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前曾希望落叶归根 魂归津门故里
我们的父亲周汝昌 作者：本报记者 何玉新 实习生 李意 口述实录 历史既是由风口浪尖的人写就的，也是由无数小人物的奋斗史构成的。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酸甜苦辣，他们的人生命运，都应该是媒体关注的――这里讲述的是亲历者自己的故事。 ■ 时间：5月31日 ■ 地点：北京朝阳区周汝昌家 ■ 讲述：周汝昌先生子女： 周喜临、周月苓、周丽玲、周伦玲、周建临 感受讲述者 红学大家的朴素小家 5月31日凌晨1点59分，周汝昌先生在家中溘然辞世，享年95岁。老人留下遗愿：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 周汝昌先生的家，位于北京朝阳区一栋老式六层红砖楼中。进入单元门，仿若一下子穿越到上世纪80年代。小客厅里摆放着旧沙发、旧书架、小铁床和老式写字台，任何能放东西的地方都堆满了书籍纸张。三女儿周伦玲说，父亲的这些东西我们谁也不让动，他虽然近乎失明，但却知道哪一件东西放在哪里。 一张老式折叠圆桌支在中间，上面摆放了一幅周汝昌先生的照片。就是在这张普通到已经被绝大多数家庭淘汰的圆桌上，周汝昌完成了他晚年的大批著作。 周伦玲给我看周汝昌先生生前的笔迹。那些写在打印纸、复印纸或废信封上的字，有的几个字摞在一起，有的又离得很远，有的根本认不出是什么字。因为老人晚年几近失明，这些字句藏在老人心中，写出来后，却已无人能够“破译”。 周汝昌先生1918年4月14日生于天津咸水沽镇。1939年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1941年因日军占领燕京大学而中断学业，1947年复试回燕京大学继续学习。1953年9月，他在华西大学外文系任教，并在棠棣出版社出版了新书《红楼梦新证》，此书被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是近代红学的奠基之作。他另出版有《曹雪芹传》《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献芹集》《石头记会真》《和贾宝玉对话》等数十部专著，涉及红学领域各个层面。他根据脂砚斋批语提供的线索，阐述了他对《红楼梦》八十回后内容的研究成果，展现了一个完整的真本《红楼梦》。 周汝昌先生自号“解味道人”。这正是曹雪芹的自况：“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以“解味道人”字号，或许可以说明，周汝昌先生已是将曹雪芹当作了人生知己。 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张条幅，落款五个字：天津周汝昌。房间的窗子上还挂着大红的吊钱儿。周伦玲说，北京没有卖吊钱儿的，每年过年天津的亲戚都会给他们寄过来，按照天津的风俗，春节后吊钱儿就揭掉了，但是父亲一直都不舍得揭，都要留到第二年春节，再换新的。 周汝昌先生一生眷恋故乡天津。2004年纪念天津建城六百周年，他为《天津日报・满庭芳》“沽上丛话”专栏撰写了一组名为“六百春秋话天津”的文章。他是从天津走出去的红学大家，一生热爱家乡，几十年来发表了无数歌颂天津的诗文。如今，儿女们也表达了父亲的遗愿，如果可能，老人想魂归故里，落叶归根。 父亲，院里的孩子都喜欢他 父亲一生情系《红楼梦》，我们与父亲之间的感情也因红学这根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遗憾的是，父亲付出的太多，而我们做子女的，却无法分担他肩负的重荷。 小时候我们住在北京东城北面门楼胡同，一家人两个男孩子，三个女孩子。父亲喜欢小孩儿，只要他一到院子里，全院儿的孩子马上围过来，缠着要他讲《三国》，讲《西游记》，讲神话故事。父亲给我们买了好多小人儿书，一天一本讲给我们听。二女儿是学英文的，父亲还用英语给她讲《茶花女》。现在回忆起来，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父亲都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那时父亲很少给我们讲《红楼梦》，因为比较难懂，一个大家庭数百口人的琐碎生活，孩子们理解不了。 我们后来觉得自己的父亲有点儿了不起，是因为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讲《清明》这首诗。那时我们家刚有收音机，听到父亲的声音，顿时对父亲增加了一份敬意。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随后父亲的书出版了，慢慢我们就觉得父亲不是一个太简单的父亲。父亲借来很多资料，我们姐妹就帮父亲把资料抄写下来。 我们兄弟姐妹学习都非常好，有时候我们告诉父亲考试得了多少分，他只是笑笑，觉得自己的孩子就该这样。姐姐上大学，妹妹上高中，都是父亲帮我们选的专业。我们有时候英文题答不出来，问父亲，但父亲告诉我们的答案却和老师的回答不一样。于是我们就都不问了，问了老师不给全分啊。长大后才知道，父亲不按教科书走，而是有更深层面的理解。 父亲被关牛棚、去干校，我们就没见过他。后来就是上山下乡，大姐去了天津葛沽，二姐去了大学下边的农场锻炼，三姐去了延安插队，小弟去了内蒙古建设兵团，唯一没走的大哥，因为是聋哑人才留在北京。三姐在延安给父亲写信，大意是你要好好交代问题，改造思想，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定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父亲回信说，要我们听党的话。 我们几个孩子没有得到全部的正规教育，父亲觉得特别遗憾，他不光是为我们，是为我们这一代人惋惜。我们接不了班，只能帮他整理整理东西。假如说我们受到好的教育，能协助父亲，父亲也不会这么辛苦。 原先我们对父亲有怨言：“你就知道《红楼梦》，你知道儿女有什么事吗？”其实父亲不是这样。父亲说：“我怎么能不关心你们，忘了你们？”三姐从插队调到工厂，别人给介绍了一个对象，觉得不是很好，给父亲写信。父亲为这个问题给三女儿写了无数封信，说这是缘木求鱼，让她赶快扭转方向。 这些年三姐一直负责照顾陪伴父亲，她一礼拜回自己家两天，父亲对她有感情，回家两天，父亲每天都给她打电话，说我今天身体很好，你不用惦着，听听我的声音多洪亮！然后还汇报今天他做了什么事情。然后问三女儿你今天身体怎么样，没不舒服吧？这里面都藏着父亲对子女的一份情感。 曹雪芹，我家每年都给他过生日 父亲大多数时间只想着《红楼梦》，张口闭口《红楼梦》。父亲喜欢石头、木头。一是因为他老家开同立号木匠铺；二是父亲研究大观园，中国园林最早就是木石山庄，有醒石有醉石，一脉相承，这是多层次的呈现。 年轻时，父亲对《红楼梦》的研究始于《懋斋诗钞》。这是曹雪芹的好友敦敏的诗集，胡适先生已经访得了敦诚的《四松堂集》，只是寻不着《懋》集。父亲到图书馆去寻找，不料一索而得。在这本集子里，他发现了六首与曹雪芹直接有关的诗，就此写了一篇《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的文章，在老师顾随先生的推荐下发表在《民国日报》上。 胡适先生读了此文很高兴，写信给父亲。由于胡适对父亲的考证结论只一半同意，一半否定，父亲那时少年气盛，又发表了一文与之争辩，并与他通信讨论。两人一共七次信札往来，父亲又冒昧地向胡适提出，借阅他珍藏的甲戌本《石头记》，没想到胡先生二话没说便应允了。自此，父亲正式开始了研究红学的坎坷征程。 父亲回忆说：“我和胡先生争，胡先生大度，一点都不在乎我说的一些少年气盛不太客气冒犯的话。大学者，仍然平等待我，并且表示你要想做这个工作，我尽我的可能帮助你，借给你书。”1948年暑假，父亲回到天津咸水沽老家整理自己的研究成果，《红楼梦新证》初稿，是摘记在各式各样的纸条上的，需要一张张抄录在稿纸上，这件工作就是在天津完成的。 1953年，《红楼梦新证》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连印三版，产生了很大影响。毛主席也读过这部著作，并在考证“胭脂米”出处的一节文字旁加了密圈。但《新证》自出版后便命运多舛。1954年全国《红楼梦》大讨论，胡适被批倒。父亲的《新证》也受到严厉批判。 终于等到《新证》再度被重视，父亲将《新证》由初版时的40万字修订至80万字。连累带急，还有些许兴奋，父亲的眼睛突然失明了。去协和医院检查，双眼视网膜脱落，医生的诊断是终生不能再搞文字工作。医生让他开刀，他说我回家，他怕如果做坏了，就再也写不了东西。 周总理闻知后，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定要给父亲找个好医院，不能让周汝昌失明。于是，协和医院最有名的大夫给他做手术，右眼幸免，视力维持在0.01，左眼完全失明，但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三姐从外地请假赶回北京，父亲躺在病床上，双目包着纱布，仍让她帮自己读原稿，口述处理意见。这些内容当时对三姐来说就像“天书”一样，只能是父亲说什么，她记什么。 父亲研究一辈子《红楼梦》，他的思想和《红楼梦》是相通的。父亲小时家里也有两个院子，种着花，兄弟几人也是吹拉弹唱，也许曾有过《红楼梦》那样的场景再现。他是以身心来研究《红楼梦》的，他的终极目标是把《红楼梦》有关的事情都研究透了，才能研究《红楼梦》的思想高度，不能光是形骸，没有高度。 曹雪芹是农历四月二十六生日，我们家每年都会在这一天纪念一下。父亲从《红楼梦》里考证出他是闰四月，而今年正好闰四月，遗憾的是父亲没能等到曹雪芹的这个生日，所以我们全家儿女到那天还会继续给曹雪芹过生日，告慰父亲。 父亲的要求都在精神上 父亲临终前三两天，我们给父亲找药。有人说，父亲是大师级的人物，应该有这个待遇，只要他给领导写信，药一定没问题。我跟父亲说这个情况，父亲根本没管自己，说：我要是给领导写信，我就是要助手！我们也只能叹气，您身体都这样了还要助手。 那时候有领导来我们家，跟父亲说，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我父亲绝不说，你给我解决房子。他一个文化人思想不在这上面。他吃饭也不在乎什么，只要烂糊、能咽下去就行。穿衣服还不愿意穿新的，嫌新的捆得慌。他认为这些都是俗礼。他写过张伯驹，说“张伯驹无俗礼”，来客人直接登堂入室，走了也不打招呼。父亲也是向他看齐，他所谓的要求都是在精神上，对这些物质不感兴趣。 父亲喜欢接受新事物，喜欢跟年轻人聊天。每次有人来家里，他都让人家给他读新闻，读书。他一点也不落后时代，很多新词他都懂，也总让我们上网给他找东西。他每天还会问我们报纸上有没有关于文化方面的新闻。 2000年左右，父亲出了十几本书。最开始写《我与胡适先生》，几个星期初稿写出来，三个月就写完了。刚放下这本，《和贾宝玉对话》又是几十天的时间就写完了。还有一个《红楼梦》里所有的诗词，很快就出来了。外界有人对父亲一年出这么多书有非议，我们都不解释，他们没有真正接触过，不了解父亲脑子里到底装了多少东西。我父亲同时写六七本书，我们几个孩子每人手里都在协助他弄两三本书，有疑问就问他，他马上就能解答。父亲说，你看我的脑子多好用呀。 那时各个出版社也来要稿，父亲精神好，心情也好，他在讲一个主题的时候，同时会再考虑下一个主题。我们帮他记录的时候，他说不了多长时间就叫停，马上说另一个，因为他总说一个觉得烦。他的很多文章都是同步进行的，晚上躺床上，他又考虑另一个问题。我们也知道父亲在世的时间不长，我们就是想展示父亲各个方面的学术成果。 虽然我们也学到了父亲的一些治学方法，但毕竟起步晚，基础也不好。他也惋惜，说：要是我眼睛好一会儿就干完了。有时候他觉得特别容易的事，但我们帮不了他，资料没找到，思路断了。所以后来父亲一直说想要助手，要改变工作环境。我们再用力，我们儿女围着他，帮着他，有亲情感，但这只是心理上的作用，从工作上说没有对父亲起到太大的作用。 父亲看东西只能用眼边上的余光。有时他给别人签个名，要把灯都关上，得漆黑以后靠光感才能写。我们也常提醒父亲注意身体，身体好才能一切都好。但父亲说，我活着就得写，我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我干什么呢，活着就要有意义。 这两年，父亲眼睛看不见，连楼都不下了，每天的活动就是从屋里到阳台。跟朋友都中断了联系，最多是用电脑发一封信。他和刘心武只见过两次面，父亲从精神上对他比较支持。父亲的书出来，我们便找出版社给父亲要一套毛边儿书，书页还没裁开，他拿尺子一页一页都给裁开，放到枕头边，他爱得要命。 父亲跟我们说，你给我买一套“鲁迅大全集”，我不管他多少钱，我说你看不见了，他说那我也要买，我对鲁迅有感情，我买了搁在那，那是我的寄托。最后我们也没给父亲买，很遗憾。 父亲在生命弥留之际，打起最后一点精神和小儿子说了一首诗：“九五光阴九五春，荣光焕彩玉灵魂。寻真考证红楼梦，只为中华一雪芹。”他说，“今天总算没白过。”可能他自己有预感，但他不说。父亲还向我们口述完成了他的新书《梦悟红楼》的大纲，老人觉得自己可以将这部书写完。如果条件好一点，如果再抢救及时，父亲再活五年没问题，还能再出几本书。但我们也是无力、无奈，愧对我父亲。 父亲生前希望魂归津门故里 父亲是天津人，我们的老家在咸水沽，他永远怀念故乡，怀念家乡的文化，他生前曾经说过，如果将来有一天，家乡人民会怀念他，他想落叶归根，魂归故里。父亲逝世了，我们想如果有机会，能将父亲安葬在老家，这也了了他的一个心愿。 上世纪60年代，天津就请父亲去讲过《红楼梦》；西青区成立诗社，父亲写诗祝贺；还有一年，南开区专门给父亲举办了一次书法展。父亲跟天津曲艺团演员的关系都特别好，和骆玉笙一起开政协会，骆老让父亲给写个唱词，父亲就写给她。父亲有求必应，他不认为自己是名人。他还想到天津买房，说我想在天津有个落脚地，我能多去几次。 父亲一生豁达。因为《红楼梦新证》，父亲由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调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由于这部书，他在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繁琐考证”的典型代表，1968年被关进牛棚，差不多一年后，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父亲从干校特调回京，回来的时候头发都白了。 但是当他写到干校的那段经历时，却并没有抱怨。他的任务是看护古湖边上的一块菜地。每天凌晨4点钟起来出屋，拿着一根长竹竿，将破裤子卷到大腿根，趟过没膝的水，要走很远才能到堤上。然后独坐，轰蚊子，吃带来的点心，哼唱反二黄。父亲受了那么多委屈，但落在笔上只有轻松随意，没有苦和怨。 在人们的眼里，父亲是“红学家”，似乎他一生都像个书呆子似地“死啃”红学，其实，父亲兴趣非常广泛。我们给父亲的定位，不是红学家，就是一个文化学者。 1986年8月至1987年8月，父亲应美国鲁斯基金会之邀以威斯康辛大学访问教授身份赴美一年。父亲一下飞机就开始说英文了，他喜欢英语，《牛津字典》可以背下来。到了美国之后写了一本书――《<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父亲找人家要的稿纸，在那儿写。张爱玲也是那时候看到的，后来他写《张爱玲：定是红楼梦里人》，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在美国，父亲除研究著述外，还为威斯康辛、普林斯顿、纽约市立和哥伦比亚4所大学及亚美文化协会讲解《红楼梦》，他为亚美协会的那次讲演时间一再延长，讲演的题目是“罕见的文化小说――《红楼梦》与中华文化”，100多位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坐在台下，在他讲演即告结束时，主持人提出再延长20分钟。后来香港大学的一位教授愿意匀出自己演讲的10分钟给父亲。 外界说周汝昌喜欢出头露面，喜欢上电视讲，其实他本意不是这样。最开始上央视讲，连车接都没有，在一个宾馆租的地下室录像。他就是想宣扬中华文化，他说过：“只要有三个人愿意听我讲，我都会像数百上千人听讲一样去认真对待，无分长幼贵贱。” 在央视“百家讲坛”和“大家”栏目做节目时，主持人问父亲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怎么排解？父亲回答：“回到《红楼梦》里边去，它包含了各式各样的道理，悟到了这些道理，你就明白，烦恼是很低级的东西，我们应该有更高等的精神追求。” 来源：天津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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