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成功的失敗者――作家王充閭先生在遼海講壇的演講

張學良與蔣介石

張學良與夫人趙一荻

晚年時的張學良

王充閭 國家一級作家，遼寧省作家協會名譽主席，南開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出版散文集【春寬夢窄】、【清風白水】、【滄桑無語】、【淡寫流年】、【一生愛好是天然】、【面對歷史的蒼茫】、【長城外古道邊】、【龍墩上的悖論】和【張學良人格圖譜】等近三十種，詩詞集【鴻爪春泥】、【蘧廬吟草】，學術著作【詩性智慧】等。另有『王充閭作品系列』七種，『王充閭文化散文叢書』三種。曾獲中國作家協會首屆魯迅文學獎。作品譯成英文、阿拉伯文。

演講人芡醭溷 時間五月四日 地點芰珊＝蔡

悖論人生

他自認是和平主義者，有志於懸壺濟世、治病救人；但是，命運卻偏偏搬了個道岔，厭惡打仗的人竟當上了領兵的上將。

張學良先生晚年說過：『人呀，失敗成功不知道，了不起的人一樣會有失敗。我的一生是失敗的。為什麼？一事無成兩鬢斑。』他的政治生涯是不同凡響的。儘管為時很短，滿打滿算不過十七八年，但卻成就了驚天動地的偉業，被譽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古人說：『偶然一曲亦千秋。』就此，我們可以說，他的人生是成功的。當然，如果從其際遇的蹉跌、命運的慘酷，宏偉抱負未能得償於什一來說，又不能不承認，他是一個失敗者。

他的人生道路曲折、複雜，生命歷程充滿了戲劇性、偶然性，帶有鮮明的傳奇色彩；他的身上充滿了難於索解的謎團與悖論，存在着太大的因變參數；他的一生始終被尊榮與恥辱、得意和失意、成功與失敗糾纏着，紅黑兼呈，大起大落，一會兒『鷹擊長空』，一會兒又『魚翔淺底』。1930年，他一紙和平通電，平息了中原大戰，迎來了人生第一個輝煌時期，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然而時過一年，同是在『九・一八』這一天，面對日本關東軍發動的侵略戰爭，他束手退讓，背上了『不抵抗將軍』的惡名，紅籌股一路狂跌，變成了藍籌股。輝煌之時，擁重權，據高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舉國膺揚；落魄時節，蒙羞辱，遭痛罵，背負着『民族罪人』的十字架，為世人所不齒。

他的一生從始至終都與『矛盾』二字交織在一起，可說充滿了悖論：

――他自認是和平主義者，有志於懸壺濟世、治病救人；但是，命運卻偏偏搬了個道岔，厭惡打仗的人竟當上了領兵的上將；

――從政從軍，就意味着放棄自我，服從組織，同自由隨意搭不上邊。揮師臨陣，難免在戰場上殺人；有時還會濫殺無辜，以實現其政治目的。1926年，名報人邵飄萍因着文抨擊奉系軍閥軍紀太壞，即被他以『取締宣傳赤化』為名，綁赴天橋槍決。同年在內蒙處理金佛事件中，盛怒之下，槍斃了大批官兵，落下了『嗜殺』之名。包括他斷然處決的楊、常兩位重臣，也是『有可殺之理，而無必殺之罪』的；

――他對吸食鴉片深惡痛絕，主政之後即發布【禁止軍人吸食鴉片】令：『查鴉片之害，烈於洪水猛獸，不惟戕身敗家，並可弱種病國，盡人皆知，應視為厲階，豈宜吸食！』孰料，時隔不久，他本人就因憂患纏身，尋求慰藉，以致吸毒成癮，形銷骨立，幾於不治；

――他是一個『愛國狂』，對國家的統一夢寐以求；可是同時，又追求東三省的利益最大化，為保住東北軍這個命根子，不惜犧牲整體利益；

――他訪問過日本，結交了一些日本朋友，與法西斯分子本庄繁私交不錯；遊歷過歐洲，對墨索里尼、希特勒推崇備至。可是，卻怒斥軍國主義，堅決拒絕受日本人操縱，直到多次請纓，最後兵諫逼蔣，誓死要為反法西斯戰爭獻身；

――他一生憧憬自由，放浪不羈，不願受絲毫束縛；卻身陷囹圄，失去人身自由長達半個多世紀。而絕意拘禁他、發誓『決不放虎』的獨裁者，恰恰是他多年矢志效忠、有大恩大德於彼的結拜『把兄』；

――他熱愛祖國，眷戀鄉土，想望着落葉歸根，直到彌留之際,還『鄉夢不曾休』；卻始終未能還鄉一望，在晚年竟然定居海外，埋骨他鄉；

……

其實，這也就是命運，亦即人的生命主體與其賴以生存的環境在相互作用中所形成的生存狀態。『本來是要馳向草原，卻一頭闖入了馬廄。』這種動機與效果恰相悖反的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源於人性的複雜和機緣的錯舛。生活在現實中的各色人等，偉人也好，常人也好，都不可能一切隨心所欲，為所欲為。清人胡大川【幻想詩】中有這樣兩句：『天下諸緣如願想，人間萬事總先知。』既然叫『幻想』，就不可能成為現實。實際上，世間任何人的願望、追求，都不能不受制於他人，都無法完全擺脫環境的影響。在終極的意義上，或者從總體上說，個人的命運是由環境決定的，其中社會環境的作用尤其不容忽視。

對張學良來說，最具有決定意義的社會環境，或者說，與他關聯最密切、影響他整個一生的客觀對象，一為他的父親『東北王』張作霖，一為他的頂頭上司蔣介石，一為他的死對頭日本侵略者，再就是最後『化敵為友』的共產黨與紅軍。這四個方面決定了他一生的成敗。榮辱、得失集於此，功過、是非亦集於此。

父親為他的起飛鋪設下必要的基石，而且，給予他以巨大的、直接的影響。他說：『我是可以做些事，確比一般人容易，這不是我能力過人，是我的機遇好，人家走兩步或數步的路，我一步就可以到達。這是我依藉着我父親的富貴權勢。』

他從小就生活在日本軍國主義虎視眈眈、垂涎欲滴的東北，耳聞目睹『草根階層』所遭受的踐踏與蹂躪。他從小就痛恨那些氣焰囂張的日本軍人、『晃着肩膀、耀武揚威』的鬼子顧問；對於出沒瀋陽街頭、扮演着侵華別動隊角色的日本浪人和『穿着浴衣，花枝招展地招搖過市』的東洋蕩婦，厭惡至極，視為『社會的疥瘡』、民族的恥辱。及長，國恨家仇集於一身，心底深深地埋下了反抗的種子；主政東北伊始，為了擺脫日本對東北的控制，他無視田中內閣的蓄意阻撓，毅然實施東北易幟，他以『我是中國人』這擲地作金石聲的壯語，回絕日本特使許願擁戴他做『滿洲王』的誘惑。當他得知族弟張學成陰謀叛國，私通日本時，他大義滅親，就地槍決。可是，難以理解的是，『九・一八』事變發生，國難當頭之際，他卻不予抗抵，致使東北大好河山淪於敵手。真是咄咄怪事！

對於蔣介石，他一貫忠心耿耿，惟命是從，『愛護介公,八年如一日』。從東北易幟到調停中原大戰，為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立下了汗馬功勞；東三省淪陷，又代蔣受過，身被惡名；爾後，日軍進犯華北，熱河失守,為平息全國憤怒浪潮，他又慨然答應蔣介石的要求，交出軍權，下野出洋；旅歐歸國後，他又把所接受的法西斯主義影響化作實際行動，積極擁戴蔣氏為最高領袖。可是，時隔不久，還是這個張學良，竟然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果斷地實施兵諫，扣蔣十四天，逼他抗日。這也大大出乎國人的意料。

他同共產黨、紅軍的關係，同樣充滿了戲劇性。當時，工農紅軍在長征途中遭到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受到嚴重削弱，初到地瘠民窮的陝北，困難重重。按照張學良的初衷，他是想要『通過剿共的勝利，取得蔣之信任，從而擴充實力，以便有朝一日，能夠打回老家去』。但是，實際接觸之後，特別是從損兵折將的深刻教訓中認識到，共產黨是消滅不了的；他們的主張『不但深獲我心，而且得到大多數東北軍特別是青年軍官的贊同，我開始想到，我們的政策失敗了。為此，開始與中共及楊虎城接觸，以謀求合作，團結抗日』。正所謂『不打不成交』，結果，由拼命追剿的急先鋒一變而為患難相扶持的真誠朋友。最後，反戈一擊，臨潼兵變，強迫蔣介石『放下屠刀』，停止『剿共』計劃，挽救了民族危機，幫助了中國革命。這一切同樣也是始料所不及的。

一切都充滿了悖論，充滿了未知數，似乎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背後撥弄着，似乎冥冥之中存在着一種決定人一生命運的神秘力量。實際情況，難道真的是這樣嗎？

個性決定命運

在他的身上，始終有一種磅礴、噴涌的豪氣在。那種胸無城府、無遮攔、無保留、『玻璃人』般的坦誠，有時像個小孩子。

一切看似神秘莫測的事物，其實，它的背後總是有規律可循的。即以人的命運、人的種種作為來說，那個所謂的『冥冥之中背後看不見的手』，恰恰應該也能夠從自身上尋找。

行為科學認為，作為個體的人，是生理、心理、社會文化三方面綜合作用的產物。其中社會文化因素，一方面通過個人後天的習得構成行為的內在基礎，另一方面，它又和自然環境一道成為行為主體的活動對象和範圍，並處處制約着人的行為，從而也影響到人的命運。它在一個人身上的綜合體現，是個性，包括個人的性格、情緒、氣質、能力、興趣等等，其中又以性格和氣質為主導成分。在這裡，氣質代表着一個人的情感活動的趨向、態勢等心理特徵，屬於先天因素；而性格則是受一定思想、意識、信仰、世界觀等後天因素的影響，在個人認識和實踐活動中形成、發展起來的。二者形成合力，作為個性的主導成分，作為內在稟賦，作為區別於其他人的某種特徵和屬性的動態組合，制約着一個人的行為，影響着人生的外在遭遇――休咎、窮通、禍福、成敗。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人們常說，個性就是命運。

張學良的性格特徵極其鮮明，屬於情緒型、外向型、獨立型。正直、善良，果敢、豁達，率真、粗獷，人情味濃，重然諾，講信義，勇於任事，敢作敢為。在他的身上，始終有一種磅礴、噴涌的豪氣在。那種胸無城府、無遮攔、無保留、『玻璃人』般的坦誠，有時像個小孩子。而另一面，則不免粗狂，孟浪，輕信，天真，思維簡單，容易衝動，而且，我行我素，不計後果。

他說：『我從來不像人家，考慮將來這個事情怎麼地，我不考慮，我就認為這個事我當做，我就做！』我一生最大的弱點就是輕信。毀也就毀在『輕信』二字上。要是在西安我不輕信蔣介石的諾言，或者多聽一句虎城和周先生的話，今日情形又何至於此！再往前說，九・一八事變我也輕信了老蔣，刀槍入庫，不加抵抗，結果成為萬人唾罵的『不抵抗將軍』。1933年3月，老蔣敵不住國人對他失去國土的追究，誘使我獨自承擔責任，結果我又輕信了他，下野出國。他算是抓住我這個弱點了，結果一個跟頭接着一個跟頭。

張學良的頑皮、搗蛋，無拘無管，天不怕地不怕的個性，可說是從小就養成了。一次，他因為惹事生非遭到母親的責罵，一時性起，竟操起菜刀向母親頭上砍去，幸虧母親反應快，躲閃過去，才沒有造成流血慘劇。還有一回，父親以玩笑口吻對他說：『不喜歡你了！』他立刻撲上前去，把老帥的長袍大襟一把扯了下來。讀家塾時，因為背書時偷翻了書本，受到老師批評，他便頂撞說：『書是我的，為什麼我不能看？』塾師思想守舊，堅持要留辮子，他十分反感，索性剃了光頭。塾師大發雷霆，認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他便質問老師：『你不留全發，剃去一半，豈不也是毀傷？』塾師語塞，停了一會兒，喃喃地說：『這是皇上旨意。』他反問：『皇上是你爹還是你媽？你那麼聽他的！』他十二歲那年，祖母病逝，家裡請來工匠搭起一座兩層樓高的布棚，布置成高大的靈堂。趁着家人不注意，他一下子攀到頂棚上面，嚇得人們不知所措。長大以後，更是膽大、冒險，無所顧忌。他說：『我可以把天捅個大窟窿。你叫我捅一個，我非得捅兩個不可。』在擔任東北航空處總辦時，他請來教官教他駕駛飛機。這天早晨，他趁教官不在，無視工作人員的勸阻，獨自將飛機發動起來，飛向遠方。嚇得身旁的人驚駭萬狀，不知所措。

他有一種將生死置之度外，一意孤行、不計後果的冒險精神。『死有什麼了不得的？無非是搬個家罷了！』這是他的口頭禪。為了得償夙願，絕不顧惜一切，包括財產、地位、權力、榮譽，直至寶貴的生命。他敢為常人之所不敢為，這為日後的處理『楊常事件』、發動西安事變，奠定了性格上的基礎。

當被囚十年屆滿之日，種種跡象表明，如果他能按照蔣介石的要求，對發動西安事變低頭認『罪』，違心地承認是上了共產黨的當，就有獲釋的可能。但他堅持真理，不講假話，絕不肯以出賣人格做政治交易。『我張學良從來不說謊，從不做對歷史不負責任的事！』『如果為了自由，無原則地接受三個條件，我還是張學良嗎?』自由誠可貴,名節價更高。張學良渴望自由，卻不肯犧牲名節而乞憐於蔣介石。結果，又被監禁了四十四年。

這使人想到了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由於觸犯了雅典人的宗教、倫理觀念，陪審法院要對他判刑。按照當時的法律，他可以向法官表白願意接受一筆罰金，或者請求輕判，處以放逐。可是，他拒絕那樣做，因為那樣就意味着承認了自己有罪。這種堅定信念、剛直不阿的態度，被認為觸犯了法院的尊嚴。許多陪審員被激怒了，紛紛投票判他以死刑。

這裡，堅定的信念，閃光的個性，構成了人生的寶貴精神財富，成為人性中最具魅力的東西。縱觀歷史，『死而不亡』的不朽者，代不乏人，而後人對他們的記憶與稱頌，除了輝煌的業績，往往還包含着獨具魅力的個性。大約長處與短處同樣鮮明的人，其風格與個性便昭然可見。張學良是其中的一個顯例。

『背着基督進孔廟』

『漢卿是三教九流，背着基督進孔廟。一說話就常說出儒家的思想；可是，在對待生死問題上，又類似於莊禪。』

張學良的多彩多姿、不同凡響的個性，是在其特殊的家庭環境、文化背景、人生閱歷諸多因素的交融互匯、激盪衝突、揉搓塑抹中形成的。

他出生於一個富於傳奇色彩的軍閥家庭。父親張作霖由一個落草剪徑的『鬍子頭』，像變魔術一般迅速擴充實力，招兵買馬，最後成為名副其實的『東北王』。從青少年時期開始，張學良就把父親奉為心中的偶像，從父親那裡，不僅接過了權勢、地位、財富，承襲了優越、舒適的生活環境，還有自尊自信、獨斷專行、爭強賭勝、勇於冒險的氣質與性格。而活躍在他的周圍、與他耳鬢廝磨的其他一些領兵頭目，除了郭松齡等少數進步人士，也多是一些說干就干、目無王法、指天誓日、渾身充滿匪氣的『草莽之徒』。晚年他曾說過，他一生中有兩個長官，一個是他父親，一個是蔣介石，這兩個人對他一生的影響最大。如果說，蔣介石是導致他後半生成敗、榮辱的關鍵角色；那麼，他的父親則是在他的早年個性形成的關鍵階段起到了主導作用。

家庭環境之外，文化背景對於一個人性格的形成，也是至關重要的。它主要表現為一定文化環境影響下的價值觀念、道德規範、思維方式與行為模式。瑞士心理學家榮格有一句十分警辟的話：一切文化都會沉澱為人格。從六歲起，張學良就被送進家塾，系統學習儒家經典。中國古代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包括『孝悌忠信』、『三綱五常』等封建倫理道德，自小就深深地印在他的腦海里，對他的文化人格的塑造影響深遠。當年郭松齡起兵反奉，曾以擁戴少帥為號召，敦請他『取老帥而代之』，重整東北政局。而他的回答則是：學良『對於朋友之義尚不能背，安肯見利忘義，背叛予父』。說明封建倫理觀念在他的頭腦中還是十分牢固的。當他進入青年時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在蓬勃興起，中西文化、新舊思潮激烈衝擊、碰撞，因而，他在接受傳統教育的同時，又被西方文化投射進來的耀眼光芒所吸引。先是師從奉天督軍署一位科長學習英語，並參加基督教青年會活動，後又結識了郭松齡、閻寶航、王卓然等新派人物，還有幾位外籍朋友，逐漸地對西方文化發生了濃厚興趣。隨着視野的開闊、閱歷的增長，他性格中的另一面，熱情開朗、愛好廣泛、誠於交友、豪放曠達，開始形成。

人生閱歷對於性格的形成也至關重要。由於父親的蔭庇，他年未弱冠，即出掌軍旅，由少校、上校而少將、中將、上將，最後出任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名副其實的副統帥。一路上，春風得意，高步入雲，權力與威望與日俱增。因此，在他的身上少了必要的磨練與顛折，而多了些張狂與傲悍。他未曾親歷父輩創業階段披荊斬棘、篳路藍縷的艱難困苦，不知世路崎嶇，人生多故；不像其他那些起身民間，飽經戰亂，通過自我奮鬥而層級遞進的軍閥那樣，老謀深算，淵深莫測，善於收斂自己的意志和欲望去適應現實，屈從權勢。他少年得志，涉世未深，缺乏老成練達、縱橫捭闔的肆應能力；加上深受西方習尚的濡染，看待事物比較簡單，經常表現出歐美式的英雄主義和熱情豪放、浪漫輕狂的騎士風度；又兼從他父親那裡，只是繼承下來江湖習氣、雄豪氣概，而拋棄了那種狡黠奸詐，厚顏無恥，反覆無常，少了些匪氣,而多了些稚氣。從做人方面講，無疑獲得了助益；但要適應當時危機四伏、詭譎莫測的政治環境，就力難勝任了。

張學良的思想觀念十分駁雜，而且隨着客觀環境的變化，經常處於此消彼長、翻騰動盪之中。在他身上，既有忠君孝親、維護正統、看重名節的儒家文化傳統的影響；又有拿得起放得下、曠懷達觀、脫略世事、淡泊名利、看破人生的老莊、佛禪思想的影子；既有流行於民間和傳統戲曲中的綠林豪俠精神，『滴水之恩，湧泉相報』，俠肝義膽，『哥們義氣』；又有個人本位、崇力尚爭、個性解放，蔑視權威的現代西方文化特徵。這種中西交匯、今古雜糅、亦新亦舊、半洋半土的思想文化結構，使他經常處於變幻無常之間，帶來了文化人格上的分裂，讓矛盾與悖論伴隨着整個一生。他的夫人趙一荻說得十分形象：『漢卿是三教九流，背着基督進孔廟。一說話就常說出儒家的思想；可是，在對待生死問題上，又類似於莊禪。』

其實，儒家傳統、莊禪思想、西方觀念也好，三民主義、社會主義也好，還有什麼法西斯主義、國家主義，他都沒有進行過精深、系統的研究。有一些東西，不過像是精神上的『晚禮服』，偶爾穿上出入某種沙龍，屬於裝點門面性質；或者一時興之所至，過後便不復記起。至於被幽禁後，紅塵了悟，雲淡風輕，先是信奉佛教，後來又皈依基督教，說是精神上的寄託，未為不可；至於哲學層面的信仰，恐怕還談不到。當然，再複雜的事物也必有其本質特徵，也就是所謂事物的規定性。同樣，張學良的思想觀念無論怎樣駁雜，如何變幻不定，其本質特徵還是鮮明而堅定的，那就是深沉博大的愛國主義精神。作為思想上的主旋律，他終其一生，堅守不渝，並且不斷有所升華。從東北易幟到西安兵諫，無一不源於民族大義，系乎國運安危。尤其是捉蔣、放蔣一舉，體現得至為充分。

他說，把蔣介石扣留在西安，『是為了爭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假如我們拖延不決，不把他儘快送回南京，中國將出現比今天更大的內亂，那我張學良真就成了萬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這樣，我一定要自殺，以謝國人。』趙一荻說:『他愛的不是哪一黨、哪一派，他所愛的就是國家和同胞，因而，任何對國家有益的事，他都心甘情願地犧牲自己去做。』他自己也說:『我是一個愛國狂。』

這樣，問號就來了：既然如此，為什麼他還會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置東三省淪陷於不顧？應該承認，由於個性的缺陷與認識能力的限制，他的愛國主義帶有一定的局限性。他與人為善，輕信，幼稚，常常從良好願望出發，『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林林總總、變化萬端的人和事，在他的眼中往往被理想化、簡單化、程式化了。比如，他沒有認清蔣介石的本質，始終抱着不切實際的幻想，這是他的一個重大失誤。他把忠於蔣氏個人與忠於祖國畫作同一等號，認為要對抗日寇就必須謀求統一，而要統一就必須唯蔣之『馬首是瞻』。再就是，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的本質，他也同樣缺乏清醒的認識，且又過分迷信國聯，為『九國公約』和『門戶開放』政策中的一些漂亮言詞所迷惑，因而做出了『日本決不敢這麼猖狂地擴張』的錯誤判斷。

誠然，他為民族大義所表現出的一往無前、勇於犧牲的精神是值得讚許的；但是，有時流露出一種江湖義氣與個人英雄主義，浪漫、狂熱、莽撞、衝動，這一切，都構成了他的命運悲劇。

在【臥床靜省】一文中，他本人曾就此作過痛切的剖析：『幼年生活優裕，少年即握有權勢，錢財任意揮耗，人事如意支配，到處受人歡迎，長達十餘年，因之不能充分了解人間善惡……性情急躁，任意而為，經驗閱歷不足，學識缺乏，因之把事情判斷錯誤，把人觀察錯誤，有時過於天真，有時過於任情，致使把事情處置錯誤。』

如果……

『回憶近一個世紀的人生歷程，我對1936年發動的事變無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還會做西安事變之事。』

人生道路的選擇是一次性的，只有現場直播，而沒有彩排、預演。『三生石上舊精魂』，原是文人筆下的幻想。同樣，歷史就是歷史，它是既成事實，不存在推倒重來的可能。但是，如果換一個思路，或者調整一下角度，比如從研究歷史、探索規律出發，倒也不妨做出種種懸擬，設計一個應然而未必然的另一種版本。

鑑於張學良的一生命運、成敗休咎，都與蔣介石密切相關，我們假設：若是張學良走另一條路子，當他父親所希望的『東北王』，擁兵自重，割據一方，那麼，東北易幟和中原大戰的調停，也就不會發生，接下來，東北軍主力也就不會參與南下平叛了。那麼，日本關東軍還敢不敢對東三省貿然動手呢？（動手是必然的，無非是拖延一些時日而已。）在這種情勢下，張學良自然就等同於其他一些軍閥，既不會被任命為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也不會唯蔣之命是聽了；即使仍然發生九・一八事變，他也不會背上『不抵抗將軍』的惡名。而且，由於失去了蔣介石的倚重，也就不再具備發動那一『外為國家民族，內可平慰東北軍民』的西安兵諫的客觀條件，自然也就不會帶來後日五十四載的鐵窗生涯了。這樣的張學良，人生價值，生命意義，又將如何？

實際上，【美國之音】記者已經作了一番假設，曾經問過張學良本人：『如果這半個世紀您沒有被軟禁，能自由地在政治上發揮，統率您的軍隊，您覺得會對整個中國產生什麼貢獻呢？』他的答覆是：『此事難說。我當然很痛苦，我恨日本軍閥，一生主要就是抗日，心中最難過的就是抗日戰爭我沒能參加。我請求過幾次，蔣委員長沒答應，我想這也是上帝的意思。假如我參加中日戰爭，我這人也許早就沒有了。非我自誇，我從來不把死生放在心裡。假如讓我參戰，我早就沒有了。』

一切都是未知數，當然『此事難說』。回答得可謂絕妙。

不過，有一點可以斷定：若是真的重新改寫，那麼，他的人生道路決不會如此曲折複雜，如此充滿矛盾、充滿悖論，如此七色斑斕、多彩多姿。那樣一來，閒潭靜水，波瀾不興，他還會有現在這樣的人格魅力、命運張力、生命活力嗎？也許正是為此，壽登期頤的老將軍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才說：『回憶近一個世紀的人生歷程，我對1936年發動的事變無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還會做西安事變之事。』海外著名史學家唐德剛先生是這樣評論的：『如果沒有西安事變，張學良什麼也不是。蔣介石把他一關，關出了個中國的哈姆雷特。愛國的人很多，多少人還犧牲了生命，但張學良成了愛國的代表，名垂千古……張學良政治生涯中最後一記殺手鐧的西安事變，簡直扭轉了中國歷史，也改寫了世界歷史。只此一項，已足千古，其他各項就不必多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