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也有『潛規則』？ 不該是做『命題作文』

不久前，清華、北大生命科學學院兩位現任院長施一公、饒毅，以『自揭家醜』的方式，將國內科學界存在的諸多問題，捅到了國際頂級科學雜誌上。

施一公、饒毅以【中國的科研文化】為題，在【科學】雜誌上狠批中國的科研文化『浪費資源、腐蝕精神、阻礙創新』，稱『儘管近年來中國科研經費持續以20%的比例增長，但這種增長沒有對中國的科學研究起到應有的促進作用』。文中還力陳我國科研中存在的種種痼疾，如『經費預定給誰基本一目了然』，『做好的研究不如與官員和他們賞識的專家拉關係重要』，『政府官員任命的專家委員會負責編寫年度申請指南，而專家委員會的主席們常聽從官員們的意見』，『將學生當作廉價勞力』等等。

此文的中文版本，在中科院【科學時報】頭版同時刊發。不久前【人民日報】再次以『經費體制該改了』為題全文轉發了施、饒的文章。聯繫科學界近期爆出的種種醜聞，時下對學術體制以及學術道德的追問已經成為科學界，乃至整個社會的共識。

考評制度下的造假

對於國內學術論文造假屢屢曝光，已經不再是新鮮事。今年9月出版的【自然】雜誌在『通信』欄目刊登了國內某期刊編輯部主任的來信，標題雖然有些聳人聽聞：【一本中國期刊發現31%的投稿存在剽竊】。但是，由此國內學術論文注水現象，可見一斑。

今年【自然】雜誌曾對中國井岡山大學論文造假一事報道中，指出中國現有的科研評價體系是造成科研人員普遍造假的主要原因。該文醒目的標題【發表論文，抑或自行滅亡】，道出了國內科研工作者在現有考評制度下，不得不突擊造假的苦衷。

目前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普遍以被SCI收錄的論文數量作為圭臬，與待遇獎勵、基金申報等掛鈎。而一篇SCI論文，不僅要研究內容、學術價值達到國際公認的水平，僅投稿過程包括的初審、修回、二審等環節，往往就花費大半年的時間。但是，以SCI為準繩的考評卻每年都要舉行。如此重負之下，論文造假就成了捷徑。

SCI這一國際公認的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在國內科學界的特定語境下，則變為了『中國式的愚蠢想法』（Stupid Chinese Idea）。

科研不該是做『命題作文』

今年我國的GDP已經躍居世界第二。而早在去年底，中國的科研投入已經超過日本，僅次於美國，也位居世界第二。

這些巨額的科研投入既包括每年固定評審的國家自然基金，也有諸如863、973的國家重大科技專項。但是，巨額的科研投入是否帶來科學水平的飛速提高呢？除了上述注水的論文發表之外，人們聽到的更多是諸如『中國為什麼培育不出大師』的錢學森之問，看到的是每年諾貝爾獎頒獎時國人失望的表情。

科研基金既是科學研究得以維繫的經濟基礎，也在調控科學資源分配上起着導向作用。科研基金分配的決策首先應該遵循科學發展的客觀規律。但是，目前普遍的基金申報模式是：政府根據專家委員會的建議，制定出固定研究方向的項目申報指南，科研工作者再根據申報指南進行基金申報。本應體現科學精神、科學規律的科研基金的申報，成為了政府部門的『命題作文』。而在此過程中，從項目立項、資金分配到成果鑑定，又都離不開『人治』的影子，最終導致科研基金分配可能成為權力、人情的衍生物。

中國式的科研文化

至於施、饒文章題目所指的中國『科研文化』。相信，有着多年海外求學工作經歷的二人，在北大、清華履新之後，對此應該感觸頗深。

中國文化中有着『尊師重道』的光榮傳統，也有着『天、地、君、親、師』狹隘的門戶淵源。2008年，饒毅在北大生命科學學院推行實驗室PI制度（實驗室研究組長負責制），公開招聘各實驗室負責人，而北大生科院退休教授意見相左。兩人在對學科研究方向、實驗室負責人選等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交鋒。交鋒的背後，應該是看做兩種科研文化的碰撞。

饒毅歷來對研究生老師的『老闆』稱呼，深惡痛絕，認為這是傳統文化惡習的現代翻版。聯繫到今年教師節教育部提出了『不收禮』的倡議，看似啼笑皆非，卻是國內科研文化中師生關係扭曲的明證。

此外，國內科研界還存在重學歷、輕能力的陋習。名牌大學的學歷好比光鮮亮麗的書籍封面，即便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大家也希望有名牌大學的文憑往自己臉上貼金。而饒毅在談及自己學歷時，坦承曾是中國二流學校的畢業生，可恰是這個中國二流學校（江西醫學院）的畢業生，卻兩次拒絕哈佛大學的研究任教的邀請。『英雄不問出處』的道理看似淺顯，但在當前的科學界很少能找到現實註解。倒是關於教授學歷造假的新聞層出不窮。

喚起科學家的責任

科研基金分配製度不合理，科研文化建設不健康，面對這些現實問題，卻鮮于聽見來自科學界的聲音。其中原因，也許如施、饒文中所言，現行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絕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部分反對不健康文化的人，害怕失去未來獲得基金的機會；更多的人則持觀望等待態度，選擇了沉默。施、饒兩位敢於道人所不道，是其勇敢之處。

在人們普遍將中國科研問題歸咎於外部環境、現存制度之時，深刻地指出制度背後的文化陋習。言人所未言，又是施、饒兩位的睿智所在。

在科學研究中，科學家有求真創新的責任，而面對制度缺陷、文化陋習時，科學家亦須有揚清激濁的良知和勇氣。施、饒兩位的『自揭家醜』，不僅是不甘於被體制同化的冒險義舉，更是旨在喚醒整個科學界對自身的反思。至於候選院士襲擊舉報人一事，科學界除了斯文掃地的慚愧外，更應該做的是『知恥而後勇』，如施、饒二位一般，展開自我救贖的實際行動，這才是破除體制、文化沉疴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