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紅利的盛世危言--【南風窗】

3月份航空雜誌【東方養生】發了一篇對我的採訪文章。

【環球時報】英文版5月19日發表了對我和陳友華的採訪。

http://www.globaltimes.cn/NEWS/tabid/99/articleType/ArticleView/articleId/656998/Maternity-wards-packed-as-national-birthrate-holds-steady.aspx

【MOMENT瞬】雜誌在7月份發表了一篇對我的採訪文章。

【鳳凰周刊】採訪文章還不知是否發表。

下面是【南風窗】的採訪我和其他學者的文章。我對文章中的一些觀點並不認同。比如我並不認同顧寶昌所說的『50~60年代的生育率過高、人口增長過快以及「文化大革命」帶來的國民經濟的崩潰』。也不認同原新的『預期未來的人口變動將以少年兒童人口規模相對穩定』、『1992年，中國人口生育率達到世代更替水平（即生育水平為2.1），意味着下一代人口相對於上一代不增加也不減少。』

中國育齡婦女從2010年開始減少，20-29歲婦女到2025年下降40%，意味着中國的兒童規模將急劇減少，怎麼可能『相對穩定』？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1992年生育率只有1.68；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推測，1991-1995年的平均總和生育率只為1.7。1992年生育率怎麼可能有2.1？即便真的是2.1，也不是世代更替水平，因為只有發達國家的世代更替水平才是2.1，而中國的嬰幼兒死亡率遠高於發達國家，出生性別高達120，怎麼可能是2.1？我反覆駁斥過他們，但是看來主流人口學家的觀點很難改變。

  人口紅利的盛世危言

http://www.nfcmag.com/articles/3076/page/1 

作者：本刊記者邢少文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11-08-15 

 2010年4月底，國務院公佈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結果所顯示的中國人口結構轉變速度之快，印證了許多人口學者的擔憂，也超出了許多人的想像。

　　生育率繼續下降、老齡化速度加快的人口結構變化的呈現，對於中國這個世界頭號人口大國來說，蘊含着巨大的經濟、社會結構的可能性變化。

　　雖然在人口學界至今仍然爭論於數量巨大的人口對中國而言是壓力還是紅利，但一個不可否認的現實卻是，在過去的30多年中，規模龐大的勞動力大軍成為中國經濟實現快速增長的一大有利因素。

　　伴隨着人口結構變化，坐享人口紅利的時代在不久的將來將一去不復返，這即將發生的劇烈變化，意味着什麼？

　　人口結構的轉折

　　『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為原來關於人口問題的很多爭論提供了實證的答案。結果表明，對中國人口結構正在發生的根本性變化，此前的認識是滯後的。』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顧寶昌對本刊記者說。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中國大陸總人口為13.4億人，其中0~14歲少年兒童人口2.22億，佔16.6%，15~59歲年齡人口為9.4億，佔總人口比重70.14%，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總量增至1.78億，人口老齡化水平達到13.26%。

　　數據顯示，0~14歲人口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個百分點，同時，60歲及以上人口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個百分點。

　　『預期未來的人口變動將以少年兒童人口規模相對穩定，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遞減和老年人口規模迅速擴大為主要特徵，人口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對記者說。

　　在此之前，生育率下降和老齡化的問題已在人口學界引起擔憂。目前的生育率水平已低於官方宣稱的所謂1.8的警戒線；按照聯合國的定義，65歲以上老齡人口佔總人口比例超過7%，即進入老齡化社會。

　　1992年，中國人口生育率達到世代更替水平（即生育水平為2.1），意味着下一代人口相對於上一代不增加也不減少。此後，生育率水平一直在世代更替水平之下緩慢下滑，至今已經持續了約19年的低生育率，原新根據六普少年兒童人口規模推算，生育率水平在1.5左右，已經接近超低生育率。

　　『50~60年代的生育率過高、人口增長過快以及「文化大革命」帶來的國民經濟的崩潰，形成了我們對人口問題的認識，即通過降低過高的生育率來放慢人口增長速度，但目前我國的年人口增長速度在5‰以下。人口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要求我們對原來的認識進行反思』。顧寶昌說。

　　人口老齡化進程是伴隨着少年兒童人口佔總人口比例的減少而實現的。1953年，中國老年人口為0.45億人，只是0~14歲少年兒童人口的1/5；至2010年，老年人口數量增加到1.78億人，相當於少年兒童人口的4/5。

　　新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3次人口出生高峯期，分別在1950~1957年，1962~1963年，1964~1971年。『50年代生育高峯期的這一代人現在正在步入老齡化，從時間上來看，在整個『十二五』期間，老齡化的速度還會繼續加快。未來30~40年，變動將會是最為劇烈的。』原新說。

　　這樣的人口結構變化對於中國而言，顯然過快。六普數據顯示，中國的總人口撫養比為34%，少兒撫養比為22.3%，老年撫養比為11.9%。而此前聯合國的預測是，到2015年中國少兒撫養比為27%，老年撫養比為13%。可以看出，中國的少兒撫養比下降速度早已明顯地快於聯合國的預測。

　　『大學招生現在都在搶生源，許多中小學校都關閉了，這種人口結構的變化從我們身邊就能感受得到。』顧寶昌舉例說。

　　人口紅利的消退

　　從第六次普查數據來看，年輕勞動力的減少速度也在加快。根據統計，與2000年相比，2010年中國20歲至29歲年輕勞動力的規模已縮減了近15%。

　　人口結構所發生的變化，必將對中國經濟增長形成影響。基於人口結構變化所帶來的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分析，在經濟學上用人口紅利一說或許更能有效地進行描述。

　　所謂人口紅利，其核心是勞動人口和被撫養人口之間的比例，勞動人口比例越高，撫養比例越低，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較充足的勞動力供應，並保持較高的儲蓄率，能夠減少經濟發展中資本邊際遞減帶來的影響。

　　在過去的40年中，由於經濟和計劃生育政策影響下的生育水平的降低，在老齡人口沒有加速增長之前，為中國經濟提供了30多年的人口紅利，大量勞動密集型企業將中國的就業率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之上，在土地、技術、資本等要素之外，成為了另一個驅動經濟增長的要素。

　　『改革開放的30多年，正好處在人口轉變的這一區間，創造了人口要素的比較優勢，因此可視為人口紅利期。』原新說，『但這只是一個機會，將人口機會變為人口紅利現實，需要綜合的因素，錯過這一機會的國家也大有人在。』

　　而人口結構變化所帶來的人口紅利消退經驗在東亞國家特別是日本的身上也得到了驗證。

　　在1960年代後期，日本總撫養比穩定在45%左右，這種均勢一直持續到1990年代初期，這段時間是日本的輝煌時期。但是由於年輕勞動人口的不足，老年撫養比不斷增加，總撫養比在1990年代開始不斷攀升，也成為日本經濟因此步入長期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

　　『計劃生育政策加速了這種人口轉變的速度，使得人口紅利來得快，結束得也快。』原新指出。

　　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豐指出，日本、韓國、中國這3個東亞國家與西方國家相比，人口轉變的過程都更快，尤其是韓國與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歷史相比，中國的死亡率下降速度非常之快。人均期望壽命從40歲上升到70歲用了不到50年時間，而西方國家歷史上均用了100年左右時間。中國婦女生育率從每人生5個降到生兩個用了25年時間，西方國家用了約75年。

　　這種人口結構變化的時間之短，也導致未來中國人口紅利的消退更早地到來。根據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等人通過對撫養比的測算研究，人口紅利的轉折點將在2015年到來。

　　『中國的人口特徵是「未富先老」，「先老」意味着人口結構發生變化，老齡化開始了，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下降了，意味着我們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開始喪失，「未富」意味着我們的技術還沒有走在世界的先進行列，技術密集型的產業也沒有比較優勢，老的比較優勢開始喪失，新的比較優勢遲遲不能獲得，處於比較尷尬的境地。』蔡昉認為。

　　認知的分歧

對於人口結構轉變所可能給中國經濟帶來的衝擊，經濟學家對此或許更為敏感，而在人口學界，對於這種變化的分析卻並不一致。不同的認知，對於中國人口結構變化所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評判相差頗大。 

有部分人口學者認為，中國過去30年的強勁發展，反映的是勞動生產率的快速增長，勞動力供給的數量扮演的是一個更無關緊要的角色。勞動生產率大幅提升的催化劑是中國政府自上世紀80年代初以來進行的深入的體制改革。勞動力素質比勞動力數量更重要，人口多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更多是壓力，而不是紅利。

　　對此，王豐則認為，『人口紅利是由於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產生的勞動力供給變化與勞動生產率兩者相互作用而產生的。中國過去30年來的經濟增長是兩者共同作用的結果。兩者並不互斥。』

　　『就業是由經濟發展決定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靠減少人口來解決就業。歐盟國家年輕人失業率在20％以上，而這些國家的生育率都已經很低。』他對記者說。

　　『勞動力素質和勞動力數量之間並不矛盾，中國的經濟發展基礎就是從勞動密集型企業上起步的，中國的就業率比印度高很多，印度雖然推崇軟件業等高端產業，但很多的低端勞動力就業問題仍然解決不了。』原新說，『不能把人口數量和人口結構割裂開來看，生產率的提升仍然不能替代勞動力數量的問題。』

　　同樣的問題來自日本，在人口紅利期消退之後，日本的勞動率並沒有發生大的變化，但人口結構的變化，特別是勞動年齡人口的縮減已給其經濟造成了巨大的影響。

　　顧寶昌則認為人口現象往往是通過綜合的形式表現出來的，關於人口紅利的爭議並不能掩蓋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和社會結構所造成的影響，『沿海城市的民工荒是一種結構性的勞動力短缺，第一代農民工已經差不多50歲了，年輕的勞動力供應不再像過去那樣供不應求。』

　　『並不否認經濟結構要進行轉型，但勞動力隊伍的老化仍然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影響，年輕勞動力一年比一年減少，不應該用整體勞動力規模仍然龐大來掩蓋或否定年輕勞動力不斷減少的趨勢。』他說。

　　『有人說勞動力短缺將會促使中國產業升級，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這種看法並不正確。』人口學者易富賢對記者說。在他看來，其實產業升級減少的只是對第二產業的勞動力需求。而中國目前第二產業從業人員占勞動力的28%，與發達國家基本一致。第二產業是國家的核心競爭力，如果過度降低，也意味着國力的下降。中國需要的不是降低第二產業的比例（只是需要優化結構），而是增加第三產業從業人員。

　　第三產業對人口素質的要求更高，對勞動力的需求更大（發達國家70%的勞動力從事第三產業）。中國農村勞動力仍然『過剩』，還佔總勞動力的38%。但過剩的是中老年勞動力（由於年輕勞動力的不足，使得老年勞動力比例顯得過大），他們既不能補充第二產業，又不能補充第三產業。

　　此外，還有一些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由於沒有兄弟姐妹的分擔，只能留在農村照顧父母。中國現在出現了這樣一種怪局面：由於年輕人口的不足，第二產業無法補充，第三產業更加發展不起來，農業人口卻又無法轉移。　　

　　未知的挑戰

　　『對未來趨勢的爭論在人口普查數據的面前是很蒼白的。中國正在發生的人口變化是我國過去幾千年歷史中前所未有的。』顧寶昌說。

　　在中國的歷史上，有過人口低增長的時期，但從來沒有過超低生育率的時期，而由低生育率導致的老齡化目前所看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另一方面，從人口普查的結果來看，中國的城市化已經跨過歷史的分界線，社會結構從農村為主轉向了城市為主，人口遷移、流動上發生的變化，這對將來中國經濟和社會結構的影響都將是巨大的。

　　『現在的農二代和農三代跟他們父母輩的需求已經不一樣，而隨着中西部發展速度的加快，勞動力的就近移動也成為常態。』原新認為這也是人口結構變化對產業轉移和出現諸如富士康自殺事件和『工潮』現象的人口因素。

　　這些人口結構變化所帶來的影響已逾越了人口學和經濟學，成為一個社會形態的變化。而依靠單獨的人口政策，並未能進行有效的改變。

　　但這些人口結構上的變化並沒有在『十二五』發展規劃綱要中得到政策上的體現，『說明我們對即將到來的挑戰認識不足，這種轉變並不一定就是壞事，但對此我們還缺乏認識、準備和經驗。』顧寶昌說。

　　『人口結構的變化有其規律，生孩子是一個周期，並不像中國缺少糧食就可以從國外進口一樣，勞動力短缺的問題並不是通過國際勞工就能解決的。』原新指出。

　　『即使生育政策調整了，也不見得就能解決將面臨的史無前例的人口挑戰。但如果生育政策都不準備調整，說明我們對面臨的人口挑戰及其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深刻影響缺乏起碼的認識。』顧寶昌說。

　　『生育率下降帶來的人口紅利是不可重複的。』王豐認為。而顯然，以犧牲一代人的健康、養老和下一代人的教育為代價的人口紅利已然很難再長久持續。高儲蓄率，廉價的資金成本支撐的外向型和投資型經濟也面臨轉型，人口紅利所帶來的經濟增長財富獲得的分配不均也導致了未富先老的改革瓶頸。

　　不思改革的代價，可能將伴隨人口結構性矛盾而帶來一系列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