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口結構看重慶『分蛋糕』和廣東『做蛋糕』--【經濟觀察報】

2010年12月19日至20日，在重慶市市委、市政府召開的全市經濟工作會議上，薄熙來書記指出要邊做『蛋糕』，邊分『蛋糕』，『蛋糕』分得公平，做『蛋糕』的人才有積極性，『蛋糕』才會做大。

而在2011年7月10日召開的中共廣東省委十屆九次全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省委書記汪洋則表示，『分蛋糕不是重點工作，做蛋糕是重點。』

有人說，重慶蛋糕小，更應做蛋糕；廣東蛋糕大，更應分蛋糕。其實從人口結構角度看，汪洋、薄熙來此舉都是高瞻遠矚的。

重慶相當於一個中等農業省，經濟起步晚。重慶2009年戶籍人口數就達到了3276萬人，但是2010年人口普查顯示重慶常住人口只有2885萬人（比2000年的3090萬人還少），說明重慶有400萬左右青壯年人口在東部發達地區打工。由於年輕人口外流，重慶常住人口中65歲及以上老人占11.56%，高於全國平均的8.87%。如果像東南沿海那樣先做好蛋糕再分，那麼誰會留下來等30年再分蛋糕？大量勞動力將繼續外流到東部沿海地區，留守兒童、留守老人將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很多地方（尤其是渝東南山區）將成為老弱病殘基地，需要政府扶貧，不如分蛋糕提高大家自救能力。作為後發地區，『邊做蛋糕，邊分蛋糕』是重慶的正確選擇：有蛋糕分了，就能留住勞動力；留住勞動力，就能吸引企業將蛋糕做大。並且重慶的勞動力主要是本地人，分蛋糕肥水不流外人田。

而廣東情況剛好相反，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經濟起步早，吸引了全國的年輕勞動力，現在仍然是流動人口第一大省，流動人口占據全國的1/3。2010年人口普查顯示廣東常住人口為10430萬人，同2000年人口普查的8642萬人相比，十年增長20.69%（全國只增長5.84%，四川等西部地區人口負增長）。但2010年廣東戶籍人口只有8500萬人。就是說廣東有數千萬外來青壯年勞動力，在他們的稀釋下，廣東省65歲及以上老人只占常住人口的6.75%，低於全國的8.87%。以深圳為例，2010年末，深圳市常住人口超過1300萬，但本地戶籍人口僅為250多萬人。就是說廣東利用了全國的廉價勞動力做好了蛋糕。廣東如果是封閉系統，早就應該分蛋糕了；但由於是開放系統，全國三分之一的流動人口在等着分廣東的蛋糕，必然遭到本省受益者（包括掌握政治和輿論資源的精英）反對。因此廣東的蛋糕還真不好分。

從全國角度看，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是人口東流。以上海為例，2010年常住人口為2221萬人，其中戶籍人口只有1412萬人。北京也一樣，2010年戶籍人口為1257萬，外來人口704萬，總人口1961萬，提前10年突破了國務院批覆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2020年）】所確定的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總量控制在1800萬人的目標。由於城市規劃滯後，東部出現嚴重的城市病，房價高，交通擁擠，不意願生孩子；而西部卻出現了大量的空巢村鎮，日益貧困化，養不起孩子。2010年人口普查顯示1996年以來全國生育率只有1.4左右。

現在重慶分蛋糕，提高城鄉居民收入，鼓勵農民工轉戶進城，深化住房、土地制度改革。重慶此舉，有利於遏止人口東流。實踐證明重慶模式是成功的，比如2010年重慶的GDP增長率為17.1%，高於東部地區的廣東（12.2%）、上海（9.9%）、北京（10.2%）、浙江（11.8%）。2010年重慶直接利用外資63.7億美元，占全國6.0%（人口只占全國2.2%）。重慶正由勞務輸出地逐步變成勞務需求地。而就地務工的綜合收益比去沿海打工要高，既能照顧孩子和老人，還可以節省交通成本。

如果東部發達地區也這麼分蛋糕的話，那麼必將加速西部人口的東流，廣州、深圳不要幾年就要成為超級大城市，全國生育意願將繼續下降。東西部經濟差距不斷拉大，不利於中國西部的人口和國防布局，也不利於西部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和民族團結。

重慶與全國發展水平基本一致，重慶做/分蛋糕更能代表全國的發展方向。但是廣東做蛋糕從人口學角度卻有更深層意義。

我們先分析一下中國的人口結構。蔡昉一直認為『計劃生育降低了總撫養比是人口紅利』，最近還認為：『中國的人口撫養比將在2013年達到最低點，然後上升，人口紅利喪失。』總撫養比是兒童撫養比（0-14歲兒童與15-64歲勞動人口之比）與老年撫養比（65歲及以上老人與勞動人口之比）之和。其實兒童撫養比是投資，老年撫養比是還債，降低兒童撫養比必將增加未來的老年撫養比，將二者混在一起很容易掩蓋人口問題的嚴重性。比如日本在1960和2010年總撫養比均為56%，但1960年兒童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分別為47%、9%，經濟充滿活力和希望；而2010年則分別為21%、35%，經濟已經持續低迷了十多年。

中國2010年的社會發展水平相當於日本1960年代後期水平，相當於韓國1990年的水平。但2010年人口普查顯示中國兒童撫養比只有22%，而世界平均為41%，除中國以外的發展中國家平均為51%，日本1970年為35%，韓國1990年為37%。說明中國未來的人口負債非常嚴重，停止計劃生育已經刻不容緩。

有人說，停止計劃生育雖然能夠降低老年撫養比，但同時也增加了兒童撫養比，反而提高了總撫養比，不利於經濟的發展，儘管中國出現老年化，但在今後幾十年總撫養比仍然不高。

其實總撫養比太低並非好事。總撫養比太高意味着『不堪重負』的人多，太低意味着『遊手好閒』、『無所事事』的人多，都不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總撫養比低於50%，意味着消費人口不足，勞動力『額外過剩』，會出現高就業壓力。

【孟子·滕文公上】：『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意思是，有穩固產業的人才會有道德觀念和行為標準；而沒有穩固產業的人就會放縱自己，違法亂紀。現在各國政治家們也知道『恆產』對社會穩定的重要性，在努力培植中產階級。其實從人口學角度看，將總撫養比穩定在在50-60%並保持出生性別比平衡是最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相當於讓大家都有『恆產』：一方面由於消費結構合理，大家都有工作這一『恆產』；一方面由於兒童撫養比較高，性別比平衡，大家都有孩子和婚姻這兩大『恆產』。讓老百姓都有這三大『恆產』，是最高層次的維穩。美國1950年以來就一直維持在50-60%，1980年代的中國（當時社會比較和諧）和現在的印度的總撫養比也都是在50-60%，2010年世界平均總撫養比為52%。

但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中國2010年出生性別比仍然高達118，總撫養比只有34%（日本歷史上最低的時候也還有43%），在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是目前和今後社會不穩的人口學基礎。中國目前之所以失業問題還不嚴重，是因為國際社會給中國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但是中國目前這種外向型經濟已經走到了盡頭，一方面是年輕勞動力正在快速減少（年輕勞動力的消費給中老年人提供就業機會也減少），19-22歲人口從2009年的0.94億的頂峰後快速下降到2018年的0.58億，9年之內下降差不多40%，大量的企業將轉移到印度等年輕勞動力豐富的國家（等到印度勞動力中第二產業從業人員由目前的14%增加到中國這樣的28%的時候，將徹底改變世界製造業的格局）；另一方面是發達國家由於人口結構老化，購買力下降。這兩方面原因將導致國際社會提供給中國的就業機會減少，大量中老年勞動力將失業。中國將出現『年輕勞動力短缺』和『中老年勞動力過剩』長期並存的局面。

中國經濟要持續發展，只能依賴內需，既需要增加消費者數量（通過停止計劃生育），又需要提高人均消費能力。重慶邊做蛋糕邊分蛋糕，其實就是提高人均消費能力。

如果中國能在今後十多年將兒童撫養比提高到30%以上，將總撫養比提高到50%左右，那麼中國的人口結構、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將大為改善。但可惜是，即便停止計劃生育並千方百計鼓勵生育，也不可能做到這一點。意味着即便中國的內需市場全部挖掘起來，由於消費者數量的不足仍然難以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那麼廣東等沿海地區就必須繼續發展外向型經濟，做好蛋糕賣到國外去，以緩解國內就業壓力。

因此，從人口學角度看，重慶分蛋糕和廣東做蛋糕並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全國一盤棋，既發展內需經濟，又拓展了國際市場，有利於全國人口的合理分布、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的穩定。如果將廣東模式和重慶模式結合在一起，再加上停止計劃生育，那麼就是完美的中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