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戶式婚姻不只反襯人性卑劣 更顯制度之殤

隨着北京海淀法院的判決塵埃落定，外地女子王某的『長安夢』碎了一地：為了落戶北京，王某與精神病人小張登記結婚。後被張某監護人發現，起訴到法院。日前，法院以『婚前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婚後尚未治癒的，婚姻無效』為由判決二人婚姻無效。（6月10日【京華時報】）

為了成為真正的『北京人』，不惜尋求精神病人的『幫助』，通過『婚姻捷徑』獲得一個京城戶口，該名外地女子這種攻於算計的做法令人生厭。然而，刨去道德層面的價值判斷，當『黃粱美夢』遭遇『夢醒時分』，我們還是多少能夠從中讀出一絲個體的悲愴與哀鳴。

必須承認，儘管『逃離北上廣』的說法日漸高漲，但相比零星的離場者，更多的人則像飛蛾撲火般湧向這幾座代表着繁榮與進步，交織着理想與欲望的大都會。然而，森嚴的戶籍壁壘卻使他們不得不舔舐『久在異鄉為異客』的苦澀。

於是乎，找『潘俊薄巴林』結婚便成了許多外來者，特別是弱勢女性的重要法門。當『落戶式婚姻』成為一種現象，與其說是『人性之惡』使然，毋寧說是拜社會現實所賜。

一方面，巨大的區域差異、不均的資源分配使得北上廣擁有了其他地方不具備的城市魅力。別的不說，單就教育一項而言，根據北大法學院的一項研究課題得出的結論，安徽考生考進北大的概率只有北京孩子的1%。換句話說，落戶北上廣是每位『理性經濟人』趨利避害的必然選擇。

另一方面，堅硬的戶籍政策卻在各種堂皇理由的裝扮下徒增着遷移者的『機會成本』。對此我們不禁要問：既然接納了外來者的勞動與稅收，憑什麼不讓他們分享自己的資源與福利？要是沒有戶籍政策的阻礙，誰會願意嫁給精神病人？

由此而言，王某不過是現實『子宮』中孕育出的一個『被侮辱和被損害』的悲劇人物。如果區域間的發展失衡得不到改變、戶籍壁壘不能夠徹底破除，那麼『落戶式婚姻』便不可能徹底消失。（王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