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西門大官人談談錢 古人的官商一體之道

一部【金瓶梅】，無非『財』、『色』二字。細說起來，『財』又在先，沒有金錢，情慾難張。實際上，西門慶那種被高度誇張又反覆渲染的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應該理解為金錢力量的象徵：資本沒有正當的途徑表達自己，便轉化為肆濫的縱慾。

貴族或者說士大夫也不能不愛財，但他們為了保持優雅而詩意的姿態，需要對此等『俗物』表現出淡漠。西晉大名士王衍『口不言錢』，老婆拿錢串子堆在床四周讓他起不了身，他還是說：『舉卻阿堵物』！

作為市井商人的西門慶決不會那般矯飾，他對錢的熱愛，直接從心底裏流溢到每一寸肌膚。有一回有人拿了四個金錠償還債款的利息，西門慶抱着它直奔李瓶兒房中，拿給未滿周歲的寶貝兒子官哥兒抓弄。那樣的滿心歡喜、情真意切，足以使人感動吧。

西門慶同金錢有深厚的感情，他理解它的性格：『兀那東西是好動不喜靜的，曾肯埋沒在一處？也是天生應人用的，一個人堆積，就有一個人缺少了。因此積下財寶，極有罪的。』金錢的價值體現於消費，體現於流通，體現於增值。你不去使用它，不僅對自己不利，而且對他人也不利，所以『極有罪』。這跟地主老財喜歡把金銀藏在罐子裏埋在地底下，態度大不一樣。

這裏牽涉到一種經濟學理論。18世紀初英國一位經濟學家曼德維爾曾寫過一本【蜜蜂的寓言】，說在一個蜂國裏，每個蜜蜂都愛享樂，奢華消費，蜂國卻非常繁榮；後來蜂國居民在道德上自責起來，在神的幫助下過起節儉的生活，終了蜂國卻走向敗落和荒涼。他的意思是，是消費而非節儉帶來了繁榮。

差不多同時，清朝的袁枚在相似的意義上說到了這個道理：『古之聖賢，求貧民之富；今之有司，求富民之貧。不知富民者，貧民之母也。』（【與吳令某論罰鍰書】）他的意思指在富民的消費中，貧者得到了謀生的機會。當然，我們沒有必要特別讚美西門慶之流對享樂生活的追求，不過他的態度體現着歷史的變化也確是事實。

金錢給了西門慶極為豪邁的氣概。第五十七回中，大老婆吳月娘勸說他要『發起善念，廣結良緣』，少干幾樁『沒搭煞貪財好色的事體』，西門慶大不以為然，一面解說『今生偷情的、苟合的，都是前生分定，姻緣簿上注名』，一面宣稱：『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咱只消盡這家私，廣為善事，就使強姦了常娥，和姦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富貴！』

這真是有錢人張狂的宣言。他的自信來自於什麼地方呢？在現實的社會關係中，金錢能夠銷蝕一切政治秩序和道德規範，人們相信沒有錢辦不到的事情；而神佛世界說到底是現實世界的投影，以人情推之，佛祖陰司固然寶相莊嚴，卻又豈能枯淡無味地過日子！無非是鬧多大的禍賠多大的銀子罷了。這和【西遊記】裏寫到如來讚許他的門徒向唐僧索討取經的好處費，都反映了明代社會物慾橫流之下，一切莊嚴事物無處存身的現狀。

但若要說西門慶除了錢什麼都不顧，卻又不是。他花錢弄了個副提刑官，卻很瞧不起擔任正職的夏提刑。因為姓夏的家裏沒什麼底子，貪起財來毫無尺寸，『有事不問青水皂白，得了錢在手裏，就放了，成什麼道理！』以西門慶的看法，做了官，『掌着這刑條，還放些體面才好』。他不是不貪賄枉法，但一則小錢是不拿的，二則做什麼事情要講究個面子上的好看。

前次我曾說到明代中期以後，出現『官商一體化』的現象。常常是一個富貴家庭中，有人做官，有人經商，互相支持。通常家道殷實之人，在官場上多少能保持點身段，不至為小利而失去腔調。就這一點『體面』上的講求，多少還留下點忌諱，成為官場最後一抹光彩。

（駱玉明：復旦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專業教授、博導，兼任【辭海】編委、古代文學分科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