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培養須進行結構調整――對話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副院長袁本濤

隨著時代的發展，許多博士需要走出高校『象牙塔』，深入到實際生產中去。（資料照片）

總體來講，不能說博士質量下降了

記者:在我國博士教育培養的起始階段，給人的感覺是量少質精。現在博士隊伍龐大了，反倒質疑之聲不斷，這如何理解?

袁本濤:質量是建立在一定的規模基礎上的，如果沒有一定的規模，是談不上質量的。我們現在總是問：爲什麼沒有博士淘汰制呢?因爲博士生太少了。

爲什麼人們覺得當年小規模、精細化培養的質量很好，現在規模擴大了，條件好了，反而感覺質量好像下降了呢?這有一個認識上、期待上的差距。我們今天不是簡單追求培養一個博士的問題。社會期待的是，博士能給我國解決很多重大科技前沿問題，如果你沒有去解決這些問題，就沒有達到人們的期待。

當然，博士數量多了以後，有良莠不齊的現象。但總體來講，不能說我們的博士質量下降了。

除了培養創新能力，還要調整結構

記者:現在中國是不是已經處於提高博士生質量的關鍵時期呢?

袁本濤:可以這麼說，但是我認爲抓質量沒有什麼關鍵時期，任何時候都應該把質量放在第一位。

博士供給相對充裕以後，工作重點當然就轉移到關注質量這個角度上。大家認爲博士生原創能力不夠，特別是跟西方美國頂尖大學的博士生相比。提升博士生培養質量的核心，應該是提升對其創新能力的培養。

現在大家關注博士生質量，我提出一個新的視角，叫博士生或者說整個研究生教育的系統質量。就是說，假如我們把整個研究生教育體系看作一個系統，就要看它在規模或結構上與社會的需求匹配度如何。規模或結構如果跟社會需求的匹配度很高的話，研究生教育的系統質量比較高，反之則比較低。

爲什麼大家覺得現在的研究生培養或者博士生培養質量不是那麼高了，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是我們今天的系統質量不太好。系統質量包括規模和結構兩方面，規模基本上能夠滿足社會的需求，可我們的結構不好。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區域分布結構，二是科類結構，三是層次結構，四是類型結構。

目前，這些結構與社會的需求匹配度不高。比如說區域結構，現在的研究生教育區域分布的結構是不平衡的:有些地方經濟發展得很快，可是研究生教育並不發達;而有些地方的經濟發展並不是太好，可是研究生教育比較發達。研究生教育的學科點分布、招生規模等是通過計劃進行調節的，這種分布是計劃和行政手段造成的一種結果。

再說類型結構。這個社會需求什麼類型的研究生?調研發現，社會上更多的需求是應用型的、職業型的、專業型的研究生。但我們現在培養了大量學術型的，這就跟社會的需求產生了脫節。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質量改進的一個重要方面，除了培養指標中的創新能力培養外，還要進行結構調整。從這個角度來講博士培養的系統質量需要改進。

我們培養博士應該兩條腿走路

記者:我們現在需要重新釐清博士培養的定位，是否可理解爲：今後要把博士培養成能滿足不斷變化的社會需要、具有高深專門技能的知識工作者?

袁本濤:現在不能完全這麼說。我們強調研究，強調學術人，不是要把所有的博士生都培養成在『象牙塔』里做學術的人。如今的知識生產方式已經發生很大改變，知識生產者多元化，不僅是大學教授在生產，企業的研發機構、政府的研究機構、社會諮詢機構等都在參與知識生產。

這種知識生產方式的變化直接影響到我們今天對博士生的評價標準。以前強調的是同行評價，強調的是理論知識的生產;現在是強調跨學科的、多元的評價標準。同時，強調的不僅是一個學術的標準，而且還要強調知識的應用和轉化。

這就對博士生培養提出了一個新的要求。博士生培養出來以後，不能只適應在『象牙塔』里工作，做那麼點小小的實驗，然後提出點理論上的想法，這部分人當然需要，也很重要。但是另一方面，大量的博士生還是要從事應用的研究、理論的轉化和產品開發。因爲博士的規模擴大了。要走出這個『象牙塔』，深入到實際生產中去。從這個角度講，我們培養的博士應該要兩條腿走路。

博士生培養質量保障的重心應降低

記者:各國都有自己的模式，我們會是一個怎樣取向?以您的設想，今後博士培養會有哪些變化?

袁本濤:這是個很難的問題。今天有沒有一個中國模式，我先打一個問號。如果有的話，或者說我更願意用有中國特色的博士生培養方式來概括，這樣歧義會小些。我們正在形成有中國特色的培養模式，不同於美國、歐洲的師生關係、招生辦法、課程教學、論文選題以及研究方式等。

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是，在質量保障方面，我們強調政府的作用，即政府在博士生培養中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比如說學位授權，有沒有資格帶博士生，有沒有資格授予博士學位，是政府通過博士學位授權審核這一制度來實現的。

相對來講，我國社會力量較薄弱，社會力量參與博士生的培養和質量監督比較弱。另一方面，高校自己主體性體現得還不夠，這是我們的一個重要特點。

今後，我們的博士生培養質量保障的重心要降低，由高校或導師承擔更多的責任，形成一個自律機制。另外，完全靠政府監督越來越不可能。我想，在博士生培養方面，今後一個很重要的改革方向就是要每個學校建立自己的博士學位品牌，自覺地、自主地去維護這個品牌，主動調整規模、結構、質量、培養計劃、培養模式，主動和社會需求結合起來。也就是說，可以考慮把主導權交給學校，讓學校自主，學位由學校自己授，真正體現學校辦學自主權。

（本報記者靳曉燕 光明網記者唐斌、王莉整理，更多內容見光明網同專題視頻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