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辯證法的要義有三
一，不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而是自覺地看到矛盾的雙方； 二，清晰地把握對立雙方存在的條件，以及相互轉化的條件； 三，在對立基礎上實現統一，創新性地解決矛盾。 哲學的本義是『愛智慧』，『愛』是一種行為、一種態度、一種崇尚和執著的精神。愛智慧，只有『愛』是不行的，必須要有手段或『橋梁』，也就是好的方法才能達致智慧。在方法薈萃的世界裡，辯證法當執牛耳。愛智慧而不懂得辯證法，無異於『愛』而不得其『法』。 以辯證法求智慧，不能只限於辯證法的概念或理論，那只是關於辯證法的知識。只有『化識為智』，將辯證法知識化作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手段和精神，辯證法才能成為抵達智慧的橋梁。那麼，如何做到『化識為智』呢？首要的一點，就在於掌握辯證法的作用機理。 『兩面神』思維，助你走出『牛角尖』 在西方文化里，辯證法被俗稱為『兩面神』思維。中國古代辯證法家創造的『負陰抱陽』、『有無相生』、『反者道之動』、『物盛而衰，樂極生悲』、『物極必反』等思想，西方古代辯證法家概括的『散而又聚，合而又分』、『在圓周上，終點就是起點』、『海水最乾淨，又最髒：魚能喝，有營養；人不能喝，有毒』、『最美的猴子同人類相比也是丑的』等思想，都是辯證地看到了事物的兩面性。既然『兩面』通觀，就不難得其中道，所以，辯證法是達致中道的智慧。 我們都知道，作為方法的辯證法是與形而上學相對立的。形而上學方法的致命缺陷就是只關注問題的一個方面，而不關注問題的另一方面。辯證法則相反，通觀問題的對立面。 塞翁在『失馬』事件後表現出來的態度，就是通觀禍福兩面而達致中道的智慧。在別人看來，家裡的馬丟了，一定很懊惱。面對前來勸慰的鄉鄰，塞翁並不悲傷，而是說：『誰知道是禍是福呢？』過了一年，塞翁丟失的那匹馬不僅自己跑回來了，還帶回來一匹可愛的小馬駒。鄰人紛紛來道賀，塞翁卻未喜形於色，而是說：『誰知道是禍是福呢？』塞翁的兒子從馬上摔下來，腿折了，鄰人來安慰，塞翁十分平靜地說：『誰知道是禍是福呢？』過了一些時候，塞外發生了戰爭，朝廷徵集青壯年入伍。塞翁的兒子因腿部殘疾而免於應徵。應徵的青壯年大多戰死疆場，塞翁和他的兒子卻倖免於難…… 塞翁超越了孤立的『福』或『禍』的時間和空間看問題，考慮到了事物有可能出現的極端變化，不鑽牛角尖，不走死胡同，處事深遠，胸襟豁達，『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顯示出的正是一種中道在握的智慧。 只有條件把握準確了，看法才能正確 當然，『塞翁失馬』中『禍』與『福』的轉換是十分偶然的，但是，正是那些偶然的因素促成了後來種種變化的結果。辯證法並不止於對事態的靜觀，而是特別注重把握對立雙方相互依存和轉化的條件關係。 有則小故事說，古時一位秀才，在朋友聚會的唱和中突然冒出一句『柳絮飛來片片紅』，引來了一片嘲笑聲。柳絮是白的，怎麼可能片片紅？就在那位秀才陷入窘境之際，一位朋友站出來說：『這是前人的名句，全詩是：廿四橋畔廿四風，憑欄猶憶舊江東。夕陽反照桃花塢，柳絮飛來片片紅。』眾人齊聲喝彩。在『夕陽反照』的條件下，白的柳絮變紅了。正像這首詩給我們的啟發一樣，現代辯證法在繼承古代素樸辯證法通觀兩極精髓的同時，更強調對『兩極』存在條件的把握。只有條件把握準確了，看法才能正確。 抗日戰爭初期，『亡國論』和『速勝論』是當時中國社會的主流論調，毛澤東卻得出了不同於常人的『持久戰』論斷。這個論斷是建立在這樣的條件把握之上的：中日戰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在20世紀30年代進行的一場決死的戰爭。『敵強我弱、敵退步我進步、敵小我大、敵寡助我多助』，因此這場戰爭會經歷防禦、相持、反攻三個階段。在不同的階段，我們應該採取不同的戰略方針。經過持久戰，最後的勝利一定是中國的。鐵的事實證明，毛澤東的『持久戰』論斷勝利了，這也正是辯證法的勝利。 創造條件，主動促成轉化 仍以『塞翁失馬』為例。在現實中，促成『禍』與『福』轉換的偶然因素不一定能構成必然關係，也就是說，如果失卻了其中的某一偶然因素，促成『禍』與『福』轉換的『條件鏈條』就會斷裂，『禍』與『福』之間就難以相互轉換，那麼，其中的『壞事』畢竟還是『壞事』，『好事』也還是『好事』，雙方是不會隨着時間的流逝而自動地向對立面轉化的。要變『被動』為『主動』，就需要首先弄清楚促成兩極轉化需要哪些條件，然後主動創造條件，從而生成你所期待的結果。 宋代真宗時，皇城失火，宏偉的昭應宮被毀。大臣丁渭受命修復皇宮。施工時間短，任務重，既要清理廢墟，又要挖土燒磚，還要運進大批建築材料。怎樣才能完成這樣繁重而又緊迫的任務呢？經過思考，丁渭想出了一套『變廢為寶』、事半功倍的施工方案：先把皇宮前大街的土挖來燒磚，大街成了一條河溝；然後把卞河的水引入河溝，用來運輸木材和其他建築材料；皇宮修好後，放掉水，將廢墟留下的殘磚斷瓦等填入河溝，修復街道。這樣，挖河一舉，使得取土、運輸和清理廢墟這三個孤立的問題聯繫起來，實現了『弊』與『利』的轉化，加快了工程進度，提前修復了皇宮。 總之，辯證法是通向智慧的『橋梁』，其要義有三：其一，不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而是自覺地看到問題的兩個方面，即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的矛盾的雙方；其二，片面而『深刻』的形而上學方法不好，『全面』但膚淺的素樸辯證法也不好，現代辯證法的精義是清晰地把握對立雙方各自存在的條件，以及相互轉化的條件；其三，在對立基礎上實現統一，即在充分把握對立雙方存在和轉化的條件之後，創造條件，創新性地解決矛盾、消解矛盾，達到和諧統一。 王習勝（作者為安徽師範大學教授） ・延伸閱讀・ 辯證法內蘊的三重智慧，是有標準、講正理的智慧，不是那種『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的狡黠。 在一些人看來，春秋末年鄧析所持的『兩可之說』極其『智慧』，而【荀子・非十二子】卻指責鄧析『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奇辭』，但又承認『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 據【呂覽・離謂】記載：鄭國有一富戶，家裡人淹死了，有人得到了這具屍體。富家人想贖回這具屍體，但得屍者要價太高，富戶向鄧析求教。鄧析對他說：『你放心吧，這個得屍者（除了你）是不會賣給別人的。』得屍者聽到後急了，也求教於鄧析。鄧析又回答說：『你放心吧，那個富戶從別處是買不到這具屍體的。』富戶急於贖屍，否則屍體會腐爛；得屍者也急於賣屍，否則腐屍會成為麻煩。鄧析抓住了贖屍者和得屍者雙方所存在的矛盾：一個想以低價贖回，另一個想賣得高價；雙方都因此而既急又不急，故而操『兩可之說』，對雙方都以『安之』答覆。但屍體腐爛這一客觀事實是不以雙方主觀立場、目的而變化的，雙方都以『安之』處之，最終必然都不能『安之』。所以，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智慧，而是積累甚至激化矛盾的餿主意。 來源：光明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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