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道，有道還是無道

歷史上，多數人對馮道這個人非常不齒，史料中每每提到他，往往都只有負面的評價。宋代的歐陽修曾在【新五代史】中罵馮道『不知廉恥為何物』。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裡也說他『乃奸臣之尤』。然而在近代民主思想傳入中國後，有些歷史學家對馮道做出了不同的評價，如南懷瑾、樊樹志等，認為馮道『見風使舵』的行為在動亂的五代十國中，無論是對於歷史的發展，還是文化的保留，都是功大於過。

那麼，馮道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究竟是有道還是無道呢？

馮道一生曾侍奉五朝、八姓（八個家族）、十三帝，前後為官四十多年，拜相二十餘年，而且官越做越大，爵越封越高，上耀祖宗，下蔭子弟，人稱『官場不倒翁』。

說他無道，大抵有兩點原因。首先，認為他沒有政治道德，所謂『有奶便是娘』，不忠不義，沒有一點兒中國古代讀書人的氣節。其次，是他對契丹卑躬屈膝的態度。石敬瑭曾派馮道出使遼國，以表示對父皇帝的尊敬，馮道毫不猶豫，說：『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契丹主讓他留下時，他又不肯義正詞嚴地直接拒絕，還稱『南朝為子，北朝為父』。分明一臉奴才相！

按照如此標準來看，馮道的確是個不折不扣的大奸臣。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我們不妨結合史實分析一下。馮道曾多朝為官，是個經驗老到的政客，如果按照我國古代正統思想來看，他的確不忠不義，喪盡了讀書人的氣節。但是單單這樣看未免忽視了客觀歷史條件：那是一個異常動亂的年代，短短的八十餘年，皇帝不知道換了多少個，而且都是邊疆的少數民族。當時就相當於由外國人統治中國，他一個中國人，是否應該『忠』？如果應該，在朝代的頻繁更迭中，在一個比一個殘暴昏庸的皇帝中，他要選擇哪一個作為『忠』的對象？反過來看，無論哪個朝代的君主都請他去做官，更證明他實實在在是個好官，是肯為老百姓做事的人，在這八十年的大亂里，他『不忠』為百姓帶來的好處該是遠多於他『忠』帶來的好處的。再說契丹一事：首先，他不曾參與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的賣國勾當，和石敬瑭那樣的賣國賊是有本質區別的。其次，無論他嘴上怎樣說，心裡還是非常不想留在契丹的，他的恭維不過是韜光養晦的一種手段。後來遼主耶律德光入開封，任他為太傅，使得他能夠在暗中保護中原人士，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契丹的殘暴統治，在複雜的形勢下減輕了契丹入侵帶來的破壞。

再看馮道其人：首先他的人品基本沒有問題。『品行純厚，不恥清貧，侍親孝而為學勤，頗有古風。』為人簡樸，不貪財。其次，他的確是個好官，能真正為百姓做些實事，他不但時時規勸皇帝關心百姓疾苦，而且在他擔任宰相後，『凡孤寒士子、抱才業、素知識者』，都得到提拔重用，而唐末的世家顯貴，品行不正、辦事浮躁的人必定被抑制或冷遇。另外，他還主持國子監【九經】的刻板印刷工程，歷時22年未曾間斷，是中國歷史上首度大規模以官方財力印刷套書。即使改朝換代，只要馮道不倒，印書的進程就沒有耽誤。

而『忠』也完全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分析。一個生於亂世的知識分子，難道非要『君有過則強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才算得上實現了自己的價值、才算得上是忠嗎？如果國家一滅亡大臣們就都應該跟着去死，那麼在那混亂的八十年裡凡是能有所作為的人都死光了。或者躲到深山老林里，等天下太平了再出來愛國，安享太平？這樣的『忠』，是司馬光和歐陽修所謂的『忠』。我想馮道的心裡，也是有『忠』的標尺的，就是以百姓的利益作為最根本的前提，打破狹隘的國家和民族的觀念，怎樣對百姓有好處，他就怎樣去做。宋代名臣范質曾讚揚他：『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

一千個人眼中就有一千個馮道，對於他的是非功過我們無法定論。但無可否認的是，他是個聰明人。他在自傳中曾說過自己的一生『奉身即有餘矣，為時乃不足』，並且還預言到後人對他『知之者，罪之者，未知眾寡矣』！長樂老人但求問心無愧，功過就留與後人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