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方案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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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方案是错误的

易富贤　刊发时间：2009-05-04 16:34:10　光明网-光明观察 [字体：大 中 小]

作者：易富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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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商榷

二、二胎方案已经证明是错误的

三、叶廷芳提案与纪宝成建议的差别

四、中国人口学界没有为人口政策调整提供正确建议的信用

五、学者的职责是告知真相

六、放开二胎将使得人口政策变成夹生饭

七、当断立断，果断停止计划生育

笔者在2003年就认识到计划生育的后果非常严重，2004年明确提出“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笔者一直认为需要彻底停止计划生育而不是仅仅放开二胎。2004年以来多次驳斥了人口学界的二胎方案。本文将过去的观点整理在一起，以说明二胎方案是错误的，应该彻底停止计划生育而不能将仅仅放开二胎作为政策选项。

一、与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商榷

2008年和2009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连续两年提交调整人口政策的建议，建议将目前的“一孩化”政策逐步（三五年过渡期）转变为“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纪校长说：“现在的情况是，据人民大学人口所的调查，中国农村的生育率是1.9，城市是1.23，平均是1.6，低于1.8，更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那1.8是一个什么概念？‘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基本上就是1.8。”[1]

纪宝成校长显然更加相信几十个人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的调查（中国农村的生育率是1.9，城市是1.23，平均是1.6，），而不相信更加权威的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33。人民大学的1.6的生育率从哪里来的？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的“调查”，城市生育率为1.23，那么扣除15%的不生育人群外，另外85%的妇女平均生了1.45个孩子，也就是说城市生育妇女接近一半的人生育了2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的结论可信吗？即便不生育人口只有5%，那么也有意味着有30%的城市生育妇女生了2胎。请纪宝成校长看看周围的城市家庭是否有如此高比例人口生了二胎。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认为“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可以将生育率提高到1.8。其实这是毫无根据的！中国医学界普遍认为不孕发病率在10-15%，而用当前国际上的不孕率标准口径对2001年计划生育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原发性不孕率高达17%[2]。此外，在没有鼓励的情况下，就已经有相当比例单身、丁克等不生育人群。就算以最保守的15%不生育人群（不孕、单身、丁克等）计算，100个妇女只有85个生育孩子，根据纪宝成的建议，每人只能生育2个，那么这100个妇女最多只生育170个孩子，也就是生育率只能在1.7。而这85个生育妇女只要再有5个人响应纪校长提出的“奖励不生育”，那么生育率连1.6都达不到。

纪宝成校长显然将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当成了发达国家，认为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是2.1。其实，世代更替水平是一个变量，不是衡量，取决于婴幼儿死亡率、儿童死亡率、青少年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等多项指标。比如，发达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只有3‰到5‰，5岁一下儿童死亡率只有6‰左右，而中国的婴儿死亡率和5岁说下儿童死亡率却分别高达30‰、37‰。发达国家出生性别比保持在正常的105左右，而中国出生性别比从1980年代开始就不断攀升，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0-4岁性别比高达123。中国的儿童死亡率、青少年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等也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因此，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应该远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需要平均每个妇产生育2.3个以上孩子才能保持世代更替[3]。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院翟振武院长也认为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应该在“2.31或者更高一点”[4]。中国的最佳生育不是1.8，而是2.3以上，需要主流家庭生育三个、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孩子。1.8的生育率是非常危险的（何况仅仅放开二胎是不可能将生育率提升到1.8的）！

依照纪宝成的逐渐过渡、三五年全面放开二胎的观点，意味着绝大多数1970年代的人都丧失了再生育的机会，连1980年代初出生的也已经错过了黄金生育年龄。

二、二胎方案已经证明是错误的

1、2003年世界所有中收入国家平均HDI为0.774，平均生育率为2.1；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平均HDI为0.769，平均生育率为1.9。新加坡、韩国1988年的HDI为0.8，生育率分别只有1.62、1.56。泰国的HDI与中国非常接近，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但是现在生育率分别只有1.6。2008年中国的HDI达0.8，人均GDP达2000美元，人均国民总收入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根据各国经验，即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生育率也会下降，很难稳定在1.8。

2、越南、朝鲜都是中华文化圈，又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朝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计划生育，但是现在朝鲜生育率只有1.9。越南计划生育比中国晚十几年(生育文化破坏没有中国严重)，都允许生2胎，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多生，执行力度没有中国大，2003年人均购买力只有中国一半，人类发展指数为0.704(相当于中国1997年的水平)，政策生育率高于2.1，但2008年生育率只有1.8了(低于政策生育率)。

3、伊朗是穆斯林国家，穆斯林生育文化是当今世界最为顽强的生育文化。1989年开始鼓励(不是强制)每个家庭只生2个孩子，生育率迅速下降，从1990年的5.3降低到1995年的2.9，2000年的2.2，2006年的1.7。2005年内贾德当选总统，他反对“两个孩子就够了”的政策。虽然伊朗的计划生育只是提倡生育二胎，而总统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由于“提倡二胎”的计划生育破坏了生育文化，生育率却难以回升(预计还将继续下降)，2008年生育率又只有1.7左右。伊朗如此顽强的穆斯林生育文化在计划生育(还只是提倡二胎)就已弱不经风，中国的情况可想而知。停止计划生育后伊朗没有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中国还会出现高的生育高峰？2005年伊朗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759，比中国的0.777还要低，而伊朗在没有生育限制(甚至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8年生育率只有1.7。

4、韩国1962年、台湾1965年仅提倡二胎，但是由于生育文化的破坏，现在虽然在努力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只有1.1了，后悔莫及。而中国的生育文化遭到多重打击，更加难阻生育率的下降。

5、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八百多万人口的农村地区从1980年代开始试点"二胎方案"，但是2000年翼城生育率只有1.5，酒泉只有1.4，恩施2005年生育率只有1.47，承德现在的生育率只有1.6了。八百多万人口的长达二十多年的试点难道还不说明问题？

6、新疆建设兵团汉族人口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十几年后改为允许生二胎，但是由于形成了“生育爬蚤心态”，“十五”时期，新疆建设兵团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湖北省宜昌市的长阳、五峰两县地处老、少、边、穷山区，前几年经省人大批准在全县实行普遍允许生育二孩的生育政策以来，既没有出现出生堆积，也没有出现生育反弹，2007年这两县生育率分别只有0.88、0.90了。

7、允许独生子女生二胎只是杯水车薪。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认为全国已累计有近1亿独生子女，双独可以生二胎，将使生育水平有所提高。其实就算这“近1亿独生子女”在1980年到2007年之间平均分配，那么每年只有370万独生子女（其实不到370万，因为还有少部分是1970年代出生的）。目前政策只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生育二胎（河南还例外）。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1980年到1990年出生性别比平均为109，那么每年的370万独生子女中只有177万独生女；而1980年到1990年平均每年总出生人口2200多万。就是说，今后几年1个育龄独生女面对的是1.1个独生子和5.4个非独生子，她们的配偶是独生子的概率很低，这177万独生女中只有30万左右与独生子结婚，对总人口增加几乎没有影响。即便每年177万独生女全部可以生二胎（政策生育率为2.0，比目前的1.38多0.62），考虑到15%左右的单身、不孕不育人群，也不过多出生93万人口；即便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每年多出生不超过170万人口，相对于上千万总出生人口来说比例也不大，也只是杯水车薪，这样的微调不能成为阻止人口政策调整的理由。有人可能会说，城市在1980年开始就是独生子女政策，城市双独夫妇就很高了。那么，我们看看1980年代出生的城市独生子女到底有多少？中国城镇人口比例1982年为20.6%，1990年为26.23%，2000年为36.09%，2005年为42.99%。就是说，整个1980年代城市人口比例平均为23%。以平均25岁生孩子计算，1980年到1990年孩子的母亲是1955年到1965年出生的女孩（共1.01亿，平均每年918万），23%是城市人口的话，每年211万。这些女孩到1980年代是育龄妇女，都生一孩的话，每年出生211万（依105：100的出生性别比计算，每年出生女孩102万），1980年代出生的这些女孩现在开始成为生育妇女。而2005年相对于1980年代来说，城市人口比例增加1倍(而年轻人比例远不止增长1倍)。这增加的城市人口中，大多是农村素质比较高的，他们进城后在婚配选择中并不居于弱势，就是说城市的每年102万的女孩最多只有一半（不到50万）是与城市的男孩结婚，每人多生育1个孩子，每年也只多出生50万。并且1980年代城市人口并不全部是独生子女，那么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城市夫妇平均每年不到50万对，对总人口影响更小。

国际国内的经验都说明仅仅放开二胎是不够，二胎方案是错误的。为什么要用已证明是错误的方案(二孩政策)取代另一个错误政策(独生子女政策)？为什么不直接采纳正确的方案（停止计划生育）？

三、叶廷芳提案与纪宝成建议的差别

2007年全国政协委员叶廷芳教授联名29位政协委员提交了要求停止独生子女政策的提案，并做成书面发言，使得该提案的内容得以在3月15日见报，3月16日上电视，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该提案认为：“独生子女不能跟兄弟姐妹一起玩乐，只能成天围着父母转，其自然成长的天性受到压抑，不利于其健康成长。从人的情感层次讲，至少可分为亲情、友情和爱情，亲情方面包括父母之情、夫妻之情、叔叔婶婶、舅舅舅母、姨父姨母及堂兄妹、表兄妹等。现在堂、表这些层次都没有了！这是人伦的缺陷，必然导致人性的变异。”

叶教授等人的这个提案除了是第一个向外公布的明确提出“停止独生子女政策”的提案外，还有浓浓的人文气息，该提案必将载入史册。该提案既没有提“逐步过渡”，也没有提“杜绝生三个、严格控制农村地区的多胎生育”，更没有提“奖励不生育”。叶教授是1930年代出生的，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比较好的传统人文熏导。而后面由于政治运动频繁，1940年代以后出生的大多没有接受完整的人文教育。叶教授等人的提案唯一的遗憾的地方是“恢复原先的‘一个不少（必须是自愿），两个正好’方针”，如果不提这一点，将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提案。

叶教授作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当时对网络反思计划生育的观点并不熟悉，他本着自己对人口问题的理解，提出“两个正好”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几十年来计生委开动强大的舆论工具，宣传中国人口会失控、人均资源短缺，叶教授可能对停止计划生育也有顾虑。后面叶教授看了我的观点之后，表示认同我的观点，他说：“目前的计生政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失误!”我想如果叶教授在了解我们网络反思计划生育的观点之后，还能连任政协委员的话，他应该不会只提放开二胎，而会提停止计划生育的提案。

而纪教授作为人民大学校长，有人民大学人口所为理论后盾，但他所提的人大建议，既缺乏人文关怀（比如“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从人口学角度也还达不到叶廷芳的政协提案的高度。

四、中国人口学界没有为人口政策调整提供正确建议的信用

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人口学的主要发源地（以马尔萨斯和马寅初理论为理论基础）。但是事实表明，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为代表的中国主流学者几十年来主要“研究成果”都是错误的。从1970年代的刘铮、邬沧萍到现在的翟振武，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在中国人口政策制定和调整上自始至终都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邬沧萍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学术泰斗。根据《北京日报》的报道，邬沧萍教授主要有以下成就[5]：

1、在1979年撰写了全国第一份人口研究报告，"提倡一个夫妇生一个孩子"；现在看来这个观点后患无穷。

2、率先提出了"分母效应"和"分子效应"的理论，这一极为荒谬的观点误导了几代决策层。

3、虽然提出了"未富先老"这个概念，但是却用“巧妇能为无米之炊”的思路“提倡一个夫妇生一个孩子”来解决。

4、参加了十一五规划，做出结论，还是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现在中国生育率是1.8（篡改的数据），认为在十一五时期，就是到2010年以前，还是稳定在1.8这个水平为好。从而阻止了人口政策调整。

2004年于学军提出“一个家庭两个孩子的政策更合适”，被邬沧萍在媒体上骂了一通，认为于学军只能代表个人[6]。

邬沧萍在《同舟共进》杂志2009年第4期发表文章《合理控制人口是我国的必然选择》再次反对调整人口政策，他认为：“用放宽生育率的方法应对人口老龄化不过是‘扬汤止沸’”[7]。邬沧萍的这一观点与翟振武以前提出的观点完全一致，我在2006年就驳斥了翟振武的这一观点以及其他更为荒谬的观点[8]。

其他主流人口学家也一样，在国际国内权威刊物发表了很多文章，但是却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比如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中国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但是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曾毅等人在权威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是女婴漏报。国家计生委在1994年公布的《关于防止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的意见》中指出:“一些专家和有关部门认为,80年代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统计数字偏高的主要原因是瞒报、漏报出生女婴,在高出正常值的统计数字中大约有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是瞒报、漏报女婴引起的”，国家计生委的这一观点就是采用曾毅等人的分析结论和观点。现在证明是错误的，连国家计生委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出生性别比确实严重失衡。他们的错误理论导致中国错过了治理性别比的时机。

1992年调查第一次出现低生育率时，曾毅等主流人口学家在国际国内权威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是出生漏报。他们的“成果”误导性非常大，国家计生委一直用类似的思路一次次将1.2到1.3的超低生育率篡改成1.8，从而一再阻止了人口政策调整。现在证明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漏报”的孩子并没有找回来，国家统计局多次调查和人口普查结果都显示当年确实是低生育率。

胡鞍钢在1980年代就断言中国人口上限，为计划生育提供理论依据。1999年胡鞍钢向中央提出“十五”计划制定的建议：继续计划生育，不能因城市老龄化改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应保持其稳定性和连续性[9]。

海涅说过：“我相信妨碍大多数德国学者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论述宗教和哲学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缺乏才能。我相信他们不敢把自己思维的种种结果告诉人民，是由于他们对这些结果有所顾虑。”现在一些学者只敢提二胎，是因为他们对停止计划生育有顾虑。比如现在曾毅、胡鞍钢等人又臆想调整人口政策会出现堆积高峰，不利于人口平稳发展，提出“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这一看似开明的建议，其实是让现在的绝大多数育龄人口基本没有生育二胎的机会）。曾毅说：“我在很多学术会议上也反复的强调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人口增长一定要非常慎重，千万不能够“一窝蜂”的一下子来个突然的改变，因为人口问题有一个关系，而且可能会产生堆积的问题，如果你突然一下子把政策放宽，大家都来生男孩，那你这个麻烦了，一两年之内产生生育高峰，大批的孩子就集中到这一两年，等这些孩子长到4、5岁要上幼儿园了，幼儿园紧张，上小学了，学校没有，但是等这些人一过了，你新盖的又空了，整个社会会带来很大的混乱，所以我非常赞成现在政府的决策就是要慎重，要充分的研究，要充分的试点，逐步的来完善，而且我一直主张要继续抓紧晚婚晚育这个人口问题治理和把关，因为有晚婚晚育就不会造成这种堆积，造成这种短时间的失控。”[10]胡鞍钢说：“调整生育政策，至少需要花一代人时间，并且需要精心设计，同时要由国家人口计生委支持和监督，总结经验、稳步实施，不应急于一下子推开，以免引起国内外强烈震动。”[11]

由于“学术爬蚤心态”，这些年来一些开明派学者胆战心惊地多次向中央建议，“在国家计生委指导下”，“经过试点”，“先点后面”，有条件地逐步放开二胎，防止多孩。他们的建议甚至还不如纪宝成的提议。依照他们的“试点”、“逐渐过渡”的观点（1980年代，八百多万人口的二胎试点，一试就二十多年，难道还不够？），1970年代出生的根本没有生育二胎的希望。

而计生委系统和保守派人口学家却“非常自信”，他们也给中央上了书，呼吁稳定现行政策不动摇。最后中央采纳的是保守派的观点。“十一五规划”时人口政策纹丝不动。中国社科院全部委员程恩富与一些保守派人口学家合作，更是得出了要实行比现在更加严格计划生育的结论。程恩富在2009年全国人大会议上“理直气壮”地正式提交了“城乡一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建议，并在媒体高调宣传[12]。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教授认为计划生育计划掉了3亿多人，但还不够[13]；魏津生魏津生（国务院参事、国家计生委人口杂志社社长）认为现行生育政策在“十二五”甚至更长的时间内都不能变[14]。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更是提出要将中国人降低到3亿。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杨支柱先生感叹说：“没研究的气壮如牛，有研究的心惊胆战”。

笔者对人口学界的这种保守观点虽然也一直很气愤，但是也还是有一些理解。因为就像三只小猪的故事一样，大家都是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笼子里面的小鸟，农民和自由职业者是稻草笼子里的小鸟（毕竟还有相当部分勇敢的小鸟能够冲出笼子），公务员、国企单位的员工是木头笼子的小鸟（冲出笼子的可能性大为减少），而人口学界是铁笼子里面的小鸟。中国人口学会的名誉会长、会长都是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常务副会长是国家计生委副主任，人口学界的所有利益都捏在计生委手上，人口学学界向中央的一些提议都还是委托计生委代为提交的；人口学界超生率都几乎为零，就更加没有从理论上冲出笼子、颠覆笼子的能力和勇气了。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总结说：“须知碗中肉，常赖嘴定夺“，“苟且偷生真要义，理直气壮说假话。”稻草笼子和木头笼子的绝大多数小鸟连超生都不敢，那么也就不要过于苛求铁笼子的小鸟的勇气了（他们在笼中叽叽喳喳叫几句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他们需要有比常人更大的勇气才能做到这一点）。只能说，大家都不容易！

由于人口问题的高度远远高于铁笼子，而铁笼中的小鸟连笼子都没有冲出过，更没有在人类屋顶上站过，那么也就别指望他们对人口问题有什么前瞻性的观点了（从人口学泰斗邬沧萍、中华人口奖获得者曾毅等人的观点就可见一斑）。因此颠覆笼子的任务根本不能苛求铁笼中的小鸟（他们如果能够使上一点力就不错了），而只能指望铁笼外的力量（非人口学科）。但是比较滑稽的社会现实是，铁笼外的民众、社会贤达（包括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和媒体人士却反而一个劲地往铁笼里钻，附和着人口学界的二胎方案，给人一种假象：只有独生子女政策是错误的，而二胎方案是正确的。

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这些年来，人口学界胆战心惊地提了很多个“逐渐过渡”的二胎方案，但是在计生委和保守派人口学家的大胆狙击下，人口政策纹丝不动（“无所得矣”）。如果人口学界真的是想调整人口政策，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心安，那么就不应该只提放开二胎了！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学家是“纯粹的江湖骗子”。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讲过:“我学习经济学是为了不受经济学家们的骗。”其实在国际上，人口学比经济学更加不成熟，所有人口理论的实践者（如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伊朗、越南、中国大陆），从长远看，都是受害者。而没有受人口理论影响的印度、巴西等国，却相对来说能够保持比较好的人口结构。这是因为国际人口学也是建立在马尔萨斯理论基础上的，国际主流人口学家也不过是马尔萨斯笼子里的小鸟，现在这些小鸟们仍然通过联合国人口基金发出共鸣声：呼吁发展中国家积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

药理学虽然也出过错，比如反应停事件，但是如果没有药理学这个学科，不可能有大量新药研制出来，因此整个学科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如果从来就没有人口学这门学科，世界人口问题不会比现在差。韩国人口政策调整也因为人口学家的参与而变成了夹生饭。就是说，人口学的过去是黑暗的，是一门不应该存在的学科。人口政策攸关每一个家庭的利益，涉及到很多学科内容，对人口政策调整最没有发言权的恰恰是人口学界。

可见，主流人口学家根本没有为人口政策调整提供正确建议的信用。他们过去的观点一次次被证明是错误的，为什么现在还迷信他们的观点？

五、学者的职责是告知真相

学者的职责是根据事实判断，而不是根据价值判断。 学者的作用是告知真相，高举明灯，引导民意，而不是跟着民意走。虽然普通老百姓和决策层暂时不一定走得那么远，但是如果有明灯在那里，至少让大家知道了方向。如果学者提前“妥协”自己的观点，等于自己将水搅浑，那么决策层和公众怎么能够知道人口真相？

一些学者以为“妥协”容易为决策层接受。而另外一些人口学家与其说是为了政策连续，为了让政府容易接受，不如说是自己的认识不足，缺乏反省过去观点、与过去错误观点决裂的勇气。他们表面上是为政府找台阶，其实是为自己找台阶，将责任往决策层推。与其说是妥协，不如说是“误导”。人口学界妥协了十多年，也误导了十多年。民族的衰亡往往从学者的短视开始！人口学家要学“发扬”的左宗棠，不要学“忍耐”的李鸿章。

有什么样的认识水平，就有什么样的结论。梁中堂1979年就反对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代提出用二胎方案替代独生子女政策；李建新教授多年前也提出放开二胎。在当初那种时代背景下，他们提出二胎方案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认识的深入，梁中堂明确提出“不如让人们自由决定婚育”[15]，李建新提出“开放生育政策，天塌不下来！”[16]

战略的准确比战术的精确更为重要。战术能力是可以通过学习而提高的（名校出经理），但是战略能力却不容易通过学习而提高（只有10%的企业家毕业于名校）。但是中国的学界普遍“重战术”而“轻战略”。梁中堂在战术能力可能不如宋健、邬沧萍、曾毅、翟振武等人，但是在战略上他却远远比宋健、邬沧萍、曾毅、翟振武等人站得更高。比如曾毅的“二胎晚育软着陆”，有数据有模型，完全可以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好几篇文章，但是从战略角度看，还不如梁中堂1980年代的二胎方案。梁中堂1980年代的二胎方案虽然也是妥协方案，但是相对于独生子女政策来说是进步，尤其是在当时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下，梁中堂教授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并积极上书让中央采纳他的观点试点，其道德勇气和政治勇气是非常令人敬佩的！现在停止计划生育也难以防止人口锐减，而网络民意也已经觉醒，停止计划生育的呼声已经很高，笔者的停止计划生育的提案在2009年人民网E两会3691个提案中高居榜首[17]。这个时候提二胎方案从微观上看似乎仍然是进步力量，但是从宏观上看其实是阻碍力量了。民意可用，要利用强大的民意果断停止计划生育，而不要将停止计划生育的民意稀释成“放开二胎”。

学术研究（research）本身就是探索的过程，Search + search = research。尤其是中国人口学生存环境非常差，在过去那种为计划生育服务的宏观指导思想下，学者得出一些错误结论是难免的，不必苛求他们过去的观点都正确。人口学者应勇于修正自己过去的一些观点，而不必有太多的顾虑。应该面向未来，而不应拘泥于与过去观点的衔接。人口学必须浴火重生，学者要勇于冲出铁笼、违师背祖（中国人口学的祖师是马尔萨斯、马寅初、宋健、田雪原等人），而不能抱残守阙。梁中堂、郭志刚、陈友华、穆光宗、李建新等人也确实是在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的，开展独立研究，他们让人敬佩和感动！还有更多的年轻学者正在“违师背祖”，他们是中国人学的希望！

中国人口学的当务之急是逆转研究方向，摆脱新马尔萨斯人口论束缚。方向转变之后，中青年人口学者再精刻细雕，完善新人口理论。旧人口学是一门走入死胡同的学科。新人口学却有光明的未来，由于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高度相关（比如美国的保险业就高度重视人口结构），今后的人口学将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

六、放开二胎将使得人口政策变成夹生饭

人口是国家的根本。从历史角度看，现在人口政策微小的差异，其后果的差异都是巨大的。人口政策的失误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纪宝成校长提出三五年之后才全面放开二胎，对于这个二胎政策到底延续多长，没有下文。我想作为一项政策，至少需要稳定10年（如果二胎政策只执行三五年的话，那还不如一次性停止计划生育），也就是到2025年左右才有望停止计划生育。人口学界的“逐渐过渡”比纪宝成还要保守。汪苹委员2009年的提案比纪宝成的提案要开明，她提出现在立即放开二胎，在20至30年间，逐步放开至没有生育限制。依照汪苹委员的提案，也要到2030年之后才能完全停止计划生育。

目前20-29岁育龄妇女超过1亿，但是每年出生人口只有1300万左右。而从2010年开始，20-29岁育龄妇女人数将直线下降，到2025年只有6000万（每年600万），下降40%。即便放开二胎，生育率也难以稳定在1.6。就算以纪宝成教授的1.8的生育率计算，那么每年出生人口也将从1800万急剧下降到2025年的1000万左右。而从1950年代直到1991年，除了大跃进几年外，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或者以上，其中1963年到1974年这12年平均每年出生2600万，有生就有死，等到1950年代出生的人开始死亡，中国将出现一个长达几十年的人口“泄洪”期，中国每年死亡两三千万，是现在的两三倍。放开二胎不但近期都难以防止人口减少，并且将使得今后的育龄妇女数量不足，无法应对人口泄洪。

笔者一直认为，多样性非常重要，笔者在新华社《环球》杂志2009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文章：《多样比完美更重要》[18]。陈友华教授认为生育的多样性尤为重要。生育的多样性是人类能够繁衍下来的重要保证，古代很多妇女生育十多个，但是也有很多妇女的孩子全部夭折，由于生育的多样性，人类社会能够繁衍下来了。对于现代社会来说，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现在美国有生育18个孩子的夫妇，但是更有大量单身和丁克，由于生育的多样性，使得美国生育率能够稳定在2.1附近。韩国现在生育率只有1.1，但是仍然有生育13个孩子的夫妇；如果韩国没有生育多样性，那么韩国的生育率将连0.8都达不到。而二胎方案与独生子女一样破坏了生育的多样性，中国生育率根本不可能如纪宝成所说的稳定在1.8，而是不断下降，在可预见的将来将连1.1都难以维持。

放开二胎，不能有效“稀释”光棍问题。独生子女政策以来，性别比不断攀升。1980年以后的出生人口中，累计男性比女性多出3000万以上。这三千多万光棍的存在将使得今后家庭不稳定，很多家庭将长期处于内战状态。而解决性别比问题，除了停止计划生育外（通过婚姻的时差现象），别无他法。仅仅放开二胎是不够的。1980年到2009年是“制造”光棍的年段，这个时段的育龄母亲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育龄妇女高峰，而2010年开始，育龄妇女将急剧减少（2025年的20-25岁育龄妇女将不到1992年的一半），所生女孩数本身就少，而积累的光棍数是三千万。如果仅仅只是放开二胎的话，所生的女孩绝对数更是非常有限，更难以稀释积累的男光棍。

放开二胎，由于大幅增加出生人口，不能有效缓解老年化。

放开二胎，生育权只得到部分归还，还有很多问题（如强制结扎、上户口、准生证、罚款等）是无法解决的。现在农村有一半的人本来就可以生二胎，仅仅放开二胎的话，这一半农村人口根本没有获益。

七、当断立断，果断停止计划生育

韩国1962年开始提倡二胎，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急剧下降，1990年代初期只徘徊在1.65左右。1996年韩国总统金泳三调整人口政策，放开对生育的限制，这本来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政绩。但是可惜的是，在人口学家的误导下，强调“政策连续性”，担心会出现“堆积生育高峰”，滑稽地将目标生育率定在1.6，提出要“稳定低生育率”、“关爱女孩”，缩手缩脚，没有逆转生育文化，没有出台提升生育率的的政策，韩国的人口政策变成了夹生饭，生育率不升反降，生育率下降到2000年的1.47和2005年的1.08。本来金泳三有望因为调整人口政策而成为韩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但人口政策调整变成夹生饭，没有任何政绩可言。

台湾、新加坡等地的人口政策调整也静悄悄了，没有逆转生育文化，以致生育率不断下降，现在只有1.1左右了。

韩国、台湾、新加坡、伊朗等地仅仅是因为提倡二胎，生育文化就已经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强制性独生子女政策已经三十年了，漫天铺地的计划生育宣传已经使得少生文化在民众心里根深蒂固。从长阳、五峰、新疆建设兵团等地情况看，仅仅放开二胎根本无法撼动生育文化，也因此难以真正提升生育率。

笔者担心的是，即便中国真的停止计划生育，但是用一个肯定过去计划生育的成就、平稳过渡的方式，由于不能触动生育文化，那么今后生育率也很难提升。今后鼓励生育的任务非常艰巨。

人口政策的调整不要拘泥于政策连续性，不要先仅仅放开二胎（尤其是不要采纳“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过五、十年又调一次人口政策。老子曾经说过，“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左传》叔向也说，“国将亡，必多制”。频繁地改动法制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容易让利益集团“挟法以自肥”。仅放开二胎一方面对政策没有震动力，一方面将使得人口政策调整变成夹生饭，今后将非常被动。即便真的放开二胎，很快就会形成制度定势，漫长的时间内又将难以改正。1980年代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依照一些中央高层的说法，是只能实行15年（邓小平等领导也说只能实行30年），并且在13大报告中根本没有提"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但是一旦形成利益集团，制度就必然形成定势，独生子女政策快30年了还没有废除；八百万人口的二胎试点，二十多年了，还只是试点。

由于计生委和人口学界的阻拦，中国早已错过了最佳的停止计划生育的时机，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已经太晚了，如果再用“二胎方案”耽误一段时间，那么是万劫不复了！

计生委利益集团的阻拦是天然的，根本不必看他们的眼色。关键是需要依赖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3月13日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也指出，中国的人口优势是发展的重要条件。人民网和新华网等官方论坛都允许讨论“停止计划生育”。可见停止计划生育的阻力不在高层，而在计生委和人口学界。

2008年国家部委编制调整，国家计生委缩编到只有143个，不到国家发改委的1/7，是所有部委中最少的。国家计生委也说，全国计生系统也只有50万（相当部分还是兼职）。撤销计生委并不是难事。并且不能因为顾忌到这50万人的利益，而每年损失数百万可世代相传的人口。对于社会来说，停止计划生育和放开二胎的冲击力是一样的。对于决策层来说停止计划生育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政绩，而放开二胎将使得人口政策变成夹生饭。停止计划生育的阻力不见得比放开二胎大（停止计划生育，等于无视计生委；放开二胎，时刻面临计生委的阻力）。

当年大跃进的时候，如果当时决策层采纳学者“妥协”、“政协连续性”的观点而逐渐过渡政策，那么情况会怎么样？人命关天的事情能够“过渡”吗？

因此这次人口政策调整要面向未来，高调停止计划生育，轰轰烈烈，给大众一击惊醒，逆转生育文化。

注释：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5/04/content_91692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