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為什麼反對"法治"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農曆八月廿七>--前479年4月11日<農曆二月十一>），字仲尼，排行老二，漢族人，春秋時期魯國人。孔子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他編撰了我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春秋】。據有關記載，孔子出生於魯國陬邑昌平鄉（今山東省曲阜市東南的南辛鎮魯源村）；孔子逝世時，享年73歲，葬於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載於語錄體散文集【論語】及先秦和秦漢保存下的【史記・孔子世家】。

在中國法律演進史的初期，曾發生過一場著名的且至今仍不乏現實意義的『大討論』：是否需要把法律公之於眾。率先提倡法律公開，並把這個理念付諸實踐的著名人物是鄭國的子產；23年之後，晉國的趙鞅等人又有同樣的舉動。孔子則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子產、趙鞅要把刑法鑄在銅鼎上，讓公眾知曉，叔向、孔子則明確反對『鑄刑鼎』，這就是爭論雙方的基本觀點。

在2500年後的今天，我們都知道，法律公開是一個基本的法治原則。為什麼在中國法律史的源頭，一個小國的政治實踐者(子產)就提出了如此『先進』的法治理念？為什麼孔子反而要拒斥這種『先進』的法律措施？有一些教科書把孔子反對『鑄刑鼎』的原因，簡單地歸結為『思想落後、保守，代表了奴隸主階級的利益』，這顯然不足以說明問題的癥結，既低估了孔子的人格，也無助於同情地、語境化地理解孔子的思想傾向。

按照【左傳】的記載，子產是春秋時期鄭國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鄭國的政治舞台上享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據說，即使在個人生活中，子產也足以為人楷模。譬如，他遵循各種禮儀，過着具有德性的日常生活，因而獲得了孔子的高度讚賞。但是，作為政治人物，子產心中還有一個致命的隱憂，那就是鄭國的生存危機。在相互傾扎的列國環境裏，鄭國雖然歷史悠久，文化古老，卻地域狹小，實力不足，始終處於強大的鄰邦楚國與秦國的威脅之下，危如累卵。身為鄭國政界的中流砥柱，子產的第一要務就是要保障鄭國的生存權。然而，當時的鄭國與其他國家一樣，都處於禮崩樂壞的大潮中：上層的肉食者們相互謀殺，離心離德，衝突不斷；下層民眾也就像一群無頭蒼蠅，漫無目標，一片混亂。在這樣的國內形勢下，鄭國的國力日漸衰敗，社會生產力急劇下降。為了扭轉這種趨勢，子產出台了多項政治改革措施，其中之一就是『鑄刑書』：把法律刻在銅鼎上，讓法律向所有人公開。根本的目標就在於以統一的法律來重建基本的社會生活秩序，實現由亂而治的轉向。

獲悉子產推行的這項改革措施之後，晉國政治家叔向很快就派人送來一封信，他在信中指責子產並認為：古代的聖王不制定刑事法典，主要是害怕民眾滋生訟爭之心；民眾若有訟爭之心，必然拋棄傳統的禮義，紛紛引征刑法文本；為了毫末之利，必將爭執不休。這恐怕不是國家長久之徵兆。面對叔向的批評，子產在回信中寫道：『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這就是說，我的才能很有限，不能為子孫後*慮，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拯救當下的危局。

沒想到在23年之後，晉國的趙鞅等人又要『鑄刑鼎』，這就引起了孔子的抗議。雖然史書上並沒有記載孔子對子產的批評，但在【左傳】的『昭公六年』與『昭公二十九年』中，分別記載了叔向對鄭國子產『鑄刑書』的批評以及孔子對晉國趙鞅等人籌劃『鑄刑鼎』的批評。把這兩個相去不遠的歷史事件結合起來，我們可以看到那個時代關於是否『鑄刑鼎』的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子產、趙鞅主張制定並公佈法律，叔向（叔向，姬姓，羊舌氏，名Z，字叔向。春秋後期晉國賢臣，公族大夫，是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孔子反對制定並公佈法律。

為什麼孔子反對制定並公佈法律？孔子提出這樣的觀點，是堅信自己的『職業倫理』的必然結果。我們也可以說，孔子在恪守『以倫理為業』，這才是孔子的命根子。孔子對於貴族的倫理先鋒隊的信心，強調『倫理先鋒隊』對民眾的領導，類似於真正的政治家對於政治的信心，真正的學者對於學術的信心，真正的宗教信徒對於宗教教義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說，孔子的角色類似於一個佈道的宗教領袖。與之對立的子產身處廟堂之高，耳聞目睹的儘是禮崩樂壞的現實，對於當時的『貴族先鋒隊』早已失去了信心；無可奈何之下，只好另闢蹊徑，把建立政治秩序的希望寄托在超越於貴族與民眾之上的法律。這就是雙方各自的長處與局限。

是否『鑄刑書』、『鑄刑鼎』，表面上看是一個單純的法律問題，深層卻體現了早期法家與早期儒家關於法律、關於國家治理的不同立場。同時，在這個問題的背後，實際上是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對峙，政治家倫理與思想家倫理的分野。如果說子產的選擇，反映了現實主義的、政治家倫理的思維方式，那麼孔子的態度，則體現了理想主義的、思想家倫理的思維方式。（陳令申 中國網專家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