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以一門獨立的學科開始復興――現代中國的國學傳統

【核心提示】對於當代國學倡導者來說，難題在於如何將國學作為一門學問的整體呈現出來。保證國學學科地位並進行學科細分的要求越強烈，國學作為一門整體學問的力量就越薄弱。

　　在中國，近年來人們對『國學』再度萌發了興趣，這常被稱為『國學熱』。針對國學的現代詮釋各不相同，常常是大相徑庭，但大多數中國學者都比較贊同一種廣義的定義，類似於『中國過去一切學問的同義詞』、『傳統中國文化的總稱』、『中國傳統學問』或『中國文化研究』等說法。

　　國學的復興與傳統的概念是怎樣聯繫在一起的？按照某些學者的說法，傳統，從根本意義上講，意味着一種世代相傳的東西，是從過去遺留或傳承下來的一切。然而，傳統不僅僅是風俗習慣。比如大衛・格羅斯（David Gross）主張：『我們不能主觀臆斷地認為一種行為曾經發生過即足以構成傳統；而恰恰因為過去所發生過的行為經過有意的複製後才足以構成傳統。任何真正的傳統中都含有一種指定性的元素。』在當前的國學復興中，這種指定性的元素當然也沒有缺失。然而，我們有必要對國學的復甦（作為一種學術或社會現象的國學），以及更加本質性的問題，即確認被復甦的對象究竟為何事何物這兩者加以區分。

　　近代有關國學的學術著述都有一個特點，即重點關注20世紀前30年的國學發展。很多當代國學學者都將這個早期階段視為確立國學範圍及性質的有力標準。比如，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將20世紀前30年的國學分為三個重要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前10年，他認為這段時期國學的特點從本質上講是一個政治概念。第二階段從1911年左右到20世紀20年代初期，國學是一種文化概念。第三階段，即1920年過後，他認為國學越來越變成一種學術概念了，反映在緊隨『整理國故』運動的這段時期內，有多家學術機構開始建立國學研究所。按照陳來的說法，也是在這一時期，國學的概念開始變成一種研究體系，或一種學術體系，特別是研究中國過去歷史和文化的一個學術領域。

　　在20世紀早期，梁啓超等知識分子將國學的概念引入中國，主要動機在於通過保護『國粹』培養國民。國粹的概念源於日本學者，如活躍於19世紀80年代的志賀重昂（Shiga Shigetaka，1863―1927），其國粹主義運動（kokushishugi）倡導日本在步入現代的同時應當保存自身的文化認同。

　　國學作為政治概念的另一個重要的早期代表是章炳麟，他的關注點主要在先秦諸子，在20世紀前10年的初期國學倡導運動中起着關鍵的作用。誠然，在將傳統中國知識譯介到現代學科知識的過程中，先秦諸子的著作是主要的文本語料，這些文本經過重新詮釋成為中國哲學的基礎文本。這在晚清諸本土傳統的發明上可謂被廣泛忽略的一大創舉。

　　至於國學作為一種學術，甚至是學科概念的出現，大體是源於20世紀20年代以後。這時的中心人物是胡適，他將國學描述成『國故學』：『依我看來，國學只是「國故學」的省稱。中國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整理國故無非是研習歷史；是將個人熟練的技能應用於學術；是在事實中尋找證據，它從來都不是用來喚起民族精神情感的工具』。

　　從體制意義上講，這種新的學科定位立刻產生了影響。1920年，國學已成為北京大學研究所的四系之一。在隨後的10年裡，國學研究所在北京大學（1922）、東南大學（1923）、清華大學（1925）、廈門大學（1926）、燕京大學（1928）、齊魯大學（1930）相繼建立。

　　和90多年前一樣，近年來中國的學術界人士再度視國學為一門學科。緊隨國學研究中心以及大學本科、研究生國學課程的設立，人們要求在高等教育學術學科分類體系中授予國學一級學科地位的呼聲越來越高。

　　儘管有這種熱忱，當下知識分子視國學為一門學科的努力卻也陷入了一種長期存在的身份危機。在20世紀初期，國學正逐步轉變為一門學科，五四以後成立的國學研究機構基本是借鑑了西方分科的方法對中國固有的學術、文化進行分類，一般分為文、史、哲，加上語言、文字、民俗、考古等。甚至連帶有強烈民族主義傾向的早期國粹運動都表達了對學科獨立的渴望，參與國粹運動的學者們『預備設立「國粹學堂」』，學制三年，科目包括經學、文字學、倫理學、心性學、哲學、宗教學等，雖然所學內容均來自中國傳統的學術資源，但顯然已經借鑑西方的學科體制進行了新的分類。

　　回顧、反省這種情況引起了當代國學提倡者的擔憂，有人認為經學乃國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將經學化約為哲學、文字學或者歷史學、人類學，結果是造成方法的錯亂、意義的遮蔽。甚至有這樣的一種說法，即中西學分類方法的差異就好比傳統中醫的整體療法與西醫的局部分析療法之間的差異一樣。對於當代國學倡導者來說，一個複雜的難題就是如何將國學作為一門學問的整體呈現出來。保證國學學科地位並進行學科細分的要求越強烈，國學作為一門整體學問的力量就越發薄弱。而20世紀前不存在與國學相應的學問，國學這一概念是從日本借入的，它與四部之學的目錄分類都無法對應，並且無論是個體上還是整體上，與引自西方或日本的任何學科都無相似之處。國學是19世紀歐美興起的知識學科化與專業化的產物。這個知識學科化與專業化過程的特徵是『建立永久的體制結構，旨在創造新知識與再造知識生產者』。

　　如今，國學與現代化前的各種知識傳統間的聯繫是建立在一種浪漫空想基礎上的，這種空想認為現代以前的知識傳統會以某種方式構成一個整體的甚至是有機的知識體。當然，這並不是說現代以前的知識沒有自己的傳統，即便目前大多數已經瀕臨消亡。倘若一切正如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所說，『通常只有當傳統消失、沒落或面臨挑戰時，傳統的擁護者才會意識到它們是傳統並開始圍繞它們建立一些理論』，那麼100年前中國仁人志士率先選擇傳統學問的某些方面來進行國學的理論建設便不足為奇了。但讓人奇怪的是，如今國學以一門獨立的學科開始復甦，其原因竟是出於『國學代表着一個知識整體』這一說。

　　（作者單位：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文化、歷史與語言學院；仁可/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