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建軍：『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態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和』與『同』是先秦時期兩個重要的哲學概念。和同之辨早在西周末年【國語】、【左傳】中就有明確記載。孔子有關和同之辨的理論，是對前人學說的一種繼承和發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和而不同』是孔子理想人格的一個重要標準。和與同的區別，在於是否承認原則性和差異性。承認差異，有差異性的統一才是『和』。『和而不同』,被公認是典型的中國哲學智慧。『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態反映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甚至一個時代的包容性和開放性，是文化發展和繁榮的必不可少的保證，也是新的歷史發展時期處理好各種文化關係的理論依據。

以儒家文化爲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正是『和而不同』、海納百川的文化心態的歷史體現。孔子創立儒家學派，在對傳統文化進行全面反思的基礎上，提出了『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的文化理想。但是孔子並未一味求『同』於周禮，而是在對三代文化的『損益』、『因革』有著清醒認識的基礎上，採取了取其所長、擇善而從的態度。整個儒學的發展史也充分體現了這一特徵。戰國中後期以來，儒學的所謂的『駁雜不純』的特徵就日漸明顯。漢代以後所謂的『獨尊』的儒學，也是儒、道、墨、法、陰陽等等諸子思想的結合體。實質上，自漢代開始，陽儒陰法或者說儒顯道隱，一直是中國文化發展的特徵，而其他諸子學說，也一直是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脈脈潛流，從而成爲中國文化的不竭源泉。

文化心態體現爲一種社會心態。『和而不同』還表現在中華文化在對待外來文化的態度上。漢代以來，隨著中國本土道教的產生以及印度佛教的東來，在中國逐步形成了儒、釋、道三教鼎立以至三教融合的局面。這期間從對立到交融，是經過了一個長期過程的。後來的伊斯蘭以及基督教的傳入也屬於這種情形。自從16世紀末葉以來，中國的傳統文化又得以在與異域的文化的交鋒中實現了交融，從而使得中華文化更加豐富並發展。

『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態有助於人們對文化的發展有清醒的認識和目標。全球化使今天的世界文明面臨著兩個課題：一方面，積極尋找各種文明間深層對話、溝通與理解的文化路徑；另一方面，民族性的存在和堅持也同樣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和必要。『文化全球一體化』與『文化全球多元化』使文化價值的發展陷入一種悖論之中。於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與『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這樣一個時代性的課題密切相關，『全球化狀態下的中國哲學』、『全球化與中國文化向何處去』等探究在中國學術界極被關注。

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認爲，冷戰後的世界，衝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衝突』。大多數學者都不約而同地關注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態的重要意義，如張岱年的文化『綜合創造說』、張立文的『和合學』。費孝通主張應一視同仁地看待各種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中華文明在全球化時代將扮演怎樣的角色、起到怎樣的作用？『和而不同』就是我們的哲學依據，『尋找現代文明的普遍標誌和中華文化的契合點』、高揚『文化自覺』、實現傳統文化的『綜合創新』，應是我們對待中華文化的理性而現實的態度。

『和而不同』文化心態的價值追求是『有容乃大』。當今中國的文化建設，既不可避免地要面對數千年形成的傳統文明，又要面對高新科技浪潮的衝擊，還有急劇動盪的世界局勢。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在這樣的情況下，從『文化自覺』到實現『和而不同』，必須處理好幾個『要』和『不要』的問題：諸如：要充滿自信，看到中華文化極其豐富的優秀成分，同時要敢於正視中華文化中也含有一些糟粕成分，因而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要自覺吸收外來文化中對我們的文化建設有益的東西，而不要希望全盤西化等等。這樣，才會使我們的新文化既具有濃厚的民族性，又具有高度的智慧性。

【中庸】云：『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和而不同，共同發展，建構一個和諧的現代社會，正需要這樣的文化心態作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