　　大學受各種外在因素的制約，單看正式發佈的文告、查閱各種歷史檔案，不見得就能完整把握。那些口頭交代，那些電話溝通，那些沒有記錄在案的對話，或許更關鍵。可這些『無字天書』，非我輩所能讀到或讀懂。大家都在自己的位子上，認真思考，真誠表述，這樣，起碼可以達成『同情之了解』。

　　當幾年系主任，雖然忙碌，也有好處，那就是對大學運作以及院系的問題，有比較深入的了解。等我退休以後，或許寫一本『中文教育之過去、現在與未來』，將北大中文系作為一個個案來討論。

　　記者：去年百年系慶，北大中文系設立『胡適人文講座』、『魯迅人文講座』，前幾年你還在教員中張羅『博雅清談』，諸多革新舉措中，哪些比較有進展，哪些還處於艱難探索？

　　陳平原：我的任務是：第一，凝聚人心；第二，確定學術標準；第三，建立合情合理且便於執行的規章制度。

　　去年的百年系慶活動，當然是希望藉此建立中文系的傳統，傳揚某種精神。那天的會場不設主席台，所有的人都在下面坐，輪到你發言，你上去，講完下來。系友王漢斌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也在下面坐着。

　　比起歐美及日本的大學來，中國大學的院系普遍規模大，事情雜，院系領導可支配的資源也多，很容易演變成大權獨攬。『獨斷專行』的好處是效率高，但制度不健全，單靠院系領導的克己奉公或個人魅力，是難以持續的，弄不好會出大問題。理想的狀態是建立健全各種規章制度，讓教授們一進入這個團隊，馬上明白自己的職責、義務與權利。包括如何捍衛自己的權益，最大限度地爭取到可以爭取的『好處』。

清華百年校慶：『走向國際』並不等於『邁向一流』

　　記者：最近正值清華百年校慶，貴校和清華的關係在外界看來多少有些微妙。你2005年就曾撰文【大師的意義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讀作為神話的『清華國學院』】，這次對鄰校的百年校慶有何觀感？

　　陳平原：這兩個月，各種媒體都在談清華百年，我多次被邀，但都謝絕了。不是對清華有意見，而是不願意應景。最近寫了則短文，人家要我談清華如何國際化，我談的是『走向國際』並不等於『邁向一流』。

　　在慶幸中國大學迅速崛起的同時，我擔心過分認同歐美標準，大到辦學的路徑，小到獨尊SCI或SSCI論文。記得上世紀40年代末，胡適當北大校長，發表『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今天中國大學校長們的自信心和獨立性，遠不及蔡元培、梅貽琦、胡適、傅斯年那一代。

　　記者：也有學者撰文，認為當下的民國熱有美化和簡化那個年代的傾向。

　　陳平原：我當然明白，民國年間的政治與社會，包括那時的北大、清華，都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我再三提醒學生注意，談論任何一個時代，不管是盛唐還是明末，是清華國學院還是『文革』中的北大，你都必須直面慘澹的人生以及歷史的複雜性。但當一個學者選擇晚清作為論述對象時，或者當你刻意表彰西南聯大而不是中央大學時，背後是有問題意識的。同樣一件事情，歷史學家、文化人以及大眾傳媒，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論述策略。

整天在電視上露臉，不僅不加分，有時還因說錯話扣分

　　記者：新作中有專章談『學術講演與白話文學』。你怎麼看這些年走紅的【百家講壇】？

　　陳平原：我沒有研究過【百家講壇】，只偶爾聽過一兩講，不好妄評。電視作為一種媒介，本來就不同於報刊或圖書。電視最便捷，也最能吸金，除非國家給補貼，養起來，像日本的NHK那樣只談社會責任，不管經濟效益，否則，追求收視率，標準必定越降越低，製作費用也是越少越好。

　　只不過，中國這麼大，本來應該有更好的面向大眾、傳播學術文化的平台。許多電視台開辦過『讀書』欄目，現在基本上都消失了。我喜歡看央視 10套的科教節目，還有專題紀錄片，只可惜普及考古學知識越來越像挖寶故事。我明白電視人的難處，希望在制度上給他們更多的發展空間。

　　學院中人容易對各種電視節目冷嘲熱諷，而不太能體會整個文化生產機制的複雜性。對於【百家講壇】所發揮的積極作用，我是認可的；雖然我不太喜歡，但我知道此中的艱難。記得上世紀90年代，北大與中央電視台合作過【中華文明之光】，袁行霈教授主持。為了製作這150集歷史文化專題片，動用了很多北大教授，可效果不太理想。只是把課堂換一種方式，搬上螢屏，配上精美圖片，遠遠不夠。

　　當初【中華文明之光】在商業上不成功，今天【百家講壇】在學院裏受批評，二者之間，應該有一個比較好的折中方案。

　　記者：貴系某些教授熱衷參與社會活動，還有的在專業以外大談熱點問題，語不驚人死不休。王瑤先生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批評『社會活動家型的學者』和『二道販子』，作為系主任你怎麼看？

　　陳平原：喜歡談論社會問題，或者經常上電視，你只能評說他們做得好不好，不能一概稱為『二道販子』。在電視上談學問，屬於文化普及，不可能具有原創性。這事情必須有人做，做得好，在社會上獲得名聲，那是應該的。只不過，這與大學裏的學術評價，是兩回事。起碼在北大，晉升職稱或學術表彰，都不會考慮你在社會上的名聲。整天在電視上露臉，不僅不加分，有時還因為說錯話，而被大大扣分。

　　北大師生歷來有『鐵肩擔道義』的追求，不滿足於書齋裏的冥思苦想，既然鼓勵教師介入社會改革進程，你就不能設置很多障礙，要求人家只能這麼說，不能那麼做。作為大學教授，我們的發言姿態跟新聞記者或政府官員是不一樣的，必須更講學理依據。具體到某學者寫什麼文章，在電視上如何表演，中文系主任是管不着的――也不應該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