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砂子塘1號墓出土木棺漆畫苡耔天虎升天圖 華夏認同之根,早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前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時代中期就已萌生,體現為龍-璜-虹的三位一體神話想象。怎樣在無文字的史前時代探尋神話觀的存在呢?讓我們稱為『第四重證據』的考古實物和圖像,擔當物的敘事和圖像敘事的任務,從而使無文字材料的神話學研究成為可能。 天人合一神話是文明起源期的重要精神遺產。華夏認同之根,早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前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時代中期就已萌生,體現為龍-璜-虹的三位一體神話想象。國人所熟知的『真龍天子』觀念和『龍的傳人』觀念,都是在秦漢帝國時代以後,相繼建構出來的龍圖騰新神話-意識形態。辨析新老神話觀的關鍵在於研究理念的變革和方法的推陳出新。讓神話學與考古學的知識互動、視界融合,對中華文明起源研究帶來新的理論認識功效: 其一,文明起源研究可從雙向打通的視界來進行:以文字為代表的文明傳統為小傳統,前文字的傳統為大傳統。這樣的二分法有助於清醒地看到文字符號出現後被割裂的神話歷史大傳統的存在,將神話-文學研究的目光引向無文字時代的歷史縱深處。通過大傳統的神話想象規則的分析歸納,找出華夏認同的根源,即超越方國和史前地域文化共同體的廣泛公認的神話觀念,確定其發生的相對年代。 其二,重新解讀小傳統的文字記錄之神話,給諸多孤立的文學母題找出來自史前大傳統的神話相關性,重新恢復各母題間彼此聯繫。這樣就能夠相對地重構出先民們神話式感知-思維的世界觀,其認識效果在於:後人在文字小傳統中失去參照和無法解釋的東西,通過恢復大傳統的文化參照系,可以得到有效的再認識和再理解。 怎樣在無文字的史前時代探尋神話觀的存在呢?讓我們稱為『第四重證據』的考古實物和圖像,擔當物的敘事和圖像敘事的任務,從而使無文字材料的神話學研究成為可能。在國際上,從馬丁・尼爾森【希臘神話的邁錫尼起源】(1972),到南諾・馬瑞那托斯(Nanno Marinatos)新著【米諾王權與太陽女神】(2010),神話學與考古學互動融合的嘗試已取得重要突破和豐碩成果,在方法論上也積累了有益經驗。本文即以本土神話的龍-璜-虹三位一體觀念為例,提示華夏認同的最初根脈所在。 先秦文獻中出現的龍,以升天和潛淵為能事,充當着人與天界-神界相互溝通的媒介或運載工具作用。屈原在【天問】中發問:『焉有虬龍,負熊以游?』或許可以借黃帝有熊氏騎龍升天的神話來解答。作為坐騎的龍之形象,在此顯而易見。人藉助於龍而升天,獲得神意、神賜或天命、永生,這是天人合一神話的真正底蘊所在。其觀念背景在於如下遠古信仰:人神之間的溝通需要藉助神聖物來充當中介。神聖物可以是玉石、金屬等天賜良材所打造的禮器法器(玉禮器和青銅器),也可以是龍鳳龜麟等神話生物。這些聖物能夠協助人間的通神者實現升天的旅行。 再看中國第一王朝夏朝的第一位國君夏後啟,他在先民的神話歷史記憶中正是具有乘龍升天的特異能力者兼玉禮器的擁有者。【山海經・海外西經】說:『大樂之野,夏後啟於此九代,乘兩龍,雲蓋三層。左手操翳,右手操環,佩玉璜。』這裡講述的是禮樂歌舞的由來和掌握者――乘兩龍的夏後啟。他能夠乘龍,為什麼還要手操玉環和身佩玉璜呢?文本敘事沒有解釋。參照【山海經】的另一處敘事,可知玉環玉璜皆為溝通天人之際的神聖媒介物,與龍的功能類似。【山海經・大荒西經】:『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後開。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把人間的禮樂歌舞之來源,解說成夏啟三次上天取來的。其升天工具,照例還是乘龍。將這兩個神話文本組合分析,可歸納出天人合一神話觀的基本範式,以三個相關母題為表達,即:升天者-乘龍-佩玉璜。在晉代郭璞所作【山海經圖贊】中,這三個相關母題再度得到強調:『筮御飛龍,果舞九代。雲融是揮,玉璜是佩。對揚帝德,稟天靈誨。』參考【周禮】所講的西周禮制,可知玉璜是先秦六種主要玉禮器之一,其形狀為半璧形,與璧、琮、圭、璋、琥並稱『六器』。華夏歷史記憶中最重要的一件玉璜就叫『夏后氏之璜』,歷經夏商周三代的政權更替,一直傳承到西周王室的分封諸侯時,這導致後代的政治家們對這件象徵權力的神聖國寶津津樂道。如【左傳】定公四年記述周公分封子弟時賜給他們帶到封邑去的寶物情況: 分魯公以大路(輅,即車)、大旗,夏后氏之璜。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P筏、旃旌、大呂。 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革、沽洗…… 據此可知,在西周以後,夏代之初的國君升天所用的神龍早已不知去向,而當年王者所用玉璜卻作為寶物而世代傳承。唯有周公之子魯公在分封之際單獨獲得世間唯一的夏后氏之璜。杜預注『大旗』曰『交龍為旗』。那麼,在玉禮器――璜與神龍之間,隱含着怎樣的秘密呢? 將傳世文獻作為一重證據,神話研究難以獲得超越性的深度。出土文字作為二重證據,不僅有助於找出龍與玉璜的神話認同,還揭示出二者共同以虹為想象原型的情況。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根據甲骨文中三處虹字寫法,認為像兩頭蛇龍之形。並印證【漢書・燕王旦傳】:『虹下屬宮中,飲井水』;及【山海經・海外東經】『虹虹在其北,各有兩首』,郝懿行疏云『虹有兩首,能飲澗水,山行者或見之』。甲骨卜辭中也有『虹飲於河』的記錄,正與此種神話相符合。甲骨學家於省吾進一步指出: 虹與古玉璜形之相似。按【御覽】十四天部引【搜神記】曰:。『孔子修春秋。制孝經。既成。孔子齋戒。向北斗星而拜。告備於天。乃有赤氣如虹,自上而下,化為玉璜。』按此文所記,雖事屬演義,而虹之似璜,比喻至恰。【說文】:『璜,半壁也。』按半壁正象虹形。吳大【古玉圖考】及黃F【圖錄初集】所載近世出土之商周玉璜,兩端多雕成龍蛇首或獸首形,尤與傳記所稱虹有兩首之說相符。 在於省吾做出虹龍璜三者相似的判斷時,其主要的實物依據出自考古學在中國誕生以前文物圖錄。此後的考古發現表明,玉璜製作和使用的歷史之悠久,絕非商周時代所能限制。我們今日稱這些發掘出土的文物為第四重證據,讓它們按照考古學文化的分布情況排列在中國地圖上,大體呈現為超出漢字歷史時間一倍以上的符號物敘事鏈:將龍-璜-虹的神話想象原型一下子就落實到七八千年前。 在六器所代表玉禮器傳統規模化地進入中原文明之前,是玉璜及相關的虹龍神話觀率先進駐中原,並在中華大地的大部分地區獲得廣泛的認同。到了約6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期時,這一特殊的玉器神話信仰開始奠定華夏統一的認同基礎。換言之,尋找中華文明從多元到一體的根本契機,可以在史前神話信仰和價值觀的統一方面找到具有文化基因性質的要素。那時還遠遠沒有到產生漢字的時候,玉璜實物和玉璜仿效雙首龍的造型特徵,足以充當探尋統一的神話觀之證物。在河南澠池縣博物館展示的仰韶文化文物中,就有幾件出土的黑色玉璜,對應着禮書上講的『玄璜』。在陝西南鄭縣龍崗寺遺址出土仰韶文化早期玉器26件,綠松石製品75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就是碩大的綠松石璜。楊亞長【陝西史前玉器的發現與初步研究】指出:『綠松石璜呈長凹字形。出土時置於墓主頸下,表明其應為懸掛於脖頸下的飾物。這件石璜長達22厘米,是迄今陝西史前遺址出土器形最大的一件綠松石製品。其餘74件綠松石墜均器形較小,最大者長約5厘米,小者不足2厘米。』數量和規格的對比,可以說明璜在仰韶文化眾多玉石器中獨超眾類的重要性。 在北方的黃河流域、遼河流域,南方的長江流域、珠江流域,大致統一的史前信仰是以玉為神的觀念,虹為龍為天橋(天梯)為人神溝通中介的觀念。這兩種神話觀念在玉璜的物造型上得到融合,並在南北方各地陸續推廣傳播,這就先期地揭開華夏觀念認同和神話統一之序幕! 在北方西遼河流域的興隆窪文化玉器中,可以看到華夏最早的玉璜(又稱『彎條形器』),距今8000年。在南方杭州灣的跨湖橋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發現兩件石璜,距今7300年。在河姆渡文化玉器中,同樣可以找到玉璜的存在,距今7000年。隨後,就是馬家浜文化、北陰陽營文化、松澤文化、薛家崗文化和良渚文化,以及長江上游地區的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玉璜皆為批量生產的高等級裝飾物。在長江中游地區的凌家灘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等,無一例外皆有玉璜出土。 以合併同類項的簡單方式,對史前文化中有玉器傳統的所有文化進行統計,就會發現唯有兩種玉器形式最為普及,那就是玉璜與玉i。發展到距今4500年前的文明前夜,玉i在中原文化中漸漸退出玉禮器的行列,而年代上接近傳說中的『夏后氏之璜』,則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發掘出土。對陶寺文化玉器特徵的分析表明,當時人能夠明確區分出真玉與假玉(似玉的美石)兩種材料,並組合運用在玉器生產實踐中。在眾多的玉器形式中,包括玉禮器、工具和裝飾性用器,只有一種玉器的製作時不採用假玉,那就是玉璜(參看高煒【陶寺文化玉器及相關問題】)。雙龍首玉璜的形象,上接東北地區紅山文化,下啟夏商周的玉璜造型傳統。在距今三千多年的殷墟婦好墓中,給這位著名的商代王妃隨葬的玉璜多達75件。而在三門峽西周虢國的頂級墓葬和山西曲沃縣晉侯墓中,精美絕倫的七聯璜玉組佩和五聯璜玉組佩相繼問世。 以上新發現材料表明,玉文化大傳統為漢字小傳統最終統一中國提供了條件。改用更加具體的時間詞來表述,那就是:八千年的玉文化大傳統,奠定三千多年漢字文化小傳統。八千年前的中國,是先民們逐步從漁獵生活轉向農耕生活的新石器時代早期。到了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中期,已經出現南方北方相互呼應的玉器神話信仰和玉器生產傳統。龍-璜-虹的神話聯想,將大江南北和黃河兩岸的各地先民們聯繫為一體。正是這個玉器符號大傳統,為後來的漢字符號統一中國,立下根本的文化認同之基石。 大傳統的作用不只是奠基和開啟文字小傳統,還會以民間口碑傳承方式在後代不斷創作出各地各族群的神話傳說及民俗活動。將這些民間口傳文化視為第三重證據,像虹橋升天、虹化龍蛇、虹化玉、虹化璜,虹化美人的各族傳說,均能夠為龍-璜-虹神話觀提供生動的對照和跨文化詮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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