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川：厚古創今，傾力建設現代中國新傳統 日前，由北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院長 厚古創今的當代文化建設原則 記者：由您主持的【中國文化符號調查報告】，可以說是以大學生為藍本繪出的一張中國文化表情圖。『大學生眼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國文化符號』主要集中在傳統文化、政治文化和非物質文化符號上，而現代文化符號的承認度卻很低，這種『厚古薄今』現象的根源是什麼？能多大程度上代表國民的文化認同？ 王一川：您用『以大學生為藍本繪出的一張中國文化表情圖』來形容我們這次調研，很給力啊！首先要看到，這種『厚古薄今』現象其實不僅發生在大學生當中，而且發生在各個國民群體中。相當一部分國民甚至認為古代中國才是有價值的，而當代中國沒啥可取之處。根據我們正在進行的調查，外國居民也同樣存在這種相近的偏見。我個人認為，這種現象的根源主要在於兩方面：一方面，與古代中國歷經數千年發展演變而自成獨特的文化典範不同，當代中國才僅有幾十年歷史，還是新生的和稚嫩的，它的獨特文化風範還有待於進一步展現和走向成熟。另一方面，無論中國居民還是外國居民，往往存在一種似乎已經頗為堅固的傳統偏見，就是古代中國才叫中國，當代中國不叫中國，而是模仿西方體制而形成的，缺少中國風範。這樣兩方面合起來，使得『厚古薄今』的偏見至今仍有頑強的影響力，改變起來不容易。當然，進一步看，這種現象的出現，還是與我們的文化教育、文化傳媒、文化產業等的宣傳教育有關。也就是說，上述『厚古薄今』偏見其實並非自然而然地生成的現象，而是一種長期文化建構的產物，是由我們當代的教育、傳媒和產業等合力『塑造』成的。這種『厚古薄今』現象決非自然物而是文化建構物。您看北京奧運會開閉幕式大型文藝演出，其中的中國文化風範演示是很精彩的，效果被視為『無與倫比』。但同時，我又感到一點美中不足：它們所展現的更多地屬於古典中國而非現代中國。這一點，也可以用『厚古薄今』來衡量。這其實也已經有不少論者指出來了：與古典中國文化符號被展示得博大精深而又魅力無窮相比，這兩場演出中，為什麼沒有多少現當代中國符號被展示出來？ 記者：我們應該如何扭轉這種趨勢呢？ 王一川：要扭轉這種趨勢，根本的一項工作是加強當代文化建設，而在此基礎上，與此同時進行的，還要靠我們的文化教育、傳媒和產業的宣教作用。我希望能推行這樣的文化建設原則：厚古創今，即是在厚待古典遺產的同時傾力開創新的生活價值系統。我們既要從古代中國文化吸納豐厚的傳統養分，又要從當代中國生活激流中創造性地獲取活的資源。我這裏的厚古創今原則包含至少3層意思：一是厚古，就是充分地厚待和尊重古典中國遺產，大力推進它在現當代生活中的創造性轉化；二是創今，就是大力開創當代生活的新價值、新風範、新符號；三是讓兩者結合及交融起來，在厚古中傾力開創新的生活。 大學生的雙重文化人格問題 記者：這項研究還進一步提出了當代大學生具有一種隱形的雙重人格及流體型文化人格，傳統與現代文化似乎在大學生主體中出現了內在悖反，比如他們認同書法卻可能並不懂書法藝術，他們喜歡流行音樂卻並不一定認同它的價值，他們在尊崇傳統的同時追逐流行。作為國家文化認同的精英群體和未來文化建設的中堅力量，大學生的這種悖反，對中國文化繼承與發展和軟實力的提升意味着什麼？ 王一川：實話說，當我們根據調查分析而進一步提煉出這一概念時，我的心情是十分複雜難言的。大學生們的選擇表明，他們在填寫問卷時，是在普遍地抑制自己的日常感性喜好而竭力伸張內在至高的理性取向。對於這種選擇，如果單從問卷中反映出的他們積極主動的政治覺悟和應有的文化水平看，那是可以得出『他們是讓人放心的一代』之類樂觀結論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們那些被抑制的日常感性喜好平時又該怎麼辦呢？往哪裏釋放和對象化呢？例如，當大學生內心狂熱地喜歡着周杰倫，卻偏偏要抑制自己而理性地選擇孔子時，他們的內在靈魂在經受怎樣的熬煎或痛楚？也許，他們多年來對於此類問卷或習題，早已習以為常了，一點也不存在內心煎熬或痛楚？不管怎麼說，我想我們已經和正在接觸到一種內在地分裂或衝突的隱性的文化人格狀況。不妨做個對比：對於我們77級、78級一代大學生，我們那時的文化人格是內外一致的，內心喜好與外在張揚幾乎趨於一致，屬於一種固體型文化人格，簡稱固體人格；而今天的大學生的文化人格卻是內在地分離的，內心喜好與外在言行可以相互分離和共生於一體中，屬於一種流體型文化人格，簡稱流體人格(或液體人格)。30年過去，大學生的文化人格發生如此大的轉變，令人感慨萬千。 這樣的流體人格狀況顯然會對中國文化的繼承與發展產生影響。但真正重要的是，我想，在我們當今社會中，擁有這種雙重文化人格的人群難道僅僅只有大學生群體？難道不包括更早的中小學生以及更晚的在職群體？今天的社會中，有多少人是帶着這種雙重文化人格生活着而不自知？重要的不是只盯住大學生群體，而是通過他們進一步關注所有的人群，研究和分析他們的可能的雙重文化人格狀況。而這，才是當前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需要正視的重要而又迫切的問題之一。 還有，能否順着這一點延伸和擴展開來，請心理學界專家對新中國成立60年來大學生乃至全民的文化人格演變狀況來一次或多次調研分析，進一步分析大學生文化人格在各個歷史階段的狀況及其演變規律？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當然只是提議罷了。這樣的調研由心理學專家來做才真正具有權威性。我們只是藉助這次課題調研，提出一種需要進一步證實的假說罷了。 記者：我了解到，隨着大家對這項調查報告結果的了解，也相應產生了一些質疑，比如有意見認為該調查只針對部分地區的大學生，這樣的調查範圍局限使其結果不具有廣泛性、公正性、合理性和權威性，也有人認為孔子、長城以及毛澤東、鄧小平等作為文化符號，已經受了歷史的滌盪，用不着貌似謹嚴的課題項目承認才成為文化符號等，您如何看這些意見？ 王一川：我們所做的不過是一次調查而已，不可能從中引申出更多。但需要指出的是，您從我們發表於【當代文壇】2010年第6期的調查報告原文可以看到，我們是嚴格按照調查研究的規範來做的，即是以科學抽樣的方式來做調查的，抽樣範圍涉及東西南北中不同地域的大學以及不同層次、不同學科、不同性別的大學生，等等。單就大學生群體調查來說，我們是嚴謹地操作的，應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公正性、權威性。但是，話又說回來，我們做的畢竟只是當前在校大學生這一有限群體的抽樣調查，而真正完整的和具有廣泛代表性的中國文化符號觀調查，則需要擴大到在校中小學生、在職人員、市民與農民等不同的群體中去進行，而那是另外的遠為複雜的調查了，僅憑我們課題組是遠遠不可能承擔的。其實，我們課題組在着手這項調查之前，對大學生究竟會有怎樣的選擇是心裏沒底的。我多年在大學教書，感覺越來越不了解現在的大學生。他們是否都會不約而同地去選擇周杰倫、吳彥祖等流行符號而非孔子、漢語、魯迅等？去年大學生電影節期間發生在我們學校的一件事給我印象極深：我們組委會的同學們在北國劇場搞了個某某影星與粉絲見面會。由於以前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更是事先對粉絲的狂熱度嚴重地估計不足，沒想到引來許多熱狂的大學生，尤其是女大學生。她們爭先恐後地蜂擁向前，渴望與偶像面對面地親密接觸，不顧一切地衝擊、歡呼、尖叫，幾乎擠出一場事故來，搞得我至今仍心有餘悸，發誓不敢再同意組織這樣的活動了。但或許就是她們中的一些大學生，很可能在填寫中國文化符號問卷時，卻高度理智地不會把這個偶像選進去。 至於您提到的，有人看到我們現有的調查結果就想當然地以為『已經過了歷史的蕩滌』而屬多此一舉，並斷言『用不着貌似謹嚴的課題項目承認』。其實那是一種經不起反駁的誤解。在沒有見到這種確切的調查結果之前，我們憑什麼能夠事先認定『孔子、長城等作為文化符號，已經受了歷史滌盪，去偽存真』？我們憑什麼認定它們就是人們樂意選擇的中國文化符號？單純的理論推斷能夠服人嗎？這至少說服不了我。我們需要一種嚴謹求實的科學依據，即便是抽樣調查這種相對合理但仍然有限的科學依據。沒有科學依據怎麼斷言什麼東西『已經受了歷史蕩滌』？ 當然，更需指出的是，課題組的調查所重視的，不僅是大學生究竟選擇了哪些中外文化符號這一點。而同樣重要的是，他們的這些選擇行為背後究竟披露出怎樣的異同及相關的豐富信息。例如，當大學生選擇孔子、長城、毛澤東、鄧小平等文化符號時，是否體現了地域、性別、年齡、學科、大學層次等之間的差異？我們關注的是選擇行為背後更深層次的東西。我們這次提出的大學生的隱性的雙重文化人格問題，包括『固體人格』與『流體人格』之分，就是調研中預先無法預料而又合理的收穫之一。 國民藝術素養關乎文化軟實力 記者：您在2009年就曾呼籲要重視國民藝術素養研究，並建議從藝術素質教育轉向藝術素養教育。能否談談這種轉向的內涵？ 王一川：我之所以提出要提高國民藝術素養，並且把這看做當前藝術活動和藝術教育的一項重要任務，原因主要在於，我們的國民群體還在單純地用『真實性』、『典型性』等傳統美學原則去鑑賞當前藝術媒體與藝術界，而不知道當前藝術媒體及藝術界早就懂得了如何以其豐富多樣的虛構、變形、誇張、幻想等修辭手段去征服他們從而實現自己的意圖。提高國民藝術素養，首先在於提高他們對於藝術媒體及藝術界的清醒的理性辨識力，養成識別各種修辭手段的藝術素養，減少上當受騙的概率。應當先辨識真假而後鑑賞審美，而非先鑑賞審美而後鑑別真假。這種藝術辨識素養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不斷調整的，用中國傳統術語來說，是長期養成的，不斷地濡染而成的。所以我主張用『素養』代替原來的『素質』概念。 記者：您曾首次提出並深入探討藝術學與美學的一個新關鍵詞――藝術公賞力，並一再指出國民藝術素養提高的一個最重要任務就是如何使國民具備『藝術慧眼』，即擁有高度的藝術公賞力，並強調說這也正是藝術軟實力的一個組成部分，有必要成為當代藝術學研究的新的重要課題，您如此重視藝術公賞力原因何在？ 王一川：提出藝術公賞力，就是要促進社會公共鑑賞力的生成。藝術不再只是屬於個人或特定人群的特殊神聖物，而是屬於公共領域中的共享對象，或者說『公器』。這樣，藝術就應當經得起公共領域的爭議、評判和檢驗。而公民或國民也應當主動地承擔起以其獨立的『藝術慧眼』去辨識、鑑賞、評判藝術作品的任務。 記者：您在2010年世界美學大會上提出，我們今天的進步是以當下『文化的物化』為代價的，此次研究成果中大學生對當代文化符號和文學藝術的相對漠視與當前『文化的物化』趨勢是否有直接聯繫？如何理解當代藝術的物化現象？ 王一川：應當講，這次調查結果同『文化的物化』現象沒有什麼直接的聯繫，至少我目前還沒有看出來。這說明，一次在校大學生抽樣調查結果所能說明的東西畢竟是有限的，不能什麼都往裏面裝啊！當代藝術的『物化』現象，應當說是同全球範圍內文化產業、藝術生產的普遍的『物化』大趨勢密切相關的，這要從全球範圍內來看。例如，一部【阿凡達】就在世界各國都引發了全球範圍內的3D電影熱潮，可見全球化決不只是一種理論概念，而就是實在的藝術生活或文化生活了。【阿凡達】憑藉3D技術顯示了高超的『物化』力量，在技術層面強化了這種文化的『物化』可能性。我們今天已經不可能完全選擇從外部去抵抗『物化』的天真做法了，也就是不可能置身事外地去反抗『物化』。而只能置身在『物化』激流中去抵抗『物化』、反思『物化』，借『物化』之力去抵禦『物化』。這種難度可想而知，但也是可以做的。 記者：面對全球化浪潮，提升文化軟實力不可避免地會面臨如何處理民族與世界之間的關係問題，歌德曾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許多人強調要提升國家軟實力，就要依靠民族文化，復興傳統，但同時很多人堅持只有西方的、現代的才是世界的，如何在民族與世界、傳統與現代的關係中平衡自己，『外塑形象、內強素質』，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面對這一問題，我國文學藝術如何應如何選擇？ 王一川：您引用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名言，坦率地講，這太容易引起誤解了，我對它一直是持質疑態度的，今天來引用一定首先要小心它所佈下的邏輯陷阱。它把『民族的』與『世界的』對比或對立起來看，這本身就值得商榷，甚至可以說已沒有多少道理了。因為，在現代全球化條件下，『民族的』往往就是在『世界的』或『全球的』這類巨大壓力中被強化、逼迫出來的，同時也是在『世界的』趨勢中拯救似地被搶救、張揚出來的，而『世界的』也往往是在同『民族的』相比較意義上來說的。它們之間與其說是本體上的差異關係，不如說是本體上的對應關係，就是一個是在同另一個相比較或對應的意義上而存在的，彼此之間在存在上是內在地相互關聯的，當然其中可能包括情感與想像上的認同等內涵。 還有一點也需要指出來：『民族的』與『世界的』之間的關係是可以歷史地變化的。歷時地看，以往外來的『世界的』東西在歷經漫長的本土化以後，在今天也可能早已變成『民族的』了，例如佛教及其衍生的文化傳統，例如敦煌壁畫、大足石刻、少林武功、千手觀音等，它們在今天難道不正被視為『民族的』文化的當然組成部分，並頻頻吸引國內外觀眾嗎？但要知道，它們在進入中土的起初，也曾被視為外來的或『世界的』而遭遇排斥呢。所以，我們不能把『民族的』與『世界的』這兩者簡單地對立起來看，在今天尤其要看到的是，它們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法生硬地分開了。當前要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但至少可以說，全盤西化或復歸於古代，都不足取，也不可能。我自己比較傾向於提倡的是，中國藝術應當走現代新傳統的道路。我們的文化選擇和藝術選擇，應當既是現代的而非古代的，同時又是傳統的而非西方的，因而是現代生成的中國新傳統。我們的文化藝術應當走現代新傳統的道路。不能一提起傳統，心眼裏就只有古典傳統而沒有現代傳統。參酌古典傳統而開創現代新傳統，應當成為我們的主要任務。 文藝要給力文化軟實力的提升 記者：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我國文化軟實力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首席專家之一，您能否談談『十二五』期間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的關鍵點？ 王一川：我認為，國家文化軟實力是一個民族國家的生活方式、價值體系及其象徵形式系統向外部釋放的柔性吸引力。當前提升中國國家文化軟實力，按照我對文化軟實力概念的4個層面理解，應當同時從4個層面做起：一是提升中國文化符號的軟實力，例如我們這次調查選項中被選擇出來的漢語/漢字、孔子、長城、兵馬俑、京劇、胡同文化、鳥巢等；二是提升中國文化傳媒的軟實力，例如央視春晚、賀歲片等；三是提升中國文化制度的軟實力，例如舉國體制等；四是提升中國文化價值體系的軟實力，例如『仁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我們現在談論的中國文化符號軟實力固然重要，但只是4個層面中的一個層面。這4個層面應當形成合力。 記者：『中國文化符號調查報告』階段性成果應該說為文藝界提出了新的課題，您認為文藝界應如何調整自身，以形成提升整個民族文化軟實力的強大助力？ 王一川：在國家文化軟實力提升方面，我們的文藝界已經做過很多工作，成績顯著。但同時也存在着進一步提高的問題。主要地看有兩方面：第一，要轉變觀念。要把文藝不再簡單地看成是個人審美鑑賞的對象，而應同時看成國家實力的運行手段，這就是要把文藝實力化。這個觀念的轉變不是簡單的事情，而是要依賴於多方努力。第二，要以遠大的戰略眼光去採取有目的有步驟的實際行動。例如，如何根據我們的調查結果(當然調查的範圍、方式等還可以擴大)去有意識地生產和推廣位居前列的中國文化符號？如何強化現當代中國文化符號的宣傳和教育？文藝界如何自覺地在創作中弘揚中國文化符號的感召力？ 記者：『中國文化軟實力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目前正在進行第二階段工作，這一階段工作的主要內容是什麼？結合此研究成果，您會組織相關的後續研究嗎？ 王一川：我們的『大學生中外文化符號觀調查』只是整個『我國文化軟實力發展戰略研究』課題實施的第一階段中的一個子課題，而且是這個子課題中的一小部分。另有若干子課題還在平行地做。第二階段就是主要整合第一階段各個子課題的成果，統一出一個總報告，以及若干其他附屬性報告，以便結項。當然，以後還會有一些相關的後續工作可以做起來，例如中國文化符號的美學研究、中國文化符號的藝術學研究等。 記者：通過此次調研，您是否還有其他感想和體會、意見和建議傳遞給公眾？ 王一川：感謝貴報關注我們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研究，並且提供寶貴的版面平台給我們以同讀者進一步交流、解釋、闡發、釋疑的機會。【中國藝術報】是國家最高級的藝術專業報紙，你們如此看重中國文化軟實力課題、大學生中國文化符號觀調查以及國民藝術素養培育，是很有戰略眼光。希望你們能進一步關注和推進國民藝術素養研究，讓我們的全體國民都能享受到藝術素養的濡染、養成的權利，而這正是他們的個人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也更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時代的國民所必需的。而對讀者，我想說的是：每個公民都有權提升自己的藝術素養，養成一雙藝術慧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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