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國征：錢穆如何看待科舉考試？

錢穆曾評論說：『民國以來，政府用人，便全無標準。人事奔競，派系傾軋，結黨營私，偏枯偏榮，種種病象，指不勝屈。不可說不是我們把歷史看輕了，認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鐵鑄成大錯。考試制度之廢棄，僅其一例。』

中華讀書報國學版刊登的【近代早期歐洲大學與中國科舉制度】結尾說：『在中國歷史和文化固有的語境中探究這一制度的價值，並由此發現它對我們的意義，才是更有難度更有深度的工作。』其實，歷史上很多學術名家對於科舉制度都有深入的研究和精闢的評論，而且互相交融印證。錢穆先生1951年曾在台灣的考試院作著名演講【中國歷史上之考試制度】，演講隨即發表在權威刊物【考詮月刊】，收入著作【國史新論】，可見此文之重要。遺憾的是，這些真知灼見和學術成果沒有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一、科舉制度可以消融階級

錢穆在評價科舉制度的主要意義時說：『（二）消融社會階級。因考試乃一種公開競選，公平無偏濫。考試內容單純，可不受私家經濟限制。寒苦子弟，皆得有應考之可能。又考試內容，全國統一，有助於全國各地文化之融結。按年開科，不斷新陳代謝。此一千年來，中國社會上再無固定之特殊階級出現，此制度預有大效。』（【國史新論】第259頁，三聯書店出版）錢穆的意思是說，因為每人只要經過個人的勤奮好學就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那麼就沒有必要聚眾起義，或者聯合起來爭取地位，從而維護皇權。

再查閱更多國際上的資料時，意外發現了馬克斯・韋伯的類似觀點，他說：『科舉制度全面推行，成為世襲君主的一種手腕，用來阻止一個孤立他的等級的形成，否則這個等級會按照藩臣和內閣的作法壟斷所有的官俸。』（【儒教與道教】第168頁，商務印書館出版）

以上是從宏觀角度，韋伯接着又從微觀角度論述說：『追官逐祿者的競爭排除了聯合為封建性質貴族的任何可能性；任何人，只要能證明自己是受過教育的合格者，都能濟身俸祿補缺等級。』（第171頁）

馬克斯・韋伯的觀點出現在1920年左右，錢穆的觀點出現在1951年。他們的觀點從中西文化角度得出了共同的結論，深刻指出了這種考試制度也是『一隻看不見的手』來維護統治。在所有關於科舉制度的評論中，這個觀點似乎是我們見到的最深刻的和最精當的論述。

二、科舉制度可以沿承文化

我們經常會誤解科舉制度僅僅是一種考試選拔制度，忽略了其傳承文化的功能，對此錢穆有一段精闢的論述：『必有大批應舉人，遠從全國各地，一度集向中央，全國各地人才，都得有一次之大集合。不僅政府與社會常得聲氣相通，即全國各區域，東北至西南，西北至東南，皆得有一種相接觸相融洽之機會，不僅於政治上增添其向心力，更於文化上增添其調協力。而邊區遠陬，更易有觀摩，有刺激，促進其文化學術追隨向上之新活力。』（第259頁）

錢穆先生是從知識和思想的角度來論述，其實文化還含有濃厚的道德元素。時任總統的徐世昌在其名著【歐戰後之中國】（第60頁，中華書局1921年出版）中說：『中國教育的道德傳統已經牢固地樹立起來，因此，儘管這些考試強調純粹的文學成就，道德教育在家庭教育和私塾仍然延續。』他還認為科舉制度體現了文化的穩定性，他說：『這些考試既輸送學者又提供注重實際的政治家，在以後的朝代里這種考試定期舉行，直至引進現代教育制度。』（第59-60頁）北洋軍閥徐世昌同時是一位大學者，他也說明了我國學術資料之廣闊。

大學者羅素對於中國科舉制度有個總結也能佐證以上觀點。他在【中國問題】（第34頁，譯林出版社1996年出版）中說『科舉制無論是好是壞，它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相當深遠。它的好處有：造成一種尊重學問的風尚；取消了士大夫階層；選拔出來的人都是勤學者；雖有異族武力征服中原，但中國傳統文化卻得以保留。』

三、對兩次爭論的學術驗證

錢穆等學術名家對於科舉制度的研究除了用『開山斧』大處着眼外，還能拿『繡花針』細微入手。使我們能夠深入解讀近年來兩場關於科舉制度的重要學術討論。

一是關於八股文。光明日報引發爭論的【楚簡〖恆先〗與『八股文』】一文，通過對比楚簡【恆先】和八股文，推測八股文的起源可能要追溯到千年以前的戰國。

討論八股文必須探討其產生的土壤，錢穆分析說：『明、清兩代考試內容，均重經義，而又以朱子一家言為準。』『既擇定了一家言，則是者是，非者非，既是人人能講，錄取標準又難定。於是於【四書】義中，演變出八股文。其實八股文猶如唐人之律詩。』（第254頁）

錢穆認為的八股文起源於明清是史學界公論，但若把眼界放寬，論述科舉制度雛形的問題，韋伯猜測說『科舉制最初的痕跡似乎可以在後來大約是孔子（與桓公）時代變得獨裁了的秦國找到：選拔人才主要看軍事才幹。』（第169頁）這還有助於我們理解武狀元的來源。

二是科舉制度評價。中國社會科學報引發爭論的【中國歷史上的科舉、考據與科學――訪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艾爾曼教授】一文說：『以科舉為主的考試制度實際上是非常有意義的。我們要多了解其作用，並給出它一個新的評論，而不是全盤否定，認定它沒有價值。』

錢穆曾評論說：『但清末卻一意想變法，把此制度連根拔去。民國以來，政府用人，便全無標準。人事奔競，派系傾軋，結黨營私，偏枯偏榮，種種病象，指不勝屈。不可說不是我們把歷史看輕了，認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鐵鑄成大錯。考試制度之廢棄，僅其一例。』（第260頁）

羅素對此也曾警告說：『我希望在趕走外國剝削者和那些他們誤稱為文明的殘忍體制的鬥爭中，那些更有價值的東西不致遭到滅頂之災。』（第34-35頁）科舉制度植根於我國的文化土壤，這個將近100年前的警告仍值得我們今天深思。

晚年的錢穆先生曾動情地說：『我哪裡只是研究史學，其實我最喜愛的是文學。我哪裡要當什麼大師，其實我心裡真正要做是要做一個現代中國的士。』此情此景，我們不禁再次緬懷這位自學成才和堅韌執着的一代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