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政客降低台湾生育率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投票1月14日结束，马英九连任。我认为，台湾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超低生育率。据2011年8月16日中新网报道，根据台湾“内政部”统计，2010年台湾新生儿总数较2009年减少24424人，仅为166886人，总生育率更从2009年的1.03骤降至2010年的0.895，等于平均每位妇女只生0.895个小孩。

众所周知，台湾现在不但没有像中国大陆那样限制生育，相反，台湾现在还鼓励生育。那么，台湾生育率为何如此之低？是不是因为以前实行过“提倡少生”的政策？下面我们来比较印度、俄罗斯和台湾的人口政策和生育率：

其一，印度早在1950年代就开始实行“提倡少生”的政策，到现在还没有改变，而印度的生育率在2010年仍达到2.65；

其二，俄罗斯（以及前苏联）长期鼓励多生。然而，从1960年至2000年，俄罗斯（以及前苏联）的生育率总趋势是不断下降：1960年总和生育率为2.52，1970年下降到1.99，1980年下降到1.89，2000年下降到1.21。近年来，俄罗斯生育率有所上升，但仍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其三，台湾在1960年代开始实行“提倡少生”政策，1970年台湾生育率为4.0。在1990年代，台湾人口政策开始发生转变，提倡“适龄结婚，适量生育”，近几年更进一步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长期鼓励多生的俄罗斯，生育率反而远远低于长期提倡少生的印度。近几年台湾鼓励生育，生育率反而远远低于提倡少生的1970年。可见，台湾生育率下降，主要原因是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人口政策。

那么，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高于台湾，但为何它们的生育率并没有台湾那么低呢？我在2011年第17期《南风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以制度改革应对未来人口结构危机》已说过：“人类发展指数(HDI)与生育率成反比，这种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但HDI也存在一些缺陷，没有考虑到性别因素。更准确的说法是：性别发展指数（GDI）与生育率成反比。衡量性别平等和妇女地位的指标，除了GDI之外，还有一个指标是性别权力测度（GEM）。构成这个指标的三个变量是：（1）女性在行政和管理职位中所占的百分比；（2）女性在专业和技术职位中所占的百分比；（3）女性在议会席位中所占的百分比。”

世界上的国家和地区之中，很少有台湾地区的女政客占的比例那么大。小小一个台湾，著名的女政客却不少，例如：陈文茜（曾任民进党文宣部主任）、郑丽文（国民党政策会副执行长）、邱议莹（被媒体称为“最美丽的立委”）、高金素梅（台湾“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员”）、柯淑敏（亲民党“立委”）、萧美琴（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谢欣霓（民进党文宣部主任）、陈菊（高雄市长）、李纪珠（台湾“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淑容（曾任国民党青年部主任及国民党发言人）、赖幸媛（台湾“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等等，更不用说前“副总统”吕秀莲以及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了。其中很多女政客都是不婚不育，在生育文化上，为台湾妇女树立了负面的榜样。

台湾生育率在2010年降低到0.895的有史以来最低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台湾生育率将来不会回升。例如，1986年台湾生育率下降到1.68，但1988年又回升到1.85；1998年台湾生育率下降到1.47，但2000年又回升到1.68。据2011年8月16日中新网报道：台湾“内政部长”江宜桦表示，随着经济景气回升、2012年是龙年等因素，2011年1到7月的结婚对数、生育数已较2010年增加一成以上；加上持续推动各项改善婚育环境政策，2011年总生育率一定会回升。

当然，即使台湾生育率在未来几年有所回升，预计也会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那么，几十年之后，台湾生育率是否会回升到世代更替水平呢？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迄今为止，生育率回升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寥寥无几，例如美国和法国：1976年，美国生育率只有1.7，本世纪初回升到2.1；1994年，法国的生育率只有1.63，2010年回升到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