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源於子夏氏之儒新論――兼談孟氏之儒與孔門弟子的區別

錢穆講『法原（源）於儒』（【先秦諸子系年・自序】），郭沫若說『前期法家，在我看來是淵源於子夏氏。子夏氏之儒在儒中是注重禮制的一派，禮制與法制只是時代演進上的新舊名詞而已』。（【十批判書・前期法家的批判】）循此思路深入研究還可以發現：前期法家淵源於政事之儒。孔門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論語・先進】）四科。孔子歿後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為魏文侯師』（李賢注【後漢書・徐防傳】引【史記】佚文），其門下弟子顯然也有若干科類。如今知名字的有魏文侯、魏成子、李克（即李悝）、曾申、吳起、田子方、段干木、公羊高、穀梁赤、禽滑厘、子伯先等。按照孔門四科分類，則魏文侯、魏成子、李克、吳起為政事弟子；田子方、段干木屬於『德行』；曾申、公羊高、穀梁赤屬於『文學』，或曰傳經弟子；禽滑厘轉入墨家，子伯先資料絕少，已經難辨科類。孔子之道是『內聖外王』之道，由禮制到法制是『內聖外王』符合邏輯的演進。這一演進軌跡，在孔門政事弟子甚至孔子本人已經初露端倪，到子夏門下政事弟子才正式完成。

子夏的政事弟子名氣最大。魏文侯任用李悝變法，使魏國成為戰國初期最強盛的國家，開變法圖強之先河；李悝著【法經】，是名副其實的法家鼻祖；吳起是兵家而兼具法家色彩。故以往學界多認為：魏文侯『受子夏經藝』，只為博得『尊賢』名聲，並未接受儒家思想；魏成子、李悝、吳起等師事子夏，同魏文侯差不多。子夏的其他弟子，田子方、段干木隱居不仕，表現出道家傾向；禽滑厘轉入墨子門下，成為墨家巨子。那麼，作為其師，子夏的思想傾向究竟如何呢？有論者說子夏『同他的學生李悝、吳起等人，一躍而成為前期法家』 ；還有論者聯繫孔子告誡子夏『無欲速，無見小利』（【論語・子路】）等語，視之為『雜儒』。筆者對『前期法家』說不敢苟同，曾經贊同『雜儒』說，認為『子夏能吸引這些具有非儒家色彩的傑出人物於其門下，心悅誠服地聽其傳經授道，單靠師徒雙方各取所需的策略性考慮是不行的；還應當有相當多的共識，相同或相近的思想觀點作為師徒相處、相親的基礎』。如此論述，還是把『思孟學派』作為儒學正宗，作為『純儒』的標準，來衡量子夏及其弟子。近幾年筆者逐步反省到：以往所論沒有跳出傳統觀念的誤區，有片面性和簡單化之嫌。這裏針對以往認識誤區，作以下改進和補充。

第一，判斷子夏及其弟子是不是純儒，是不是儒家，只能以孔子為基本標準。以往學界談論『孔孟之道』，較少看到孔、孟的區別，對孔子和孔門多有誤解。如馮友蘭【原儒墨】說『儒本只是知識禮樂之專家』；郭沫若【十批判書・孔墨的批判】說孔子『是文士，關於軍事也沒有學過』；張岱年【孔子與中國文化】說孔子把『禮樂與軍旅對立起來』，無形中已把孔子等同於孟子。其實，孔子有傑出的軍事才能，孔門頗重視武藝傳授，其治國方略是寬猛相濟、文武兼備，並非單純『以德治國』。【論語・顏淵】記孔子對季康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意在要求統治者以身作則，反對『不教而誅』的虐民暴政。這和現在說『任何時代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端正幹部作風是養成良好社會風氣的關鍵，其實是一個意思；並非要求放棄刑法等強制性手段，更無輕視民眾力量之意。孔子任魯國司寇，是最高法官；孔門弟子從政，也不免斷獄執法。孔子固然反對不教而誅，倘若教而不從，卻是誅之無赦的。不然，就無所謂『猛以濟寬』了。孔門為政方略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目標是富國強兵。子夏弟子李悝、吳起等雖為前期法家，皆具儒之本色，與孔門政事之儒如冉有、子路等並無大的不同。

第二，七十子對於孔子學說的傳授，特別是無意爭正統的仲弓、閔子騫、子游、子夏、有若、曾參等孔門高徒所傳授的孔子學說，雖不免因為各人學養、個性、生存環境等諸多因素的影響而有所偏重，不盡相同；但從【禮記】等典籍可以看出，這些弟子直到老年還在不斷地交流、磋商與合作，都在盡力忠實地傳承孔子之道。孔子思想的文本化、系統化，不僅是由這些弟子奠定基礎，主持完成主體工程者也是這些弟子。也就是說，正是這些孔門高徒全面地傳承了孔子的『內聖外王』之道，而沒有明顯的偏離或偏廢。一是因為這些高徒大都長期追隨孔子，得到孔子親傳親授，對於孔子的學說和為人有頗為全面和深刻的了解；即使個人當時理解有偏差，也會在日後反思、提高的過程中得到改進，在同門的交流、磋商中得到互補和校正。不可能人生閱歷和學養豐富提高了，已經成為一代大師了，還是停留在年輕時代對孔子的理解和認識水平。以往學界關於孔門弟子分學派、爭正統、傳學各有偏差以致尖銳對立的說法，既任意誇大了孔門的思想分歧，也嚴重缺乏發展的觀點。二是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孔門弟子設教授徒的時代，與孔子距離不遠，社會的發展巨變及其對於教育的影響，尚未形成像再傳弟子以後那樣巨大的不同。【漢書・藝文志】引劉歆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七十子未喪，其傳述的微言『大義』也就未『乖』，儒家內部也還沒有分出尖銳對立的學派。

第三，【韓非子・顯學】言儒分為八：『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取捨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這些學派，應當是自七十子去世以後、直到戰國末期這二百多年間，陸續產生的一些有影響、有爭正統表現的儒學別派。其中『子張氏之儒』最早，開派別立而『自謂真孔』者當為子張弟子。其別立宗派的大致原因是：【論語・子張】記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又記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子張秉性稍嫌偏激（子曰『師也辟』），其傳學亦不免有所偏激，與後起的墨子有點接近。如墨子主張『兼愛』、反對儒家愛有差等，就與好『為難能』、『堂堂乎張也』有某些近似。而有子、曾子的門人在編定【論語】時，出於排斥墨家的需要，把上述子游、曾參讚揚子張而有所保留的話編入【論語】，對於子張及其弟子持有所保留的態度可想而知。『子張之儒』受到貶抑，才需要自我標榜『真孔』，遂成為孔門後學中最早別立宗派者。此後在戰國百家爭鳴中，又陸續產生子思、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孫氏、樂正氏等有爭正統表現的儒家學派。其中顏氏、漆雕氏之儒，雖然打着顏淵、漆雕開的旗號，但開派者是其後學而並非本人，不然就不會列在子張氏之儒後面。可見，儒家八派是歷時性的，產生順序大致如韓非子所列；並非並時性的，更非七十子時代就已經產生。郭沫若【十批判書・前期法家的批判】說前期法家『李悝、吳起、商鞅都出於儒家的子夏，是所謂「子夏氏之儒」』是對的；但並非所有的『子夏氏之儒』甚至連子夏本人都成了前期法家。郭老又說『子夏氏之儒在戰國時代確已別立門戶，而不為儒家本宗所重視了。【韓非子・顯學篇】言儒分為八……獨無子夏氏之儒……是因為韓非把子夏氏之儒當成了法家』，不僅證據貧乏，邏輯上也講不通。我們知道：韓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的態度豈能代表『儒家本宗』？何況韓非分明是說『皆自謂真孔、墨』，即有自我標榜、爭正統表現的儒、墨派系。七十子有傳承儒學記錄者，韓非大都沒有提到。如果說沒提子夏氏之儒，是因為韓非將其當成了法家；那麼，仲弓、閔子騫、子貢、商瞿、子游、有子、曾子、澹臺滅明等孔門高徒及其後學都沒有提到，又是因為什麼呢？郭老並未作出可以自圓其說的解釋。故筆者贊同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孔門弟子】所言：『孔門正傳的一派，大概可用子夏、子游、曾子一班人做代表。』韓非所謂儒家八派，只是『自謂真孔』、有爭孔門正統表現的派別；韓非沒有提到的『曾子、子夏、子游、有子諸人都是孔門的正傳……故不別立宗派。』即是說，『子夏氏之儒』仍是孔門正傳。這和漢儒普遍地視子夏為經學鼻祖，是完全一致而沒有什麼變化的。

第四，思孟學派與孔子和孔門弟子頗有不同。隨着時代變遷和戰國社會分工的發展，私學進一步勃興，政教徹底分離；常備軍與多兵種產生，官吏由文武職責不分到有了明確區分；文教與武教隨之分離，內容逐漸豐富，專業化水平相應提高。作為孔門再傳弟子及其後學的思孟學派，已經與孔子及其弟子有了明顯的不同。【孟子・盡心下】記『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當馮婦再次『搏虎』為民除害後，竟然『為士者笑』。笑馮婦的這些『士』，自然是純文士，而不是文武兼備之士。這說明在孟子的時代，不僅文士、武士有了明確區分，新生的文士或曰『善士』已經有相當規模，並且有了嘲笑武士的資本或曰資格。這在孔子和孔門弟子的時代是不可想像的。從【孟子・梁惠王上】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離婁上】提出『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等論斷，可以明確看出：孟氏之儒斥武功而重文治，不再重視武藝傳授和軍旅之學，已經比較明顯地文人化；其勇武精神失去了武藝的支撐，更多地流於精神層面。因此可以說，思孟學派主要是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內聖』之道，對『外王』之道繼承不夠、多有遺失或曰變異。倘若以思孟學派的標準來衡量，不僅是孔門七十子的多數，就連孔子本人，也會被視作『雜儒』的。

第五，判斷子夏氏之儒是否孔門正傳，以及子夏的著名弟子是否具有儒家色彩，應當與孔門同類弟子比較，而不應當以所謂思孟『純儒』作標準。受史料所限，今日所知道的子夏著名弟子，如魏文侯、魏成子、李克、吳起、田子方、段干木等人，多屬於政事、德行弟子。把他們與孔門『文學』高徒比較已屬不類，再用思孟『純儒』的標準來衡量，自然會感到其具有非儒家的色彩。如果改進比較方法，把子夏門下的政事弟子及田子方、段干木等德行弟子，與孔子門下政事、德行弟子如冉有、子路、子羔、樊遲、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曾參、原憲等作比較，就會發現兩者其實並無大的不同。或者說，同樣是在材料極為有限、難以觀察判斷人物主導性格和思想全貌的情況下，原來所作『子夏著名弟子多具有非儒家色彩』的判斷，未免有武斷或者片面之嫌。又由此推斷子夏作為其師，也具有『雜儒』特徵或曰非儒家色彩，就更屬武斷而難以成立了。

總之，當我們克服了一些成見和主觀、片面的方法，就會發現以下兩點：一是子夏西河教授長達六七十年，子夏弟子或曰第一代子夏氏之儒，應當是一個人數眾多的群體。這個群體也像孔門弟子一樣，有各式各樣的儒者，從魏文侯、魏成子、李克、吳起、田子方、段干木、曾申、公羊高、穀梁赤等著名弟子的有限史料來看，顯然有德行、政事、文學等科類。二是把子夏的各類弟子與孔門同類弟子作對比，差別並不大；即使已演變為前期法家的政事弟子，如李克、吳起等人，也不失其濃郁的儒家色彩，或曰孔門儒家的思想烙印。如『李克務盡地力』（【史記・貨殖列傳】），與【論語・先進】記冉有所言『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的為政目標並無不同；李克、吳起為政的基本精神，與孔子『庶-富-教』和『足食，足兵，民信之』的治國方略，也是一致的。郭老【青銅時代・述吳起】說『吳起儘管是兵家、政治家，但他本質是儒。不僅因為他曾經師事過子夏與曾申，所以他是儒，就是他在兵法上的主張，政治上的設施，也無往而不是儒』；其【十批判書・前期法家的批判】說『李悝具有儒家的氣息……魏文侯時本是人才集中的時代，師有子夏、段干木、田子方，臣有翟璜、樂羊、西門豹、吳起，大抵都是儒者』，乃是據史料作出的判斷。只是這些卓具見地的觀點，混雜在一些不盡正確的觀點和論述中，需要我們去認真選擇、學習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