擇善而固執的風骨――追憶何茲全教授

　　歷經百年風雨，著名歷史學家何茲全教授的生命時鐘定格在2011年2月15日晚8時17分。追尋他的學術足跡，我們仿佛聽到他為鈞天大樂般的中國學術奏響的強音。

　　1930年，19歲的何茲全走出齊魯大地，隻身來到北京大學讀書。如果說孔孟之風給予他最初的雨露滋潤，那麼，北大這方沃土則讓他的生命之樹抽青吐翠。自由的學術空氣、豐厚的文化資源、教授們的儒雅博學，深深影響着年輕的何茲全。

　　在這裏，他接觸了辯證法和唯物史觀，閱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德國農民戰爭】，這為他日後的學術生涯打下堅實的基石。

　　上世紀30年代，將馬克思主義觀點與中國古代社會結合進行科學分析的學術研究，是處在一個探索階段。何先生根據掌握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運用詳實的史料進行論證，提出了『魏晉之際封建說』，從而形成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討論中的一派。

　　有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作理論基石，何先生不追風、不苟同、敢為人先，以『誠之者，擇善而固執者也』的風骨，在歷史研究的征途上一路前行。在中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領域，他與另幾位先生一道，以論考雙精、學貫中西、變通古今的功力，將中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階段。

　　1944年，他來到位於四川李莊的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史語所』)，在這裏奠定了他一生從事歷史研究的基礎。

　　在史語所，他撰寫了【東晉南朝的錢幣使用和錢幣問題】、【魏晉的中軍】、【魏晉和南朝的兵制】等。在這些論文中，他最感欣慰的是，繼【三國時期國家的三種領民】之後，他在【魏晉和南朝的兵制】一文中提出並論述了『世兵制』，這對人們認識魏晉南北朝社會具有啟迪意義。多年後，他又發表了【孫吳的兵制】、【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

　　1947年5月，何先生遠赴美國，到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習歐洲古代史和中世紀史。在哥倫比亞大學，何先生閱讀了大量歐洲古代中世紀的書，並同時在該校的中國史研究室工作。兩年後，霍普金斯大學國際政治學院一教授翻譯我國歷史學家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需要助手，何茲全被介紹到那裏工作。此時，他的內心並不平靜，國內形勢強烈地撞擊着他。

　　當新中國的曙光出現在東方地平線的時候，他面臨着人生的三岔口:回到祖國?繼續留在美國?還是應老師之邀到台灣史語所?他決定回國。『做出這個選擇原因很簡單，也很堅決:愛國!我說是愛國，並非矯情或自誇:祖國的召喚讓我決計回國，這種感情、這片心意很質樸也很實在:我只是同時代的愛國人群中的一個。』1950年9月，他滿懷對新中國成立的欣喜之情，登上了橫渡太平洋回國的輪船。

　　從上世紀50年代至今，他一直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此後，著書立說、愛生樂教，成為他生命的主題。作為教育家，他對教育事業傾注了滿腔熱忱，為國家培育了大批優秀人才，他的嚴謹博學、慎思明辯，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學子。他們評價說:『何先生極為喜歡在創造性和開拓新領域方面作出成就。何先生自青年治學始至今一直保持學術創新實力，這實在是極其不易且使許多學人難以企及的。』

　　在對中國古代歷史長期思考、科學研究的基礎上，他的【中國古代社會】一書於上世紀90年代初期問世了。這部近50萬字的著作涉及到的內容十分豐富，對早期國家、古代社會作了全面而系統的闡述。全書洋溢的科學精神與獨到見解又讓人們為之一振，何先生『讓史料講話，實事求是』的治學宗旨極大地鼓舞了史學界同行，專家稱這部書『反映了90年代中國古代史研究的最新突破，標誌着中國史學研究最新水平』。何先生也因其獨樹一幟的學術創新精神，被譽為『是一位眼界開闊而又不失深邃的學者，是一位具有通貫的識見和學力，能夠把歷史的諸多方面融入歷史的整體，而又能從整體上把握諸多方面的相互聯繫與相互作用並且闡發清楚的學者;是一位實事求是、嚴謹踏實的學者。』

　　『念茲在茲勤學問，神全形全樂期頤』。1991年，北京大學周一良教授在何茲全八十壽辰時如此評價他。20年後，何茲全教授走完了『愛國一書生』的百年路，為中國學術留下了濃墨重彩。

【光明日報】（2011年02月22日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